1937 年 7 月 7 号，清华数学教授杨武之被卢沟桥方向密集的枪声惊醒，感到甚是不安。那时，杨太太怀着杨振复，大儿子杨振宁在外读书，而杨振平、杨振汉、杨振玉最大的只有 6 岁。于是，杨武之决定尽快把一家老小送回合肥老家。路经天津火车站，杨武之看到，站台上国民革命军荷枪实弹，战争近在咫尺。

此时，蒋介石不再认为日军只是想在满洲国南部建立非军事安全区，而是断定他们真要吃掉华北。他忍无可忍，决定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奋力一击。 7 月 15 号，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会，邀请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南开校长张伯苓同去参加。大家誓师抗战，同仇敌忾，使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这一天，共产党人向国民党递交《合作宣言》，认同三民主义是中国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同时，共产党人宣布，取消一切推翻国民政府的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方式没收地主土地，并取消红军番号，自觉改编为 " 国民革命军 " ，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蒋介石立即发表谈话，凡是中国公民，只要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国民政府将既往不咎。

但 7 月 28 号，噩耗传来，第 29 军副军长佟麟阁中将和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中将，在南苑保卫战中，壮烈阵亡。一时间，这支曾镇压过一二九学潮并在清华园实施大搜捕的军队，成了民族之师。 8 月 13 号，蒋介石调集陆海空 3 军，围攻驻上海日军。然而，这纯粹是个过早发动的战争。日军很快从防守转入进攻，革命军步履艰难，很快就面临南京弃守。

在这场苦涩的较量中，两位清华校友被中国人深深记住。

　　孙立人， 1915 年考入清华，后赴美留学，在弗吉尼亚军校求学。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孙立人负伤 11 处，埋下深深的仇恨。另一位是空军英雄沈崇诲，他因坐机故障无法返航，便直冲日本旗舰，壮烈殉国。

沈崇诲 1928 年考入清华，读的是土木工程，与航空和军事无关。但在国破家亡的年代，他无法成为建设者，只能划过长空，为保卫家园而牺牲。那一天，一起执行轰炸任务的其他 6 位飞行员清晰地看到，日舰倾斜，舰尾沉入海水，随后是火药库爆炸的一声巨响，一切化为灰烬。战友们欲哭无泪，只是轰鸣着，向白茫茫的海水致以最后的敬礼。

就这样鏖战着，北京、上海、山西大同相继陷落，首都南京也危在旦夕。

拿到一份老式电报，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乘上一辆汽车，带着梅贻琦和清华政治学教授张奚若、外文教授叶公超奔向长沙。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已共组 " 长沙临时大学 " 。

国破山河在。那位讲课时两眼微闭，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的陈寅恪大师，此刻再也发不出笑声。陈寅恪的祖父是陈宝箴，父亲是陈三立，两位都是戊戌变法中湖南新政的改革领袖。当北京被日军打下，病中的陈三立老人悲愤交加，拒绝服药和吃饭， 9 月 14 号惨别人世。

陈寅恪用模糊的视力，最后看了一眼清华园，而后携妻带女，朝长沙奔去。此刻，他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清华。陈寅恪从小求学无度，无书不观，通宵达旦。他把细小的油灯藏在被褥之间，以免影响家人休息。父亲治丧，陈寅恪视力急剧下降，必须及时入院手术。但陈寅恪就像绝食而死的父亲一样，不肯在沦陷区教书。

人世就是这么难以琢磨，越是战乱，却越是昂然好学。当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开学，学术空气更浓。教授们白天上课，晚上就铺开写作摊子。就是这时，哲学教授金岳霖写出了《论道》。和所有教授一样，他满腔悲愤，并悲愤写进了书里。有人问为什么起这样一个陈腐的书名，金岳霖回答说，要让它有中国味！在他看来，哪怕是一点点中国味，都是对抗战有用的。

在 1935 年，那时就有计划，就说华北形势不好，日本人可能要侵略，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计划，在长沙设立一个分校。长沙分校的筹备的主任，就是我叔父负责的。

1937 年 11 月 1 号，长沙临时大学开课。闻一多写给留在北京的儿女们一封信，记录下了长沙临大的景象 --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蒋委员长曾经住过，但这房子并不好，刮起风来，两扇窗门劈劈啪啪打得很响，打一下，楼板就震动一下，天花板的泥土便掉下一块 -- 这封信发出不到两个月，日军攻克南京，进逼中南，长沙突然变成了前线。蒋介石急忙下令，长沙临大再次转移。抵达云南后更名为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

1938 年春天，西南联大在昆明火车西站附近的农业学校，选定第一个落脚点。很快，西南联大组建完毕，梅贻琦是校务委员会主席，胡适是文学院院长，朱自清是中文系主任兼清华图书馆馆长，吴有训是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杨武之担任数学系主任。

为了解决联大学习资料问题，朱自清从北京带来 3 万册图书，但 7000 册在重庆被日军炸毁。这可心疼坏了杨武之的大儿子杨振宁。

　　1938 年秋天，杨振宁没有继续读高三，而是以 " 同等学力 " ，考入联大物理系。杨武之是大数学家，他教给儿子的不是数学，而是数学精神。但此刻，杨武之并不赞成儿子去学数学。要记住，这是 1938 年，数学显得太不实用。因此，杨振宁的志愿先是联大化学系，入学前，又改成了物理系。

或许联大外文系教授朱光潜并不这样认为，他根本不相信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会覆灭，于是他就在炮声中写着《青春的岁月》。据说，朱先生讲诗歌欣赏， 1 小时只讲 4 行，听得人心驰神往。

这是联大经济系主任陈岱孙，不仅是他的课让人心驰，还包括他的英俊。那个时候，凡新生入学，必得高年级学生告之，陈岱孙教授上课，必在第一堂课转向黑板，在上面写下一个大大的 "Want" ，然后笔直地转回 1 米 80 的身躯，开始讲课。让女学生们迷蒙的是，陈先生 40 岁了，还没有结婚。

没结婚的，还有哲学教授金岳霖。每上第一堂逻辑课，金岳霖总是举例说： " 今天天晴，我上西山。 " 高年级学生也把这个秘密告诉新生，所以经常是教授刚说 " 今天天晴 " ，学生们就一齐喊： " 我上西山！ "

那时，日本飞机常轰炸昆明，每逢警报响起，联大师生都要向学校北边的坟地跑去，时称 " 跑警报 " 。金岳霖跑警报，把《知识论》手稿坐在屁股下。警报解除，金岳霖抬屁股就走，遗失了全部书稿。但他不屈不挠，竟在艰苦环境下，再次写出了《知识论》。

1940 年，日军隔金沙江而望，这使联大师生有了真正的动力，于是他们在联大校歌中唱道： "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 " 可以说 1940 年既是西南联大，恐怕也是全中国最困难的一年。那时，昆明人跑了一大半，因此民生凋敝，百业俱废，只是联大师生的热情不减，学风甚旺。

联大 8 年，是梅贻琦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他在 1941 年的一次会议上说：在风雨之秋，清华好像一只船，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惑；但我们相信，不久就会天明风定；那时，我们要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

抗战时期，昆明物价涨了 300 多倍，闻一多教授不得不挂牌刻图章，补足 8 口之家。即便如此，闻一多仍十分用功学问，除了上课，轻易不出门。每逢饭后，大家都要外出散步，唯闻一多总是不去，因此大家总劝他 " 何妨一下楼 " 。渐渐地，闻一多多了一个雅号，那便 ?quot; 何妨一下楼主人 " 。

　　有一天，杨武之拉着杨振复去远处的大堤散步， 3 岁的杨振复忽然说： " 将来我长大了，爸爸长小了，我也拉着爸爸去大堤散步。 " 杨武之听罢，不禁潸然泪下。

　　当民族危机感弥漫在联大四处，也弥漫在世界各地，正在欧洲留学的清华学子纷纷回到中国。大物理学家王竹溪、大数学家华罗庚和陈省身、大文学家钱钟书的到来，把最新的知识带回中国，使联大教学接近了国际前沿。就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一代风华正茂的联大学生脱颖而出，其中成绩最为辉煌的是 " 联大物理系四杰 "-- 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

这是西南联大纪念碑，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题写碑文，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创作篆文。 1978 年，联大毕业生杨振宁回到这里，一边唱校歌，一边打拍子，当他发现老同学已无法完整唱出校歌时，大为惊讶。他告诉大家，回母校，唱校歌，是他 30 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

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是杨振宁的电磁学老师，周培源教授教他力学。后来，杨振宁考上王竹溪的研究生。他曾说，我在联大本科及后来读硕士所学到的东西，比当时美国最好的大学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王竹溪教授上课时作的笔记，现在仍然有用。

1944 年，李政道考入联大物理系，这是他的一张考试卷。这份试卷并不是因为考试者后来成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而被清华收藏，它仅仅是物理学一代宗师叶企荪私下留存的一张普通试卷。试卷背后，有叶教授认真的评语。期待和担忧，尽在其中。

联大学生宿舍全部是借来的，由于人多房少，就连盐商仓库也用来当宿舍。

新校舍那个大房子 -- 当时一个大房子住三四十人 -- 那个双人床一排一排地排满。那个米相当多的是沙子稗子。穿得就更简单了，是一两套黄布制服。在临时大学的时候，发一个棉大意，就这么过冬。

梅贻琦曾说，大学之 " 大 " 不有无高楼，而在于有无大师。西南联大恰恰没有 " 大楼 " ，却是清华 90 年中，人才出炉率最高的时期。在简陋的教室里，教授必须大声喊话，才能压过风吹窗纸和雨打屋顶的声音。联大中文系学生汪曾祺回忆说，图书馆座位太少，看书多半在茶馆，昆明街头大小茶馆，都像是为数众多的联大分馆。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 ，联大校训是 " 刚毅坚卓 " ，其一脉相承的品质因为国破家亡而发扬光大。

出乎后人想象，像钱钟书这样不想建功立业的学者，也选择了回国赴难。在西南联大，钱先生清华时代 " 上课不听讲，考试总得第一 " 的故事，流传甚广，使许多人误以为天才是可以不用功的。但谁又知道，这位目空一切的大才子，在英国牛津留学时曾为博览不易看到的图书而日夜埋首图书馆，终因用脑过度，归国后长期患头晕症，每到晚间只能闭目静坐，什么事都不能干。

1939 年，钱钟书开讲《自由与纪律》。他说，人只有做好事的自由，如果做坏事，就会受到制裁。无论他是不是意指日本，学生们一定会这样想，那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年代。

1943 年，盟军全面反攻，日军已无暇空袭昆明，而退守印度的新 38 师师长孙立人也得到了充分的兵源补充。他由兰姆伽军营出发，开始反攻缅甸。他们沿途修复中印公路，铺设中印油管。这个时候，在云南目力所及的地方，已是胜利在望。

此时，政治学教授钱端升已开设《战后问题》，成为高校首创。化学教授曾昭抡热衷于
社会活动，四处演讲，有一次的讲题是《战后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化学教授讲国际政治，这在当年是一种会通。王竹溪是杨振宁的物理学导师，却编了一部中文字典，据语言学家朱德熙说，那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字典。那时，钱钟书忽发感慨，说自己只会评头论足，不会创作，于是发愤图强，写出《围城》。当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要求新生写文言文时，联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却规定，作文必须用白话！

这座石碑上，刻着联大 834 名从军学生的名字。他们甘愿牺牲学业，甚至生命，去缅甸和印度前线，作军事翻译。其中 5 名学生成了烈士，牺牲时年纪最小的，只有 19 岁。

那年，人人报国心切。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当时只是联大理学院 2 年级学生，但他也想跟高年级一起弃学从军。梅贻琦起初说，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但儿子一再坚持，梅贻琦便忍住担忧，把儿子送到了前线。

因为当时我上 2 年级 -- 那时候，学校要征调 4 年级学生 -- 所以他说，我可以缓缓，慢一点再去。不过当时我们一些同学互相鼓励，却很愿意去，所以他也就同意了。

梅祖彦告别父亲，和 800 多名同学一起，投入到一位清华故人的麾下。他便是 1915 年考入清华的孙立人。此时，孙立人的中国远征军新 38 师，已全部换成美式装备，成为蒋介石的一只猛虎。

昔日在清华，孙立人曾是全校有名的篮球后卫，其截球技术，令人叹为观止。 1943 年冬天，为能打通中印公路，迅速向缅北推进，孙立人挺进 " 死亡地带 " 。两个月后，攻占太伯卡和甘卡，而后一鼓作气，乘胜进军，围攻缅北重镇孟拱。驻缅日军做梦也想不到，孙立人竟会如此凶猛。他以 9000 之众，横扫千军，竟消灭 10 万日军，成为抗战中歼敌最多的战将。密支那攻克后，孙立人升任新 1 军军长，成为国民革命军五大王牌。

1945 年秋天，孙立人举行广州中山堂受降仪式，从田中久一手中接过佩剑。两年后，清华复校后第一次校庆，孙立人把佩剑赠与母校，梅校长隆重笑纳。

　　日本无条件终战后几天，蒋介石命令第 5 集团军军长邱清泉，缴了龙云的械，结束了龙云对云南的控制，这使共产党和学运完全失去了地方保护。 1945 年冬天一个夜晚，一名学生偷走了敲上课钟的铁轨。这件小事竟引发一场血案，深深改变了战后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的基本看法。

联大学生集体罢课，抗议被人偷去敲钟的铁轨，当他们拥到学校门口，却发现革命军包围了他们。 1945 年 12 月 1 号，他们抗议政府干涉校政，竟被革命军殴打， 4 人被手榴弹炸死，这就是举国震惊的 " 一二一惨案 " 。 1946 年 7 月 11 号，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学生离开昆明，回迁京津。但就在这一天，民盟中央委员李公仆被国民党暗杀，闻一多勃然大怒，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宣布参加李公仆追悼大会。 7 月 15 号，就在联大教授宿舍门前 7 米远的地方，才华横溢的闻一多教授同样罹难。

在清华园荷花池东北角的丘岭突起处，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建造了这座闻亭，以纪念闻一多。从闻亭下山向右转，过小桥流水，在荷花池畔，可以看到自清亭。从这种建筑方位上判断，设计者一定以为朱自清和闻一多是一对莫逆至交。但事实上，恰恰相反。

朱自清是联大中文系主任，由于胃病时发不得不辞职，使闻一多继任。 1946 年，闻一多投身政治，无暇顾及系务，又把重任交还重病在身的朱自清。但朱闻并不是一对儿可以把如此重要的职务抛来甩去的莫逆。两人不但没有交情，反而有些宿怨。但闻一多遇刺后，朱自清认为这是学术界一大损失。而且，正是朱自清第一个提出整理闻一多遗著，并以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搏，拼抢出《闻一多全集》。在现代文学史上，这是《鲁迅全集》之后的第 2 个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