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素质教育的实践探索”的教育沙龙上原教育部副部长韦钰院士回忆说，教育部曾考虑在选拔人才的途径上更加多元化，让一些学校有权力选拔自己认为有能力的学生，保证平等地选拔人才进大学攻读。但大学不敢这么做，因为不少官员找到大学校长，要让自己的孩子通过后门来上大学。

　　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下，进行高考录取改革确实是一件难事，也应该对大学校长们给以“同情的理解”。不过，笔者不由地想起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件往事。

　　梅贻琦先生堪称清华大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至今仍然为许多人传诵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就出自梅校长之口。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内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三校公推梅先生为联大校长。初到昆明，联大既无校舍，又缺钱米，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给了很大支持。一天，龙主席来拜访梅贻琦校长，说他的孩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留龙云吃饭，请潘光旦教务长作陪，要潘先生派老师晚上去辅导龙的孩子，等明年再考，还要龙主席付家教费。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号称“云南王”，权倾一时。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就在龙云的治下，且不说联大得到了龙云的很大支持，即使龙云不给照顾，作为“云南王”的他提出个小小的要求，谁敢不惶恐应允？可是梅贻琦先生竟敢拂逆龙云，可谓风骨凛然，堪称不畏权贵、坚持原则的楷模。这才是先哲的风范，后世的榜样。

　　对于目前高考录取制度的缺陷，相信大学校长们看得非常清楚，也深知改革的紧迫性。可是，因为害怕在选拔人才的途径上实行多元化后会有官员来找自己走后门，就不敢尝试。这种小心慎微的态度，与梅贻琦先生当年当面驳回“云南王”走后门要求的凛然风骨比起来，怎能不让我们感慨系之。

　　当然，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下，进行高考录取改革应该稳妥地推进，以做到符合大多数人利益，但是在目前高考录取制度下，大学校长做得怎样呢？去年湖南教育界的几位专家（包括教育厅长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质问“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能够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因此他们严肃地建议设立“大学校长尊严奖”，“条件只有一个，即能顶住任何高官、大款的压力，不招一个不合格的学生！”

　　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提倡“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这不单是北大的精神，也应该是所有大学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应该首先体现在大学校长身上。因为大学校长不只是一个职务，它更应该代表大学精神。现在中国大学发展迅速，学生动辄过万，大学校长既有政治地位，也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在他们中间，有多少人身上还保持着真正的大学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