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从了望哨上走下来。这了望哨乃食堂后面的一个小土丘，据说曾是陈圆圆的梳妆台，现在成了联大校警队的驻地和了望哨，当时，日军空袭昆明次数渐多，联大因此设下此了望哨。

　　穆旦觉得饿了，因此走到食堂，这才发现自己来早了，自己所在的那个膳团，还没有来一个人。

　　当时，新校舍有两座砖结构的食堂，在图书馆的北面，同图书馆成“品”字形。食堂里散放着几十张方桌，但没有凳子。伙食由学生自办，一个膳团少者6桌，多者10桌。一日两餐，早饭自己解决。每月一期，月底结算有余就打一次“牙祭”。搭伙者到期可以退出，参加别的膳团，因此，征求或出让“饭位”同领失物一类的告白一样，经常出现在公告栏里。穆旦所在的膳团只允许享有甲种贷金的学生搭伙，以免催收膳费的麻烦。当时，学生每月去训导处领贷金条，贷金条上填上姓名、金额，由训导处盖章后就可交给膳食团抵充伙食费。办得好，伙食质量较高的膳团的搭伙者一般不愿脱离，除非找到供膳的兼差或者休学离校，每当出现这种机会，往往是熟悉内情的人捷足先登。每个膳团雇用几名厨工负责炊事工作，锅灶就安置在食堂一角。原先设计的在两座食堂中间的两处厨房，此时已成了厨工的寝室。

　　当时，学生们住的都是茅屋，联大本来想用白铁皮作房顶的，但白铁皮买不齐全，同时建筑经费不大富裕，学生宿舍只得改用茅草作顶。后来，联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将办公室屋顶的白铁皮400余张，转让给重庆建中实业公司，所得款项除去购买茅草作屋顶的费用，余下的正好弥补学校预算的赤字。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留下了铁皮屋顶，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屋。教室分散在图书馆的前后，是铁皮顶的平房，室内除了黑板、讲桌、课椅（右边扶手上有木板，便于记笔记），就别无他物了。大教室是一整间，中小教室则是按3：2的比例分为两间，中间的土墙谈不上隔音，相邻两个教室讲课，干扰是免不了的。一旦下起瓢泼大雨，铁皮屋顶上会有叮叮咚咚的雨声，压过教授的讲课，真成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不过，联大师生们也确实做到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学生的住宿条件就更差了，共有茅屋宿舍36座（东西走向的12座，南北向的24座。在一次轰炸中，1、2、28、32号4座茅屋宿舍被炸毁，1、2号未再恢复，28、32号复建）。茅屋是长方形的，面积与外形跟教室、办公室相同。两端都有双扇木门，两侧土墙上各有几个窗口，嵌上几根木棍，代替窗子。顶着窗口放一张长桌，桌两旁各一张双层木床，中间有一盏光线黯淡的电灯，组成一个小小的“单元”。每间宿舍放20张双层木床（10个这样的“单元”），除两端的4张床紧靠土墙外，其余16张都是两两相靠，学生用床单或挂上帐子把紧靠的两床隔开，以减少干扰。历史总是在重复，几十年后，在今日的清华，各寝室里的学生，也纷纷挂起了布帘，让自己得以安静地读书。学生可以组织4个同学为一单元到斋务股登记，由斋务股指定宿舍与床号后迁入。条件虽然艰苦，但比长沙临大时总算强一些。大家都开玩笑地说：“蒋校长大概认为住宿条件不错，能把他的孩子送到这宿舍里住了。”

　　这也关涉到联大的一个典故。在长沙临大时，学生们住四十九标营房。一个上午，张、梅、蒋三常委由秘书主任陪同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设备又极其简陋，以为这会影响学生身心，不宜居住；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生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梅贻琦原是张伯苓的学生，未表示态度。蒋梦麟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很不高兴，针逢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当然，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与三校师生无门户之间，团结进取是分不开的。

　　其时日本军队已攻占安南，云南本是安宁的大后方，此时也成了前线，英国正式宣布封锁滇缅路，切断了我国从海上输入战时物资的西南国际交通线，形势日益紧张。教育部电令西南联大将员工人数、图书材料仪器吨数，及迁移后所需房屋间数于电到3日内详细具报，因为“昆明毗连越境，威胁堪虞，学校宜作万一准备。”教育部次长顾毓（王秀）来信也提到时局变化不定，至必要时应作迁移之准备。联大在昆明已安定下来，又不得不开始酝酿迁校。

　　于是梅贻琦主持了常委会会议，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作出决议：遵照教育部电令，由各相关部门查明员工人数等项由学校呈报。此外，有关防空的主要问题，如图书仪器的保存、房舍的准备，食粮的预储，同人眷属的疏散等事也应速作准备。现在这一方案也得重新考虑了。

　　梅贻琦、蒋梦麟开完会后，立即给教育部发了一封电报。

　　重庆教育部顾次长一樵兄鉴，育密。元电及大部虞、尤电奉悉。本校迁移问题事太费钜，刻已决定：（1）一年级先生移距昆五十公里之澄江中大旧址上课，各院仍在昆照常上课，如此间空防加紧，各院亦可移澄上课。（2）请大部就四川西南部调查适于本校迁往地点数处后电示，以便派员勘视。（3）本校图仪吨数及人数已于七月敬日电部，如迁至宜宾，图仪用驮运，员生步行，照现在时价约需图运费七十二万，员生行李费四十万，员生沿途食宿费每人每日三元以五千人五十日算约需七十五万，杂费约十余万共约二百万元。由宜宾至指定地点费用尚不在内，至川后校舍修理及购置等恐须百万以上，（1）（2）两点已与敬之部长商定，请转陈部长后电示，祗遵，弟蒋梦麟、梅贻琦。

　　这封电报中专门提到“空防”，当时，日军飞机时常“光临”昆明，对联大也构成了很大威胁。但教授对教学工作依旧认真负责，在日机空袭时也有表现。如陈达教授，一天早晨在空袭警报发出后，他“欣然”同意学生“到郊外躲警兼上课”的建议，把人口问题带到“小山充满树林”的郊外讲授，“学生十一人即在树林中坐下，每个人拿出笔记本”，他坐在一座泥坟上，“讲G．Gimi氏及R．Pearl与A．M．Carrsanders氏的人口理论，历一小时半有余。这固然说明了联大师生即使空袭临头，也照样坚持“弦歌不辍”的精神，但也说明了当时空袭对联大的教学以及师生员工的生命造成很大威胁。当时，为躲避空袭，教师们都纷纷在房舍附近挖了防空洞，如闻一多就在住宅后院挖了一口防空洞。冯至时为联大教授，在里面躲过一次空袭。敌机在防空洞口落了一枚炸弹，幸好未炸。冯至《昆明往事》记述了这次惊险经过：“那时我住在东城节孝巷内怡园巷，巷口对面是闻一多、闻家驷的寓所，寓所后五华山坡下挖有一座防空洞。我们便跑到闻家，与闻氏兄弟一家躲入防空洞，闻一多，我还是初次见面。大人和小孩屏息无声，只听着飞机的声音在上边盘旋，最后抛下几枚炸弹，都好象落在防空洞附近。飞机的声音去远了，又经过较长时间，才解除警报。大家走出洞口，只见一颗炸弹正落在洞门前，没有爆炸。”

　　常委会会议以后，梅贻琦常委、樊际昌教务长与事务组主任同赴云南澄江视察已迁回广州的中山大学校舍，于第150次常委会上报告了澄江房舍的情况，初步决定把一年级和先修班学生移到那里上课。一年级学生闻说此事，欢呼踊跃，自忖从此可改善一下生活条件了。原来，大一学生住在“一字楼”，昆北操场的北面一带围墙内有一排二层楼房，20小间一字排开，称“一字楼”，专给大一学生居住，接受军事管理。这大一学生也包括工学院的大一学生。工学院在昆明城东南的拓东路，新校舍在城的西北部，它们正好隔着一座城，相距四五公里。男生宿舍在拓东路与太和街街角的东北，原是盐行仓库，所以称为盐行宿舍。工学院一年级学生在新校舍读完必修课程，升入二年级，就搬来这里。联大的大一学生都住在“一字楼”，接受军事管理。他们所在的军训膳团的食堂，斜对府甬道，可能是从前知府衙门的大堂。这里砌有几十个砖墩，作为饭桌。大一学生一律在这里用餐，伙食质量在新校舍的各个膳团中最差，只在学年结束时才打上一次“牙祭”。所以，当他们听说要迁校时，心里想着条件会好起来的，不禁山呼“万岁”。

　　澄江在昆明东南50公里处，把大一学生安排到那边上课原是一种暂时应付的措施。蒋梦麟常委于是赴重庆与当局商谈，他找到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何应钦的意见是迁校进入四川。

　　四川政府得知西南联大准备迁川，极表欢迎，10月初来电建议校址设在泸县、宜宾、叙永一带，并已电告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各县政府协助。

　　西南联大得到各省的欢迎，这也反映当时的政府当局和当地人民对“读书人”的推崇。前几年，南京陷落不久，武汉又告急。武汉万一弃守，长沙告急，到那时人心慌乱，再要从容迁校就来不及了，前途将不堪设想。长沙临大常委会经反复研究，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时张治中主持湖南大局，他听说临大准备搬到云南去，认为无此必要。他表示：即使长沙不安全，尽可以在湖南另找一地，省政府仍愿全力以赴支持办学。广西省政府听说临大要搬迁，积极建议迁到桂林或广西别的城市，他们同样愿意全力支持。对于这些善意的建议，常委会都深表感谢，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计划。还专门派教师10余人从长沙出发，经桂林、柳州、南宁，经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越南，到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赴昆。他们是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听、钱穆等。他们之所以采取这条路线，一则陈岱孙受常委会嘱托，向广西省当局解释学校何以不能迁去广西的原因，并向他们表示谢意；再则，这些教师想趁此机会欣赏一番“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没想到，冯友兰在汽车过凭详城门洞时，左臂不慎被墙碰伤。经朱自清与中国领事馆联系，住进河内圣保罗医院。从这些事例中亦可看出当局对学者的关心。冯友兰躺在床上没有什么事可做，也不能做什么事，回忆北京失陷以后的事，内难外患，远离故园，不禁心潮腾涌，写了三首诗（他的左臂受伤，右手并无妨碍）：

　　兵败城破日已昏

　　抛妻舍子别家门

　　孟光不向门前送

　　恐使征人见泪痕

　　水尽山穷路迂环

　　一车疾走近南关

　　边墙已满英雄血

　　又教书生续一斑

　　窗外骄阳升复沉

　　淹留不料到如今

　　为问南行诸友伴

　　可都顺利胜风云

　　这是冯友兰几年前在赴西南联大途中所写的诗，没想到现在又是“兵败城破日已昏”，联大又不得不考虑迁校了。

　　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敌机不断出动，联大被迫把授课时间改为上午7时至10时，下午3时至6时，晚上7时至9时，每节课40分钟，课间休息5分钟。遇有空袭警报，一律停课疏散，警报解除后1小时照常上课。职员办公时间也一样，若警报在下午4小时以后解除，就不再上课，办公时间则延至晚上7点至9点。

　　联大加紧步伐，在四川叙永设立了分校，本年度一年级学生在那儿报名上课。

　　叙永是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偏僻闭塞的小县。分校以城内庙宇为校舍。分校的校本部和大部分教室在东城文庙，男生住西城春秋祠（即关帝庙），楼上住文法学院，楼下住理学院，工学院男生住南华宫，那儿的大殿作为大课教室。女生一律住帝主宫（供奉刘备）。学生食堂在西城城隍庙（叙永有两座城隍庙，一座称府城隍庙，已破烂不堪；一座有地下室，联大把它改成膳堂）。叙永人都开玩笑地说：“我们城里来了一帮‘城隍’，把庙里的小鬼都赶走了，他们住下了。”这群“城隍”下课后，成群结队地从东城走到西城，十分引人注目，大概成了“叙永第九景”了（叙永有“叙永八景”之说）。叙永没有电灯，学生照明用的小油灯是以桐油作燃料，点燃时黑烟缭绕。每天晚饭后，学生们一灯在手，联袂穿街过巷到图书馆去，也颇为壮观，也许恰好凑成了“叙永十景”之说。同昆明一样，图书馆的座位无法满足全体学生的需要，有些学生就上茶馆去自习，茶馆的汽灯总比桐油灯亮得多，既可以解决喝水问题，还可欣赏一番茶博士高超的续水技术。

　　叙永的物质条件比昆明更差。食堂没有桌椅，几碗菜放地上，用粉笔在碗的外围画一个圈，标号码，就是“饭桌”了，大家蹲在圈子的周围进餐。尽管如此，大家的学习热情还是很高。不过菲律宾来的一位华侨女生患感冒，由于治疗不及时，并发了别的病，小县城医疗条件差，不幸夭亡，给分校生活留下了悲惨的回忆。

　　这一天，穆旦无事，走去看看分校学生办的壁报《布谷》。《布谷》为半月刊，是纯文艺壁报，这一刊物注重装帧艺术，每期都有精美的刊头画和一些插画。穆旦也参加这一壁报的工作。穆旦只见几句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翦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穆旦一愣，将这篇名为“皖南事变剪报特辑”的文章看完了，才知道，在江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当局一面封锁消息，进行歪曲事实的宣传，一面在各地捕杀和迫害共产党员。在昆明的联大本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阴影。有8个壁报社团联合举行“统一与抗战”的座谈会，大谈“统一军令政令，”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

　　这一来，却使群社忍无可忍了。群社是个什么样的团体？这还得从联大草创时说起。当时，西南联大有学生近2000人，新生约占一半。他们大都来自沦陷区，到校后人地两生，互不相识，生活枯躁，更缺乏组织，没有集体活动，食堂因缺乏监督和管理，办得不够好。此时由重庆南开中学来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党在大后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和群众团体公开化的原则，联络周围一些同学，发起组织一个团体。他们贴出启事，阐明团体的宗旨是：互相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开展学术交流和文化体育活动。启事贴出后，当即得到地下党员袁永熙等人的支持，不少同学踊跃参加。短短半个月内就有三四十人报名。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开了个成立大会，通过章程，取名群社，选刑方群为社长，下设学术、时事、康乐、文艺、壁报、服务等股。文艺股成立文艺小组，吸收爱好文学的同学参加，定期讨论文学理论问题，并与学术股联合举办文艺专题讲座，并发展成独立的文艺团体——冬青社，是联大文艺社团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穆旦、汪曾祺、杜运燮等人就是冬青社里的骨干成员。

　　群社的壁报股在校内出版综合性壁报《群声》，有时事分析，新书评价，文艺创作等栏，既富思想性，形式也生动活泼。他们还在大西门的城门洞里出版通俗街头壁报《大家看》，向市民进行抗战宣传。

　　国民党歪曲事实的宣传，在联大取得了一定成效。群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又看到校内有8个壁报社团也站了出来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他们觉得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于是，《群声》壁报于2月初在新校舍刊出“终刊号”，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朱德、彭德怀致何应钦、白崇禧的抗议电，以及周恩来的题词（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翦何仇！”“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等编成一份《皖南事变剪报特辑》公布出来。之所以叫“终刊号”，乃群社表明自己的决心：即使《群声》停刊，也要把事情真相大白于天下。在南院女生宿舍与工学院内也贴出了同样的剪报资料，揭露皖南事变真象，把国民党倒行逆施、亲痛仇快的行为公之于众。这一切，穆旦他们在叙永分校的师生都不知道。直到今天，过了一两个月，消息才传了过来，并且被出版成壁报上了墙，极其引人注意。

　　穆旦看完壁报后，深感愤慨，觉得大敌当前，本应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才是。同时又为出版壁报的学生们担心。

　　果然，不出穆旦所料，当地的国民党员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员肆意破坏，唆使驻军包围女生宿舍，妄图强行入内搜查。女同学坚决反抗，并由分校出面与驻军交涉，据理力争，终于阻止了这一暴行。但当局仍不断对分校施加压力，最后被迫开除了3名学生，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当时早已转移，有的已去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了。

　　本来，学校应以学术为主，但学生们出于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不平则鸣”也是对的，可在具体的复杂环境下，学校当局为了使整个学校得以发展下去，“挥泪斩马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昆明的联大本部，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处处长康泽到昆明，试图迫使云南地方政府逮捕学生，办集中营，但遭到地方知名人士的抵制，云南省主席龙云不予支持，联大当局也及时致电教育部，要求维护联大的民主自由传。这一阴谋因此未能得逞。

　　当传出逮捕和迫害进步学生的消息之时，中共云南省工委已有计划地将联大大部分党员和少数进步学生从学校撤出，分散到云南各地隐蔽。群社也停止了活动。

　　疏散出去的学生，先后有100多人。他们在各地从事教学工作，同时作些群众工作，起到了在云南当地撒播民主种子的作用。后来又有少数同学到建水、磨黑原来疏散下乡的同学处，他们在当地较好地开展了群众工作。并且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们后来把国学大师刘文典请往磨黑。刘文典并不知晓个中详情，只是为了缓解一下日渐窘困的物质生活，他就去了，遭到联大师生的一致非议，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皖南事变在叙永分校引起了一阵波澜，不久，大家忙于学习，忙于考试，学校又恢复了勤奋好学的传统。

　　由于第一学期上课较迟，也相应地延期结束，放春假5天，第二学期开始上课。

　　分校是不是还要办下去？这个问题早已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天，梅贻琦带着这个问题从昆明来到叙永。他先察看了各行政部门办公室和分校的教室，帝主宫的女生宿舍，再看了城隍庙的食堂、南华宫的工学院男生宿舍和大课教室，又去西城春秋祠察看男生宿舍、天上宫的阅览室和理科实验室。梅贻琦一边视察，一边听着陪同人员的介绍，不禁莞尔：“我们的学生都成了‘小鬼’啦。”

　　下午，梅贻琦在招待所与分校校务委员们交谈，倾听分校教职工对分校是否续办的意见，他表示一定把这些意见带回昆明转告校务会议，催促校务会议从速作出决定。

　　次日，梅贻琦在招待所邀请分校教职员100多人举行茶话会，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茶话后，梅贻琦心想：“联大自从成立以来，经常分成几处，这对于学校的学术研究，学生情绪的稳定，都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从大家的建议看来，他们大多和我的想法一样，看来，分校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学生们都来齐了，他们都来到南华宫。梅贻琦主持了这次国民月会。他用沉稳的语气向大家报告了昆明本部的近况以及关于分校前途的决定，同时表示学校不打算再迁移了。梅贻琦末了幽默地说：“倘要安全，只好迁到喜马拉雅山去了。”

　　大家听了，都会意地笑起来，受到了很大鼓舞，热烈地鼓起掌来。

　　梅贻琦作出此重大决定，见大家都很拥护，他心里感到很快乐，觉得天空也格外的明朗起来。他回到昆明后，将此行的结果向常委会作了报告。常委会决定，将叙永分校迁回昆明。也就是在此期间，大批敌机空袭昆明，专门轰炸大西门一带，西南联大新校舍的办公室、教室被炸毁若干处，损失惨重。但这只能增强联大师生同仇敌忾的心理，丝毫也没有动摇在昆明办学的意志。

　　经过大家的努力，分校迁回昆明。大家又都在一起了。分校主任郑华炽在常委会上报告叙永分校结束情形。

　　西南联大从长沙临时大学时起，先后几次校分两地。叙永分校撤销后，全校作为一个整体才告安顿。以后虽然还曾有过日军窥伺滇西南，日军直驱入桂黔的紧急军事战况，但联大均以岿然不动，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对付它，校内教学如常，有条不紊。也就是从这时起至联大结束，在这一段时期内，联大教学科研成就最为突出。

　　作为一个插曲，就在郑华炽报告叙永分校结束情形的当天，日机突袭昆明，工学院事务组一事务员夫妇在东门外不幸遇难。直至陈纳德的飞虎队进驻昆明，空袭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