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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言君子梅贻琦 | |||||
| 作者：魏智渊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9-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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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是张伯苓的得意弟子，190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开。1915年，他应清华之聘担任教师，不久便厌倦了。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不同意：“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从此就与清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其中单是校长一职就做了17年。 其实梅贻琦任职清华时，清华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还相去甚远，只是一所专门为派遣留美学生而设立的预备性学校。1925年，清华才设立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专任教授，次年即被清华教授会选举为清华教务长，到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直到1948的离开大陆。 作为水木清华的掌门人，梅贻琦之所以能够把一个亟待变革的清华发展成为一个享誉中外的著名现代大学，是与他杰出的教育思想分不开的。梅贻琦的教育思想，通常认为有三个来源和三大支柱。三个来源是指中国古代儒学大学教育思想和西方古典教育哲学、欧美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思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思想。三大支柱则是指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 所谓教授治校，也称民主治校，它的组织基础是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评议会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互选的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是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清华大学的最高决策、立法、审议机构，所谓“教授治校”的思想是通过评议会来体现的。这种体制对于遏制国民党势力在清华的渗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清华创造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当然，教授治校并非梅贻琦校长首创，早在10年代中期就由蔡元培先生提出并付诸实施。即使在清华，梅校长之前也有萌芽。但是正因为梅贻琦赞成并身体力行地推行，才使清华具有了在当时少见的民主空气。后来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教授治校的思想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教授治校思想的背后，不仅仅是民主作风，也包含了对教授的尊重。在就职演说中，梅贻琦说过这样一段被广为传诵的名言：“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就是有名的“大师论”，因此，清华大学一时之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仅以1936年为例，在职的教师就有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吴宓、叶公超、金岳霖、贺麟、张岱年、吴晗、吴有训、叶企孙、赵中尧、任之恭、周培元、熊庆来……何其奢侈！ 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教人做人是第一位的，教人有一种专业还是余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通识教育思想，即要重视各门基础课程的学习，知识要广博，既要有系统完整的专业训练，又要具有人文修养和相当的旁类知识作基础，从知识、修养、人格三方面平衡发展。他指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别事业之准备也，……社会之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当时考进清华的学生都会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接到一张通告，被告知第一年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有人视之为万金油教育，有人讽刺为留美预科的“借尸还魂”。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清华培养了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而不是犹如机器般的专才。梅贻琦对于专业训练当然也是颇为重视的，清华之所以工程技术学科发达，与他积极发展工程科学教育是分不开的。 梅贻琦还自称是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追随者，努力为学术自由营造良好的空间。他下车伊始，正值国民党政府大肆推行三民主义教育，他尽最大努力排除政治对学术的干扰，把“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作为学术自由的原则，为清华保留了一份学术净土。因为梅贻琦的努力，加上清华师生的团结一心，这所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在很短时间里就成了世界知名大学。1941年，清华30周年校庆，国内外知名大学纷纷来贺，其中美国一所大学贺词为“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是对清华迅速发展的绝妙写照。 梅贻琦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把清华建成一流的现代大学，除了杰出的教育思想，还与他出众的人品是分不开的。他的谦逊、简朴、廉洁都是出名的，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家里吃不起菜，偶尔喝点清菜汤都觉得高兴，他的夫人甚至亲自上街卖米糕维持家计，但他始终没有动用过清华的基金，还拒绝接受理应享受的特殊待遇。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先生曾经撰文说：“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具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把他的儿女打发到远征军去；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他尤其爱青年，所以在每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的安全。” 北大清华被称为中国高校的双子星座，比较一下蔡元培与梅贻琦两位先生或许是饶有趣味的。蔡元培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代学人，而梅贻琦则是中国第一代留美学人；蔡元培是一个文科出身的理想主义者，梅贻琦则是理科出身的现实主义者；蔡元培标榜思想自由，强调感情，弘扬个性，梅贻琦则更重视科学的态度，重视理性与秩序；蔡元培的个性强烈，笔锋雄健，而梅贻琦则言简意赅，有“寡言君子”之称。他们都受制于各自大学的传统，又都构成了传统的一部分。 1948年，梅贻琦离开大陆，几年后又在台湾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且始终不愿意将研究所改称为清华大学，他经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拳拳之心，可见一斑。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打开他病中一直随身携带的一个加锁的箱子，里面全是学校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他去世后，研究所始改称清华大学，他的墓地即在校内，被称为梅园，遍值梅树，芳香飘溢，而一年一度的誓师祭梅活动，已经成为清华人不变的传统，是对梅贻琦先生永远的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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