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铜像。(贾金悦 摄)]

　　现安放于校图书馆老馆校史展览室内的梅贻琦老校长铜像，落成于1989年校庆日。设计者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家王克庆先生。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生于天津。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09年考取清华“史前期”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入吴斯特工业学院习电机工程。1915年春返国，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9月应聘来清华任教，初任物理教授，1926年出任教务长，1931年出任校长直至1948年底。

　　梅贻琦出任校长后，和同仁们一起，仅用几年的时间就使当时的清华在许多方面跻身于世界名大学之林，曾得到外国学界“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赞誉。

　　作为教育家，梅贻琦具有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究其源流，可溯自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和西方古希腊教育哲学，具体可归结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通才教育(或称“自由教育”)；第二，教授治校(或称“民主管理”)；第三，学术自由(或曰“自由探讨之风气”)。其代表作是1941年撰发的《大学一解》。他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这谓也”等著名论断，至今在教育界广为传诵。

　　梅贻琦具有谦逊的教育家气度。当人们当众表彰他对学校做出的卓越贡献时，他说：“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梅贻琦生性之一是不爱说话，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为行何如耳”。但正如许多校友所指出的那样，他虽表面看来“其言也讷，似不能言者”，但却绝不是模棱两可和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张子高教授写过这样一段话：“古之君子，集思广益，善善从长，固非彼优柔寡断、模棱两可者所得借口也。”

　　梅贻琦持身以俭。生活一直相对清苦，家庭负担重，连买一个小物件也在帐本上记得清清楚楚。抗日战争期间，他常把物质上的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家里却经常是辣椒下饭，有时吃上一顿波菜豆腐汤，孩子们高兴得了不得。梅贻琦治校，也始终注意一个廉字。他出任校长，一住进校长住宅(当时甲所为法定校长住宅，上任搬进来，卸任搬出去)，就主动放弃过去校长照章享受的几种“特权”：家里的工人自己付工资；电话费自己付；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他认为，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问题。长校期间，他总是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必要的办事员精简到最低限度。他常说：“因事设人效率高，因人设事扯皮多”。1949年后，他寓居美国5年，那时清华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收支都掌握在他手中。但是他住的公寓却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1955年以后，他抵台用清华基金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家眷仍留在美国，他在台湾挣的台币无法兼顾两地开销，太太就不得不在美自谋生计，从62岁起，在衣帽工厂里做过工，在首饰店里卖过货，在医院里作过代班，最后到一个盲童学校照顾盲童，一直工作到66岁退休。

　　梅贻琦节俭、廉洁但并不吝啬，遇到必须花的钱，他大方得异乎常人。早年生活清苦，却经常身先士卒支付各种名义的捐助。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合办西南联合大学，论设备、论经费，清华都比其他两校优裕，照世俗眼光看，清华是“划不来”的。当时也曾有过其他类似的联合大学，都因种种“摩擦”没能坚持到底。独有西南联大，“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引自联大纪念碑文)联大常委会主席本订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但因其他两位长住重庆，联大校务一直由梅贻琦主持。八年联合，显示出梅贻琦的治理才能，也显示出他的大公无私精神。

　　1962年梅贻琦在台北逝世，遗体被破例葬于新竹清华之校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