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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者，有大学校长之谓也 | |||||
| 作者：钱文忠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0-1 | |||||
|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近来屡见称引的名句原是我国杰出的现代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在１９３１年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里发表的，其原型是孟子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话是记住了，说这话的人却几乎要被遗忘了。 《梅贻琦日记》的出版，以及书后所附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先生的《西南联大与梅贻琦校长》，应该是能够唤起善忘的人们对这位杰出校长的记忆的罢。 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何以会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与学术史的无上骄傲呢？原因固然很可以列举出一些来：比如，清华大学归外交部管辖，经费较有保障，现代教育的气息较为浓厚；西南联大，用梅祖彦先生的话讲，“昆明地处边陲，在政治上与中央政府保持了相对隔离的形式，使西南联大的学术思想自由因而受益。”但是，它们有幸拥有梅贻琦先生这样的真正的大学校长（西南联大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组成常务委员会，但前两位校长常住重庆另有职务，联大实际上由梅贻琦一人主持），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梅贻琦校长具有极强的领导行政能力，善于随机灵活地应对各种事务。这固然是一个优秀的校长理该具备的才能。但是，一个杰出的校长据以领导影响学校的往往是更为重要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出色的校长之所以能够在其所长的学校打下自己的深深烙印，理由也就在于此。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教育理念和思想是“体”，办事能力是“用”。“用”之不足，可以有助手属下弥补；若是无“体”，那么校长也就不成其为校长了。 说到梅贻琦校长的教育理念和思想，一言以蔽之，大概可以概括成十六个字：“民主办学，学术自由，廉洁奉公，公正严明。”后八个字律人易律己难，真正要做到，其难度是不必说的；前八个字，要敬谨奉持付诸实践，更是谈何容易。然而，梅贻琦校长是可以无愧的。 这种思想是梅贻琦校长比较研究了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结果。梅祖彦先生是真正理解了这一点的。他指出，梅贻琦校长将苏格拉底的“一己之修明”（ｋｎｏｗ ｔｈｙｓｅｌｆ）与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加以有机的结合，以为两者“何尝有异致”。不过，梅贻琦校长并不止于此，而是循着孔子答子路时所说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揭明教育之归宿、目的与最大之效用乃是“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不仅以一己智理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所以，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应该负有修齐治平的“新民”功能。 在倡导和保障学术自由方面，梅贻琦校长是有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为前驱的。且看夫子自道：“……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正基于此，理科出身的梅贻琦校长一方面强调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程教育）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即强调大学应具有麻省理工学院的优长；一方面却更究心于以哈佛大学为代表通才教育，或曰“自由教育”（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即使放到今天，这也是非常通达的识见。 梅贻琦校长是真正理解了“民主办学，学术自由”的通人，所以绝不会有“权必在我”的俗见。“教授治校”近来很是被一些人所羡称，但在当时却实在也是和政府法令和规定抵触的“土政策”。它的卓有功效，恐怕还是要依赖于梅贻琦这样一位真正的大学校长的。 民主自由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人的共识，更是梅贻琦校长毕生坚持的原则。这也给了这位大学校长无穷的勇气。无论清华大学，还是西南联大，在保护与政府对抗的进步学生方面无人可以否认的。 一切都为了学术自由，梅贻琦校长最担忧的也莫过于学术自由的丧失了：“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然而，对于民主自由，梅贻琦校长终有自己的解释。联大常委会就曾“议决告诫学生不得诋毁谩骂，此不得为言论自由也”。落实到具体对待某一个人上，梅贻琦校长也是无愧于这四个字的。闻一多先生似乎并不为梅贻琦校长所喜：“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然而，也就是这位梅贻琦校长在闻一多遇刺后，发出了“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的质问。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７日日记：“（联大常委）全体往云大医院视一多入殓，仅着蓝衫，盘坐于铁龛内备明午火化者，其面目尚静定，盖已为殓者整理过矣。”这是一段平静的文字，但是，其中包容的悲悯愤恨岂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梅贻琦校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电机工程和物理学）里固然未必有特别重大的贡献。１９６２年逝世，当年才被选为中研院院士。这在同辈人当中实在是要算晚的了。能否当选中研院院士固然要以学术造诣和贡献为准，若是就此而论，那么梅贻琦校长的当选恐怕多少有些安慰的性质。然而，若就院士的另一个标准是学术组织和联络而言，那就不能不令人发问，这个本来应该是名至实归的荣誉，又为何如此的姗姗来迟呢？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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