嘛！”到了校园，他第一件事就是种树，友人又问他：“为什么赶着做此不急之务？”他又笑说：“将来有用嘛！”所以我对“清华”的树是很有感情的。1973年刚到校不久，徐贤修校长兴建大礼堂，要把一株老榕树砍掉，教授反对，最激进的是说要把自己用铁链和树锁在一块，誓死护树。我不会那么激烈，但胡诌了一首护树歌，取名“保卫大树台”，以和当时最热闹的保卫钓鱼台运动，互相呼应。歌词大概是：大学之大兮，不在大楼在大师。大师不易得兮，且植大树。大树不易植兮，且护大树！……最后的结词是：清华之大兮，在我大树，大树大树兮，与尔同存！此歌教几位热心护树的学生学会了，在一个晚会上演唱。徐校长一听大笑；院长和学生串连了，要因树造反，那还得了！马上拨校款两万元，迁树重植。这么老的树怎么迁植，不久就死了，但师生也不再闹，留下一个树墩，供后人怀念。爱树的风气，全校是一致的，但有几位教授爱树成痴，不但不许乱砍树，而且完全不许砍树。1993年，我当选第一位民选校长，上任不久，也刚当选台湾第一位民选“省长”的宋楚瑜来看我，送我一个大礼。那时学校正为校园停车的事烦恼，而校门口光复路的交通紊乱，也是车辆乱停。有个星期天，宋“省长”来访新竹，找了我和交大的邓启福校长和他座谈，宋“省长”问了问两校的情形，“省府”能不能帮忙等等，交谊一下就走了。我回到宿舍，刚刚松开领带，校警忽然气急败坏地跑来，说宋“省长”又回来了！我赶去校长室，宋和一位丘姓新竹“议员”已经在座。他开门见山就问，在“清华”盖一个地下停车场要多少钱，我说两三亿吧，他说那“省府”就补助三亿，但有一个条件，盖好之后，新竹市民也可以进来停，当然缴费。这样也可解决校门口交通的紊乱，这真是喜出望外，我赶快大谢特谢，这样的再访，三分钟后就结束了，告辞时，宋又很诚恳地说，刚刚邓校长在不好说，以后这件事就找丘“议员”帮忙办好了。果然不到一周“省府”的公文就到，要“清华”拟具计划申办。我兴奋得不得了，觉得宋真是一位肯用心会做官又会做事的好“省长”。但是要造停车场，即使在校门口，也要先砍掉一些杂树，虽然以后可以重植，但原先的树已经死了，于是就有教授反对。他们也很会发动群众，这次不在晚会唱歌了，那时网络刚兴起，就在网上大骂特骂，说校长讨好官府，勾结权贵等等。最后，闹到在校务会议表决，不幸被否决，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清华”的停车问题就到今天还没有解决。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大挫折，也是“清华”民主的一个大挫折。后来我打电话去向宋“省长”抱歉，说“清大”不能要他的钱了，他温言相慰，不过心中一定在骂：扶不起的阿斗！树的问题后来越演越烈，在我退休后4年，接任的刘炯朗校长也届龄退休，离任前夕，向“教育部”争取到一笔经费造一个实验室，不幸要砍株树，也被校务会议搁置了，结果以执行预算不力为由，被“教育部”记个大过。那天正好他背了一大堆书去高雄探视4年前因情杀案系狱的“清华”同学，被记者发现，报纸将此温馨的新闻和记过之事同时刊出。大学校长被记过，这真是国际级的笑话，我觉得这过其实是记在“教育部”身上，而且是两个大过。那是后话了，但类似的趋势，在我校长任内渐渐明显，颇令我警惕。爱树是很好的理念，但在校园民主化之后，从不许“乱”砍树到不许砍树到“乱”不许砍树，是不是过分了呢？吴大猷寿诞校长挨学生训事件，使我深自反思，终于悟出了一番道理：时代不同，体制也不同，有威权体制有民主体制；领导的方式不同，效果也不同，有强势领导有弱势领导。但民主领导不能误为弱势领导，强势领导也不能只靠威权相持。举一个例：军队，甚至竞争激烈的大企业，领导当然要强势，否则打不赢仗赚不了钱。但强势是要靠远见，靠公正，不能只靠位置，料敌机先，臆则屡中，久而久之，自然就有了权威，就会说了算，这才是真正的“权威”。至于在学校，教授都是特立独行喜欢说不的，当然非民主领导不可。但领导者必须有他的主见，有他的决心，而这些主见是由想得远、看得准、立得公平来产生。但这还不够，还要有技巧，要耐心说服，必要时更要有些手腕，在种种多数表决的会议使之通过。而且，一定要让学术好的人声音大些，话讲得多些。他们讲得不一定对，但仍要听，仔细地听，也要格外地尊重。这样会养成一种重视学术的校风，这是很重要的。不过，最后还是要设法让决议转回来，这就得靠耐心，靠技巧，民主是不能偷懒的！这样想通之后，就大刀阔斧地干，最后一年，合并所系，改隶成立规划新院，比前几年的成果合起来还多。当然，可惜很快就到站了，不过这番经验，写出来还可供后来者参考。

　　我从第一天“清华”在台复校开始，就与之共同成长，共同成熟。现在我老了，“清华”也变了，但是慢慢的变，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吧。退休中风之后，安居校园，湖山环绕，群树(又是树！)相伴，非常愉快，“清华”与我，相扶相依，半个世纪，总结一句：“两不相负”。30年前，一个深秋的深夜，一樽红酒后的决定，一点也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