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就在于它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性，它的成败必须用某种文明和精神的尺度来衡量。

　　9月14日，清华大学为建于1925年9月，仅仅存在了4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80周年纪念大会，本校和外校的知名教授、学者、学生和其他人士再一次发问：清华国学院为什么值得纪念，它彰显了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和精神？人们深切感到，这种精神在今天已经失落。我们应该反思和追问的是，这种精神为什么会失落，它是怎样失落的？

　　早在十几年前，学界前辈、清华的老校友资中筠和曾昭奋先生，就为清华人文精神的失落发出了深切的哀叹，并指出原因在于官本位代替了学本位。而近年来这种趋势越发明显，令人感叹的现象越发严重。

　　清华大学之所以令人瞩目，是因为今昔对比太强烈了。过去，清华国学院有名声显赫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清华校长梅贻琦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成为衡量大学是否一流的不易标准，体现大学精神的千古名言；而现在，堂堂校长由于缺乏国学知识而在盛大场合闹笑话，特聘教授陈丹青因为无法在缺少人文气氛的环境里工作而忍痛告辞。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在物质条件菲薄甚至战乱频仍年代能做到的事，现在反而做不到了？

　　显而易见，人文精神失落、今不如昔的情况，决非清华大学独有，也决非仅仅表现于教师评级以学位、论著为准。试看近日发生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疯狂的“玉米追春”场景，回想前不久香港影星在人民大学引起的癫狂，我们很难把大学，甚至最名牌的大学和“斯文”二字相联系。

　　中国大学目前的状况令人忧虑，教师中缺乏大师，追求创见者少，追求论文、职称者众；学生追求真才实学者少，追求学位、文凭者众；追求精神文化生活者少，追星、倾慕钱权者众。

　　如果我们把大学的宗旨和任务定义为培养和发扬独立人格、创造精神，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品位的人，那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的大学是失败了。但是，如果从工具主义的角度看，我们的大学不是失败，而是成功的，因为明明有那么多照本宣科的，以复印机方式制造论文的教师，有那么多人云亦云的，擅长背诵和应考，螺丝钉类型的学生。

　　以形式主义的标准看，我们的大学更是非常成功：通过合并，我们有那么多巨无霸式的大型大学；通过评审，那么多学校被冠上响亮的名号，成为这基地、那基地，大搞这工程、那工程；至于在什么核心期刊，一级、二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更是数量惊人，各种报表反映的成绩，多得美不胜收。但是，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就在于它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性，它的成败必须用某种文明和精神的尺度来衡量，从根本上说，各种数据和报表不能说明问题，且不说那些数字的真假和水分。

　　大学精神今不如昔的根源何在？大学工作和指导思想中的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根源何在？我看均来源于一种衙门主义。大学里不少有识之士经常说，目前办大学的人往往对大学的理念和精神没有领会，对大学自身的规律缺乏认识，不知道、不尊重大学的自主性，完全让大学听命于衙门，或者干脆把大学办成衙门。目前大学的问题，经费、设备等等还在其次，关键是要明确大学是什么，一个民族在走向现代文明时为什么需要大学。

　　作者：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