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以后，大批师生投笔从戎，参加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学生英雄事迹。他们当中，有在白山黑水领导抗日武装，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的

邓稼先

张甲洲；有驾机勇撞敌舰、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沈崇诲；有在掩护八路军野战总部转移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凌则之；有被誉为“山西三大妇女领袖”之一，由于长期勤奋工作而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纪毓秀；有坚守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的外交官杨光泩；有率部挺进缅北死亡地带，以九千之众歼敌数万的名将孙立人；有用自己所学知识支援前线部队抗战的熊大缜；有工作在秘密战线的熊向晖……等等。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不仅如此，那还是一个大师涌现，精英辈出的年代。堪称奇迹的是，到抗战胜利之时，中国的大学从1936年的108所发展到141所，在校的学生从4万人增加到8万余人。不仅培养出大批抗战和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教、外交人才，而且奇迹般创造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上的精品，潘光旦教授写出了《人才论》、《中国社会思想史》，钱穆拟就《国学大纲》，冯友兰完成《贞元六书》，王竹溪出版《热学问题之研究》，华罗庚拿出三部数学名著……

    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的合作，更产生了另一个教育奇迹－－西南联大。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师生发扬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革命精神。“读书投笔，皆系兴亡。”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800多名西南联大学子奔赴战场，而留下来钻研学问的学生们则是孜孜以求，不言劳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进步师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危害抗战的倒行逆施，成为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策源地，赢得了“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师生们发扬“爱国、民主、科学”的传统，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坚持严格的学风，刻苦学习，弦歌不断，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培养了一大批英才栋梁。

冯友兰教授撰文，闻一多教授篆额，罗庸教授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阳面。

    西南联大汇集了三所大学的名师，他们大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能在三尺讲台上，把各种学问讲得深入浅出，这为不同学科的学生吸取多方的营养提供了方便。于是文学系的老师讲课，闻风前来听课的除了本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所的学生以及校外人士，能容纳约几百人的大教室，往往是坐无虚席，临教室外走廊的窗户都得打开，窗外也站满了旁听人众或迟到没有找到座位的选课生。师生们白天在茶馆里研习学问喝茶聊天时，当地百姓也总是洗耳恭听。在这种文化大讲堂中他们共同完成了文化的传播。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因之而春意盎然。

    著名学者蒋百里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道：“这一次抗战争最大的成果，是为社会，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是为个人，在纯朴的慷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条桥梁。前者之见于东北学生之南投，后者之见于西南民族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日后正是从这个学校的学生中走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走出了“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等人，走出了新中国157位两院院士，以及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革命干部。那真是一个大师涌现的年代，即使在今天看来仍难以想象，只能从一个侧面体察其中缘由：

北平失陷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在山西野外考古。没有任何犹豫，他们只拿了三个铺盖卷，两三个手提箱，就离开了两个人心目中最挚爱的北京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迁之路。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说，他的父辈们在最艰苦的时候也曾作过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倘若国破，则以身殉”。但他们相信只要学术研究不中断，教育事业不中断，文化传承不中断，中国就能以此为契机实现复兴，这或许就是大师涌现的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