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傍京都，南达沪杭的津沽宝地，历经汹涌大海的退却，滔滔大河的冲积，终于在距今约四千余年，从海底露出峥嵘。作为“天子渡口”的天津城，历史的车轮只驶过了600多个风雨春秋，就城市史而言，比中国的许多城市都较短，却崛起为中国一个特大城市，这在城市的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奇迹。河、海、湖之利，加上蓟北雄关，构成了中国特大城市中独有的山、海、河、湖的壮丽景观。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天津十个甲子的不平凡的岁月，有多少青史可以回忆，有多少人物可以追记，有多少大事可以铭记。深藏于城市文明的“大户人家”，标示于城市文明的“人文大户”，不仅是城市历史的缩影，而且是城市文明的细胞。

天津是个移民城市。记得有一首歌曲，头一句是“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天津人，基本上都有个“哪里来”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用6句话来概括：五方杂处，五行八作，舟车攸会，率多流寓，连樯万艘，商贾凑集。

天津的土著居民很少，史称“向只有七户”。金、元时期，天津地区的土著居民主要在3处。一是三岔河口，漕运的转运枢纽。蒙古太宗六年（1234），三岔河口一带，盐卤涌出，特许高松、谢实18户，在此设灶煮盐；两年后，又专门设立“三叉沽司”，管理直沽盐场。应该说，这18户是三岔河口有史记载的最早盐民。二是大直沽，天津城区最早的聚落，元代海漕的终点港。蒙古太宗八年（1236），于大直沽置盐使司，设熬煎办。除了盐民以外，还有从事烧锅的酒家，供应海漕军民之需。三是侯家后，傍临南运河，是天津城区最高之处。在元海津镇设立之前，“已有沿河之滨结邻而居者”，乾隆时举人、八十三岁铁汉子李是，就是五百余载旧人家之后。

原本很少的天津土著居民，经过沧桑风雨的历史变迁，便“凋零殆尽”。明代以后，天津历史上有多次移民高潮。第一次移民高潮，是明永乐二年天津设卫建城后，天津成为畿南军事重镇，漕运更加发达，商贸更为繁华，官民人口剧增。据我所知，天津有3家移民大户，是与天津城同龄的。而“天津八大家”之一的梅贻琦家，又是3个“大户人家”中的佼佼者，梅氏在津20多代、几百个精英，为天津的历史、天津的近代史，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谱写了无法磨灭的光彩一页。

（一）梅家明代迁天津

据《明史》记载：梅氏的宗祖梅殷，是汝南侯梅思祖的侄子，籍贯江苏武进。由于“天性恭谨，有谋略，便弓马”，明洪武十一年（1378），与朱元璋的二女儿宁国公主结婚，在16位驸马中，最受倚重；朱元璋称赞他“精通经史，堪为儒宗”，委其为山东学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说明梅殷文武兼备，是明朝的栋梁之才。朱元璋病危时，把秘诏交给梅殷说：“你是忠心诚信之人，幼主托付于你我就放心了。”

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继承皇位，梅殷成为“托孤”重臣。建文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400年11月14日），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与其侄儿建文皇帝朱允炆争夺皇位，从北京发兵，从直沽渡河南下。建文帝命梅殷为总兵官，镇守都城的东北大门淮安。朱棣大军偷袭沧州，攻下济南，打到淮安城下。朱棣派人去见梅殷，伪称到南京为太祖进香；梅殷早知其诈，坚决拒绝说：“进香皇考有禁，不尊者为不孝！” 朱棣大为愤怒，又派使者去下战表，声明要“今兴兵诛君侧恶”；梅殷大怒，“割使者耳鼻”，将其放回说：“留下你的嘴，为殿下讲君臣大义去吧！” 朱棣气沮而无奈，只得取道扬州，攻破南京，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登上帝座，翌年改元“永乐”。

朱棣登上帝位后，借机诛杀明朝的开国功臣，梅殷是其心腹大患，当然也在被害之列。朱棣逼迫宁国公主以血书将驻守淮安的梅殷骗回南京。朱棣虚意慰问：“驸马劳苦！”梅殷并不领情，冷言道：“劳而无功耳！”永乐二年，朱棣借口梅殷畜养亡命之徒等欲加之罪，解除了梅殷的兵权，削减了梅殷仪仗队人数，撤走了梅殷的心腹干将。永乐三年（1405）十月的一天上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使赵曦，故意将梅殷挤于笪桥下溺死，年仅42岁；谭、赵反而诬陷梅殷投水自杀。此事很快被都督许成揭发，朱棣只得牺牲谭、赵，这二人却大喊冤枉，供认“此上命也，奈何杀臣！” 朱棣气急败坏，不仅杀掉谭、赵，而且查抄其家。

宁国公主心里明白，驸马之死是被朱棣谋害，进宫抓住朱棣的龙袍，哭闹着要人。朱棣只得亲自为梅殷祭丧，隆重安葬；并谥号容国公。宁国公主也进封为宁国长公主，待遇优厚。梅殷的两个儿子也封了官，长子梅顺昌为中军都督府佥事，次子梅景福为旗手卫指挥使。

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明廷在直沽设卫、筑城。明成祖朱棣为了纪念“靖难之役”的胜利，赐名“天津”，意谓“天子经由之渡口”。“卫”是明朝的一种军队设置，它与“所”一起形成明朝军队的基本建制。天津设立天津卫后，接着又设立天津左卫、天津右卫，这就是所说的“天津三卫”。三卫都由后军都督府统辖。每卫足额兵士5600人，三卫足额兵士共16800人，管辖南运河以南至德州以东地区。三卫衙门均设在卫城内：天津卫署坐落在北门内大街大仪门西；天津右卫署坐落在北门西三官庙前（鲍公祠胡同）；天津左卫署建于东门里大街北侧，文庙以西，仓廒以东。卫所士兵的职责主要是戍守和屯田，天津三卫共立屯堡143个，分散在静海、兴济、南皮、青县、沧州等州县境内，分派军士耕种闲荒土地。

    梅殷的曾孙原名梅满，朱元璋赐名梅满儿，天津设卫建城后来到天津，任天津右卫指挥使（正三品），遂入卫籍。

据《天津县新志》等记载：梅满儿为天津梅家的一世；二世梅长茂，字秀山（宣德朝）；三世梅宪，字德宣，曾任大同镇总兵官，挂征西前将军印（景泰朝）；四世梅瑞符，字伯章（成化朝）；五世梅济，字于舟（弘治朝）；六世梅定甲，字冠清（嘉靖朝）；七世梅鼐，字廷和（嘉靖朝）；八世梅嘉实（隆庆朝）；九世梅时，字以中（万历朝）；十世梅友松（泰昌、天启朝）；十一世梅守成（泰昌、天启朝）；十二世梅应武（崇祯朝）。十二世皆袭任指挥使。

梅应武，曾以功升河间道旗鼓守备，尊敬庶母，友爱诸弟，整饬兵备孙慎行曾为其在门上挂“孝友克全”之匾，终年68岁。

十二世“应”字辈的梅应卜，字宸扬，好义善施，捐建草厂庵。入清以后，扩建为草厂庵观音大士禅林，成为天津城东南有名的寺院，香火非常旺盛。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菩萨生日时，草厂庵要摆茶棚、放焰火，并举行花会活动，如耍高跷、演花棍、玩鹤龄、唱外台子戏等。光绪年间，草厂庵住持僧广月，是个酒肉和尚，又吸食鸦片；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天，僧广月在吸食鸦片时，烟灯失火造成后殿和观音赤金像被焚，像内的珍宝五脏也被偷盗。进行修复需要5000两银子，为了募化功德布施，僧广月只得将面颊自钉在山门上。后来，由当地混混出面，请出富户，凑足银两，并为僧广月起掉门钉，使草厂庵得到修复。

近代以后，草厂庵与天津的许多重大事件都联系在一起：它是北洋实业的策源地，光绪二十九（1903）二月一日，凌福彭创办的北洋工艺学堂，就曾设在草厂庵；光绪三十年（1904），易名直隶高等工业学堂；1913年又改称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光绪三十四年（1908），迁至新开河。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周学熙创办的直隶工艺总局，最初也设在草厂庵；光绪三十三年（1907），迁至玉皇阁内。

辛亥革命时期，草厂庵是“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在这里领导了天津的反清武装起义。五四运动期间，以谌志笃和马骏为正、副会长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草厂庵；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邓颖超等20多名青年，在草厂庵成立了“觉悟社”，并邀请李大钊到这里座谈、指导。

十二世梅应文（1601——1644），是梅应卜之弟，以武生官罗文峪守备。崇祯十七年（1644）死于其弟梅应元的济南任所。

十二世梅应元，字君扬，为应武、应文之弟，以副将管山东抚标中军游击署总兵；崇祯十七年（1644），济南被农民起义军攻破时战死。

（二）梅家清代改习文

清朝初年沿袭了明朝的各项制度，顺治四年（1647），清王朝对天津卫的主要官员取消了世袭制，改由上级委派“守备”担任，但天津左、右卫仍为世袭。到顺治九年（1652），将左、右卫并入天津卫，结束了卫所官员的世袭制。三卫合并后，设立“巡道”、“同知”，负责民政事宜；“户曹”、“盐政”，负责税赋和盐业；“总兵”、“游击”、“参将”，负责军事。此时，屯田已有名无实，卫所虽还存在，但除管理漕运外，没有别的职权了。

到了清雍正三年（1725），天津卫改为天津州，但辖境未作调整，仍然只管天津城厢及原属的屯堡。而天津所管的屯庄，却在各州、县境内，远者有三四百里之遥；津城附近的一些地方，反而成为无所统属的“三不管”之地，西门、南门以外，为静海县的地方；北门、东门以外，仅隔一条海河又系武清地方；所以随后皇上又下令，将天津州升为直隶州，划武清、静海、青县三个县归直隶州管辖。天津旧辖很远的屯民，就近分属于各该州、县管理。雍正九年（1731），升直隶州为天津府，另设天津县，并分别设置了州、府及县衙门。揭开了天津开始有地方政府的历史。天津建立地方政府，在明朝中期就有所酝酿；但一直未被朝廷批准，直到200多年后才予实施。

    卫署军事体制的变化，卫所官员的世袭制的取消，使梅家世袭武官没有了；天津政治体制的变更，不仅强化了天津地方的行政管理，而且促使天津各业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比如教育，在明代主要是正统元年（1436）设立的、招卫所官员子弟入学“卫学”（在文庙），及万历四十年（1612）设立的“武学”（初在西南城角楼，后移建城内西北角）。其他还有社学、屯学、运学、私塾等，但都是传统的旧学。到了清代，不仅有州学、府学、县学；而且出现书院，在天津的四大书院（“三取书院”、“问津书院”“辅仁书院”“会文书院”）中，有“问津”、“会文”两大书院坐落于老诚；特别是近代以后，西学迅速兴起，天津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多个先河。这就使天津人的谋生手段和成才之路发生变化。梅氏家族也由尚武转变为习文，造就了不少名人。

十三世梅开运，字际公，是梅应卜之子。“贡生”出身，继承祖辈“孝友克全”、“乐善好施”之家风。其侄梅盐落水，自己不会游泳，也毅然跳入水中营救，差点一同遇难；其孀居之嫂刘氏及2个幼侄，生活没有着落，自己捐出几亩田地供养。邻居家有人得病，梅开运为其熬药、供食；发生水灾时，他领着人修堤筑坝，打埝防洪。极受家族、乡亲称颂。虽然只活了48岁，却被人称为“长者”。

十三世梅开杰，字款公，是梅应元之子，“应”字辈的另一支。原为卫学生，清时进入国学，考取县丞。拾重金而不昧，寻还了失者。捐出30亩河北土地，作为公共坟地。

十四世梅盐，是梅开运之兄的儿子。

十四世梅殡，字子玉，是梅开运之兄的儿子。岁贡生，经常在乡里进行义举，调解群众纠纷。传承了家风。

十五世梅履端，字雅村，是梅应卜曾孙。娶客居水西庄的书画名家朱岷之女为妻；朱岷原籍江苏武进人，生女8个，履端之妻为最年幼之女；梅履端善画树石花鸟，特别精于梅兰竹，并成为“绝艺”。天津博物馆藏有他的花卉条幅；笔者曾在龚望先生的收藏中，发现了朱岷、金芥舟、梅履端等人的书画作品。梅履端生4子、2女，长子成弟、二子成栋、三子成业、四子成椿，长女适陈、二女适沈。

十六世梅成栋（1776——1844），字树君，幼聪慧，3岁时每日即可识字100个，幼从舅父朱光觐受学，嘉庆五年（1800）中举。

梅成栋19岁时，娶金芥舟族孙女金沅为妻。金沅字芷汀，号问梅女史；性情婉顺，通晓礼仪；自幼喜读文史，博览群书；婚后随成栋学诗，善于吟咏，常常咏出佳句；又与其妹时常互相酬唱，然而诗稿大多焚烧遗弃；金沅病故后，成栋整理其零残诗稿，共70余首，题名《问梅小草》；并画了一幅《问梅图》，题诗其上，一时间和者很多。此后，梅成栋续娶高春潮之妹高梦秋为妻，梦秋也善于做诗。

梅成栋博学多才，工于诗文，熟悉天津掌故，收集乡邦文献，弘扬天津地方文化，所做诗文多写天津人物、风情，并非附庸风雅之作。与庆云诗人崔旭同是著名学着张问陶（船山）的弟子，并称“燕南二俊”。道光六年（1826），与崔旭等人在“问津书院”之双槐书屋，组织诗社，被推为盟主；适时正值梅花盛开，便定为“梅花诗社”；在以后的10余年中，诗社的酬唱活动甚多，从开始集南北诗朋19人，发展到40多人，成为天津早期的“诗歌沙龙”。问津书院，是乾隆十二年（1747），查为义捐出运署旁（即鼓楼南大街）的废宅基地一块，由盐运史卢见曾所建。道光七年（1827），梅成栋又集诗朋同人，于查氏水西庄起梅花诗社，饮酒赋诗。

梅成栋人品优秀，面貌清瘦，待人接物不设城府，外严内慈，见义勇为。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发展天津的文化教育。乾隆五十二年（1787），在天津城西建文昌宫；到道光六年（1826），文昌宫“墙垣倾圮”，民间发起募捐重修；同年十月，重修完成，立碑纪念。其碑文《文昌帝君宫重修碑记》，就是由当时天津文坛领袖梅成栋所撰写。2003年，在天津地铁一号线工地，发现了这个文昌宫古碑。文昌是中国神话中掌管功名禄位之神；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曾将同掌功名禄位梓潼帝君封为文昌帝君，于是二者合并，成为旧时读书人崇祀的文化之神。

文昌宫重修后，道光七年（1827），梅成栋与进士王天举、乡绅侯肇安等，又谋议在宫内设立免费月课，每月2次，对提高士子们的成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于是，又在文昌宫旁海潮庵旧址（今西北角回民小学），创立了辅仁书院。梅成栋在此主讲席十年，不仅不收报酬，而且经常捐钱，奖励士子。

道光十五年（1835），天津大旱，流亡的人们四处聚集，粮食昂贵奇缺。梅成栋上书官府，陈述施舍谷米不如设灶煮饭赈济；主政者接受了他的意见，为此设立4个粥厂，救活了无数百姓。

道光十六年（1836），梅成栋受聘于大名知府陶梁，居住于府署内的晚香堂，助其辑《畿辅诗传》，并主讲当地的天雄书院；不久又选授永平府训导，69岁病死于任上。病中作绝笔四章，有句云:

朦胧奇想生天上，多少良朋在夜台。

归去倘逢亲骨肉，何妨一死便长埋。

梅成栋的著述颇丰，有《欲起竹间楼诗集》10卷、《文集》3卷，《吟斋笔存》、《四书讲义》、《管见编》、《津门诗钞》30卷等；与庆云崔旭诗合刻《燕南二俊诗钞》。

梅成栋生有4子：宝岩、宝璐、宝熊、宝辰，其中以次子宝璐成就最大。

十七世梅宝璐（1816——1891），字小树，诗文俱佳。其父的挚友石元成在直隶做官时，聘请宝璐为幕僚，此后，相随石元成数十年，走遍畿辅的州县；在正定、巨鹿、枣强时，正值太平天国北伐进入直隶，宝璐协助石元成征调军需，筹备战守，保卫城池。晚年，宝璐回到天津，承继父业，与好友杨光仪酬唱吟咏，续起梅花诗社，诗风雄浑苍厚，曾题写了脍炙人口的天津鼓楼楼阁外檐的抱柱联，著作有《聞妙香馆诗存》。

天津的鼓楼，是旧时天津的标志性建筑。天津有一首民谣说：天津市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传说早在天津建城以前的辽金时代，鼓楼已建，所以又叫“古楼”，“为屯兵了望之所”。永乐二年修筑的天津城是土垣，四面城门没有门楼；到了弘治间，城墙用砖裹砌，并建了城楼。天津兵备副使刘福在修了砖城后，还建了阅武场、修了学宫、展拓了涌泉寺，并重建了鼓楼。鼓楼居于城中央，高三层（约10米），四面穿心，通东、西、南、北4条大街，上悬一口大钟，晨昏各撞一百零八杵。大钟高177厘米，下口经133厘米，厚11厘米，为铁铸。钟身铸有阳文八卦。1952年11月7日，鼓楼被拆除，大钟交由天津大学保管，后收藏于天津市博物馆。城门早晚开启关闭以钟鸣为准，声闻十余里，可预卜晴晦风雨。天津鼓楼外观奇特，下起方城，上建城楼，木瓦结构，四梁八柱，四周有廊，上供大仙。《津门杂记》有诗咏道：“古楼高耸在城中，南北东西四路通；一月两回香火盛，此间供奉是仙翁。”

江南三大名楼俱以文传，天津鼓楼却以联妙。北面楼阁外檐梅宝璐的题联为：

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

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

天津城4门还题有匾额，东、南、西、北门分别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天津的城门与其他城市不同，其独特之处是，4门中以“北”为正门，最尊贵、最雄伟，凡举行丧仪者，虽然是将相之尊，灵柩也不得入。原因是，北门外有直达京师的京华大道，120公里即可到达京城，所以称“拱北”；北门外里许，就是与北城墙平行流向的南运河，登上北城楼，即见河内繁忙行舟；北门外南运河上的北码头渡一带，是当年朱棣率军渡河南下的地方；清朝康熙、乾隆等皇帝，巡视天津，都要进北门；这里不论走水路，还是走陆路，都是北上京师、南下江南的咽喉要道，清代把河西务的钞关，移来北浮桥，又称北大关。所以北城楼是天津旧时《直沽八景》中的一景：“百尺高楼拱帝庭，北山秋望入空冥。”

梅宝璐的抱柱楹联，对仗工整，含意隽永，诗情画意，情景交融。题写在鼓楼北面楼阁外檐的重要位置，十分显赫和亮眼。原来认为，此联是梅小树所撰，华世奎所书。其实不然，原本不仅是梅小树撰联，而且是梅小树书写。光绪二十六年（1900）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拆毁，梅小树所书柱联，也随之遗失。1921年，时任天津工程处长兼直隶警务处长的杨以德，重建古楼后，才由华世奎以正楷补书其联，但已无梅氏原书之丰韵。遗憾的是，华氏的“补书”也见不到了。1982年，龚望先生重书了此联，苍劲有力，弥足珍贵。

十七世梅宝辰，字鹤仙，诗人，曾主讲会文书院。

十七世还有梅调鼎，字馥廷，是梅开运的玄（元）孙。天津府学生。孝敬长辈，5岁时丧母，侍奉继母如同生母一样，继母去世，冒着风雪在墓前痛苦。家贫好施，曾在严冬路遇饥寒的人，脱掉自己的衣服相赠，急人之急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在文庙倾废时，倡导捐资修葺。终年71岁。

（三）梅家民国时支系

近代以后，天津的发展进入快车道。一方面，近代各业迅速在天津兴起；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天津划定租界，使天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有识之士，深切感到，清醒看到，只有铲除旧制度的革命，才是唯一出路，于是揭开了风云变换的民主革命大潮。1911年，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它结束了近两千年的封建君主制统治，开创了历史新纪元。位于天子脚下的北方重镇天津，不仅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天津人民解放思想、创新理论，起到了重大作用。接踵而来的五四爱国运动，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建立，划开了天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但是，由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统治。直、皖、奉等派系军阀的混战，使天津人民陷入战乱和苦难之中。

1928年，北伐军击败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天津建立了特别市（天津市），进而成为国民政府的直辖市。天津建市前后，也就是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天津城市又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由于这一时期比北京政府统治时的形势相对稳定;帝国主义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中复苏，殖民经济有了发展;原在南方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逐渐向北方渗入;天津建市初期，市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办了些实事等；加之天津地位提高，成为国民政府的直辖市等。

这些都促进了天津商贸、金融的发展。天津的繁华区进一步扩大、转移，形成了以现滨江道与和平路交叉路口为中心的新的商业区；以现解放北路为中心的金融一条街；市区边缘也兴建了不少工厂企业，使市区也有所扩展。天津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城市。天津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城市。教育、卫生等业，有了快速发展；市政建设、公用各业，也都或多或少有所建树；多元化千姿百态，戏剧舞台繁花似锦。充分显示了在天津江南文化与北国文化融合、高雅文化与民俗文化互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兼容、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汇的辉煌的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比较良好的经济环境，为天津的人才涌现，提供了条件。梅氏家族更是名人辈出。

但是，由于梅氏祖谱的遗失，梅氏支系的连接有的中断了。值得庆幸的是，2002年，我得到了新编的《天津梅氏祖谱》。这个祖谱，从1954年开始，由梅贻琦、梅贻宝、梅贻榖及梅贻琨等，经过40多年编成的，于1996年1月18日打印了初稿。另外，我的岳母梅祖贞，为梅贻珩长女、梅贻琦的侄女，生于1910年8月27日（农历），32岁出嫁，2002年去世，享年93岁。我同岳母一起生活了34年，向她了解了很多梅家的历史情况，并对梅氏新编家谱做了一些订正和补充。在天津的梅家后人主要由4支。

（1）天津梅家第一支。由“曾”字辈的梅曾源开始，夫人韩氏。长子梅贻诚（夫人葛氏），次子梅贻祥（夫人郭氏），女梅玉兰（丈夫王恩生）。

（2）天津梅家第二支。具体资料不多，知到者有梅熹，是梅宝璐之孙，应该是十九世。他可能是“曾”字辈，或者“贻”字辈，去掉了中间辈分的字。

梅熹（1910——1983），自幼喜好戏剧艺术，1931年投身电影事业，以主演反映农民苦难生活的《丰年》一片，崭露头角，成为田汉领导的新南剧社与金山领导的剧社（40年代）核心演员。在电影《家》、《木兰从军》、《苏武牧羊》、《西施》中担任主要角色，蜚声于影坛；曾在当年最佳男演员的评选中，与金焰二人同时当选；他从影十几年中，共参加拍摄100多部影片，担任过50多个主角；后由影坛转入剧坛，长期从事话剧演出工作。建国后，在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演员，后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曾参加《乳燕飞》等影片及《沙恭达罗》等话剧的拍摄与演出。是著名的戏剧、电影导演。

十九世梅阡（1916——2002），是梅成栋四子梅宝辰之孙，其父就读于北京协和医院，后做军医。梅阡是梅熹的堂弟。生于天津河东粮店街。1930年入天津市立师范，在校读书时，酷爱戏剧，组织“孤松剧团”，从事演戏活动；1935年，剧团由曹禺亲自指导在我国第一次演出《雷雨》。1937年在天津当小学教师。1938年任上海艺华电影公司编写，并兼做导演；编导过《满庭芳》、《复活》等影片。后又到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学习；在苏州读书时，更加积极从事戏剧运动，1942年毕业。建国后，一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事编导工作，改编和导演过《骆驼祥子》、咸亨酒店》等多部名剧。曾任各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等，是著名的戏剧电影艺术家。夫人王克英，为天津市立师范同学，1981年病逝；1983年，与天津著名京剧演员丁至云结婚，1989年丁至云病故。晚年，梅阡又开始绘画。

2001年2月6日，梅阡在《今晚报》撰文《鼓楼上的楹联》，谈到梅成栋的《欲起竹间楼诗文集》手抄本，在日伪统治逃亡时，埋在地下烂掉了。难得的是，津门收藏大家、著名书法家龚望，也收藏有该诗文集手抄本。梅阡听说后，表示一定前来观看；不幸梅阡老于2002年在北京病逝，终成遗憾。龚望还有自己手抄的梅成栋年谱，弥足珍贵。

（3）天津梅家第三支。从“先”字辈开始。一股是梅振瀛（四爷韵生，夫人华氏），子曾庆（夫人华氏），长孙贻方（原配胡氏，续配刘氏），次孙贻正（原朱氏，续配王氏）。二股是梅环洲，长子曾熙，熙长女贻璝，次女贻璞。梅环洲次子曾照，长子贻康（夫人章氏），次子贻榖（夫人刘静德），长女贻璜，次女贻璟。

梅振瀛、梅环洲排在“先”字辈，“振瀛”、“环洲”可能是号。

（4）天津梅家第四支。从“汝” 字辈开始，接着是“先”。此后梅家的排列辈分，按10字延续：曾、贻、祖、宗、德，继、世、以、延、芳。

梅汝钰长子茂先、四子法先（夫人高氏）、五子？先、六子效先（夫人王氏）。

1、梅汝钰长子梅茂先有3个儿子：长子曾臣（元配张氏，续配？？）、次子曾树、三子曾？。

（1）梅汝钰长子曾臣，有5子5女：长子贻琦（夫人韩咏华），次子贻瑞（夫人刘氏），三子贻琳（夫人汪兰），四子贻潘（“潘”疑为“王”字旁，夫人孙绍管），五子贻宝（夫人倪途吉）。女儿：贻环（丈夫沈苑如）、贻玲（丈夫李韩枰）。

梅曾臣的长子贻琦，有1子4女：儿子祖彦（夫人刘自强），长女祖彬、次女祖彤、三女祖衫、四女祖芬。

梅曾臣的次子贻瑞，有2子：长子祖荫（夫人瞳右明）、次子祖培（夫人沈秀环）。

梅曾臣的三子贻琳，有1子：祖敬。

梅曾臣的四子贻潘，有2子：长子祖成（夫人康峻）、次子祖武（夫人孟景直）。

梅曾臣的五子贻宝，有1子：祖麟（夫人业国雄）

（2）梅茂先的次子曾树，有2个儿子：长子贻珩（夫人浦氏）。

次子贻？（夫人吕氏），称为四爷，23岁去世，吕氏守寡到70多岁去世；只有1女，嫁给柴氏为妻，丈夫是共产党员，在张家口附近一个铁路小站当站长。柴家也是天津的大户，故居在鼓楼北。

梅贻珩有1子3女：儿子祖尧（夫人王文俊）；长女祖贞（丈夫张少文），次女祖赞（丈夫毛宗奇），三女祖賓（丈夫高允森）。

（3）梅茂先的三子曾？，有1子：贻玺（夫人詹崇春、姨娘宋氏）。梅氏家族是不允许纳妾的。由于梅家的长孙贻玺，没有儿子，只有一女祖懿；经过族人共同商议，对贻玺作为例外，同意纳其丫鬟宋氏为妾；宋氏生子贻庚。但是宋氏依然不被贻玺夫妇尊重，经常被用鸡毛掸子抽打。

2、梅汝钰四子梅法先，有1子：曾寿。

（1）梅曾寿有5子2女：长子贻榖（夫人郭淑贞）、次子贻瑗（夫人赵素珍）、三子贻珪、四子贻琨（夫人郭寿吉）、五子贻珸（夫人崔淑云）；长女贻琴（丈夫张亦讃）、次女贻瑸（丈夫王思富）。

3、梅汝钰的五子“？先”，有2子：长子曾祥（夫人刘氏）、次子曾熹（夫人郭氏）

梅曾祥有3子2女：长子贻璞、次子贻琪（夫人尹家福）、三子贻璋；长女贻贤、次女贻榕。

4、梅汝钰的六子效先，没有儿子，只有一女，由贻琨继承。

天津梅家第四支，是如何从祖辈传承下来的，新编家谱中并不清楚；时至今日，其他地方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确切资料。按照梅熹的辈分，可以大体推算出其先祖。如果十九世的梅熹是“贻”字辈，“贻”上到“汝”是4辈；贻字辈是十九世，曾字辈就是十八世，先字辈是十七世，汝字辈是十六世。那么十五世的梅履端，就是梅汝钰的父辈。传到“祖”字辈，天津梅家就是二十世了。

梅氏汝、先、曾字三辈人的情况，我们知者甚少。1962年梅贻琦逝世前不久，美国一个学术机构，编《当代中国名人传记辞典》，请梅贻琦公示其家世，梅贻琦便手书了两页纸的珍贵内容；此外，笔者也做了一些调查。大体情况是：曾祖父汝钰、祖父茂先，中过举贡；祖父做过清丰县教官（训导），病殁于任所。曾臣在3兄弟、3姊妹中是最长者，二十几岁中秀才，一生职业为盐务，堂名德荫堂。

旧时天津有句俗语称：“寒梅，寿解”，意思是说，天津梅家、解家，都是天津的大家；后来梅家寒酸了，解家贫穷了。所以，梅家人在天津有“穷念书的”雅号，并有“梅先生拔烟袋”的笑话。

这个笑话，是戴愚庵在《沽水旧闻》里讲的梅茂才的故事：庚子先，天津吸纸烟者，稀于威风祥麟。而抽旱烟者，则触目皆是。妇女所吸之烟，不外锭子、杂拌二种。男子瘾大者，则吸关东烟叶。斯文人物，则吸兰花。妇女之烟袋，长约五尺，男子烟袋仅尺余，便携带也．．．．．．与洋烟壶、扇子、搬指有“随身四宝”之雅称也．．．．．．吸烟者外出，则以烟袋插裤中，图便利也．．．．．．同治七年（1868）秋，邑绅某，在金声园观戏，来一听衬戏者，拔绅之烟袋，袋固值百金。拔者艺未精，乃被捉。询之，为茂才也。问茂才何以出此？彼乃答以“不得已而为之”。绅良不忍，聘为西席。津中遂留此话柄，凡言事非得已而犹作者，乃曰“梅先生拔烟袋”，听这即知是不得已而为之也。

梅家没有“茂”字辈，梅茂才究竟是梅家的哪一世？从年代说，可能是梅贻琦的曾祖辈；如果随茂先而论，当是梅贻琦的祖父辈。

（四）梅家贻字辈兄弟

天津梅家第四支的“贻”字辈堂兄弟，是以大排行称呼的。大哥贻玺、二哥为泥娃娃（天津的民俗）、三哥贻珩、四哥（名不详）、五哥贻琦、六哥贻瑞、七哥（名不详）、八哥贻琳、九哥（名不详）、十哥贻潘（应为“王”字旁）、十一哥贻宝、十二哥（名不详）、十三哥贻璞、十四哥贻榖、十五哥贻岐、十六哥贻瑗、十七哥贻璋、十八哥贻珪、十九哥贻琨、二十哥贻珸。

梅贻珩（1875——1966），字楚宝，大排行为三哥，人称梅三爷，是贻琦堂兄。老实忠厚，不爱说话；身材魁梧，1．80个头，写有一手好字，从十几岁就在钱庄学买卖，做记帐员，用毛笔写在宣纸上，每天都要记到深夜；后升为职员。40多岁时，到市民银行（今人民银行）做营业部主任。日本投降后，受浦承寅（贻珩夫人的娘家侄子）之邀，到义胜钱庄当经理。

梅贻瑞（1893——1971），即六哥，贻琦2胞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以优异成绩名列国文系毕业班第一。“五四”运动时，积极拥护新文化运动，身体力行从事白话文写作，中文功底深厚，能写一手遒劲潇洒的毛笔字。毕业后在留校任讲师，此间与鲁迅同在一间国文教员办公室工作，经常互相交流探讨对国文学术的研究。后任师大附中国文教师连续20余年，在师大附中任教时，曾与著名学者石评梅、杨秀峰（后任教育部长）是同事。日本侵华时，留居北京，侍奉母亲，继续在师大附中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教育当局强令教师们撰文歌颂“大东亚共荣圈”，梅贻瑞以民族气节为重，拒不从命，为避免日本侵略者的迫害，摘掉了“梅寓”铜牌，隐去贻瑞之名，以仲符之字行。学校当权者，因此将其解聘。此后数年一直在私立学校兼课，靠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受聘于艺文中学（今北京二十八中）

解放后，梅贻瑞继续在二十八中任教；退休后，辅导居民学习文化；期间，曾有单位慕名请其讲授诗词古文，颇受敬佩。

梅贻琳（1896－1955），即八哥，贻琦3胞弟，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清华学校高等科。然后留学美国芝加哥鲁希大学医学院，以优异的成绩获医学硕士学位；后入美国霍布金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院，获医学博士学位。一度赴英国任伦敦、法国巴黎热带病研究所研究员。1927年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校医，担任上海医学院防疫科教授，卫生部高级专员，南京市卫生局局长，军政部军医司司长。

抗战期间，任重庆市卫生局局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央医院院长，上海医学院教授等职。并曾施医布教工作。后去美国定居；1955年病逝于美国。

梅贻潘（1898——）（“潘”应为“王”字旁），字东华，即十哥，贻琦4胞弟，生于天津。早年就读大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考入邮政局任高级邮务员，20世纪30年代初，任山东周村邮政局长，经常亲自到火车站交接邮件；在成都时，还让儿子梅祖成投寄给自己的邮件，以查看投递时间。1940年前后，不顾身家安危，拒绝特务商借投递员制服去捕人。

1949年初，梅贻潘任国民党通邮谈判代表团团长，由上海到北平，进行大江南北通邮谈判。遵照组织的意见，贻潘子女请他回上海后，尽力保护邮政局，迎接上海解放。他果然没有去台湾。

解放后，梅贻潘任山东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并任山东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省民革常委、秘书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梅贻宝（1900－1997），即十一哥，贻琦5胞弟，生于天津。清华学校毕业后，留美攻读哲学。获欧柏林大学学士学位；1928 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由美赴德，在科隆大学做访问学着。回国后，受聘于燕京大学，历任注册课主任、教务处主任、讲师、教授、文学院院长。

1936年11月，日军进攻绥远和察东，当地驻军奋起抗击，一举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消息传到北京，各校师生群情振奋，清华和燕京大学师生组织慰问团。11月18日，朱自清代表清华教职工，会同燕大教职员会代表梅贻宝，以及学生自治会代表王达仁，携带同仁捐款2000元，前往绥远集宁前线及平地泉慰劳前方抗战将士。

抗战期间，燕京大学遭日本侵略者封闭，校友一直要求在后方复校，并推荐梅贻宝为筹备处主任。梅贻宝遵循张伯苓校长“我为自己向人求告是无耻，我为南开不肯向人求告是无勇”的训示，团结师生员工发动“求告”，短短半年时间，筹办起文、理、法3个学院14个系的成都燕京大学；1942年10月1日，正式开学上课；3000名学子投考燕京大学，限于条件仅录取100余人，以后逐年增加；并坚持到1946年回到北平复校；他受任成都燕京大学代校长，有“小梅校长”之称。

梅贻宝中英文极好。1942年10月，美国落选总统威尔基来华，向重庆、成都两市大学师生发表演讲，均由梅贻宝现场翻译。威氏在成都演讲这一天，正是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开学第一天，全校师生参加大会，听取威氏演讲及梅贻宝代校长翻译；并以次代替开学典礼。

1949年以后，梅贻宝赴美，任爱荷华大学东方学教授兼远东中心主任。1973年在德国柏林州立大学退休，又受聘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台中东海大学教授等职。梅贻宝侨居美国近50年，深知加入美国国籍之种种便利，但他直至1997年10月，在美国依色佳去世时，始终没入美国籍，可见他对祖国眷恋之深。

梅贻宝从事大学教育达半个世纪之久，前20年在燕京大学，后30年在国外大学执教。著有《大学教育五十年》等著作。
  

（五）梅家在津的宅第

梅家在天津的宅第，一直没有确切、完整的资料，说法也不一。在撰写这篇文章中，我重新做了调查，访问了梅氏家族和有关人员，基本上搞清了其来龙去脉。

据见过梅氏老家谱的梅贻琨回忆，梅氏来到天津后，居住在老诚东门里。明初，梅满儿来天津任天津右卫指挥使，后代世袭军职，而明、清在天津的军政衙署，主要都集中在老城厢，其家属是由军籍改入卫籍，当居老城。当时卫城的管辖范围，除了屯堡之外，就是老城厢，城厢是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中心，许多大户人家都在城厢选地造宅，梅家居住在老城厢，是顺理成章之事。老城厢紧傍三岔河口，是漕运的转运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天津的新老“八大家”中，至少有6家居住在老城厢：益照临张家，住北门内龙亭街东首；李善人家，住东门内二道街东端；益德王家，在城里户部街；隆顺榕卞家，在城里浙江乡祠；高台阶华家，在东门里大街；名门望族梅家，住东门里，等等。

天津梅家的祖坟在宜兴埠。

大约在天津开埠后，梅氏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其东门里的住宅已难于容纳；加之外国租界在天津设立，天津的商业区开始由老城厢向租界区和城外转移，老城厢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加衰退。

于是，天津梅氏家族，由城内东门里迁往城外西北角小伙巷东侧。即今红桥区东南部，属于大伙巷街道办事处，是回、满、汉混居地区。这里是个百年老街，光绪六年（1880）前，这一带称肉市口。北起粮店街，南至栅栏口东侧，中与穆米厂胡同、清安胡同、三道街相交；长150米，宽2．4米。后因梅氏定居在这里，而称梅家胡同。胡同的北面，傍临南运河今团结桥；胡同的东面，靠近南运河今爱民桥；胡同的南面，连接天津商业老街针市街；胡同的西面，直通由老城厢至天津火车西站的干道大丰路。水路交通十分便利，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天津地势最高而免遭水患的地区之一，是闹中取静的风水宝地。

梅家胡同大体是南北走向，胡同西侧，是回民居住区，东侧是汉民居住区。梅家的宅第位于胡同东侧、今梅家胡同7号、5号院（当年走今7号的一个大门）；宅基长约26米、宽约20米；大门有门楼、11层石头台阶、石头蹲子；进了大门是通道，通道上有亭子；通道南侧有房5间，其中1间是门房；通道北面正中，是2层台阶的二道门；进了二道门是大院，青砖漫地；北房正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两边另有佛堂和厨房）；从大院进屋，又有3层台阶；房屋都是青砖瓦房，江米灌缝，房高4．2米；正房后院（今3号院），是中西结合的二层楼房，一楼有房2．5间，二楼有3间大房。（间附图）

约在清朝末年，由于梅氏家族成员众多，在梅家胡同居住过于拥挤，梅氏从曾字辈兄弟分家，从这里迁出另居。

第三支：曾庆（梅振灜之子）和曾熙、曾照（梅环洲之子）家，继续留在梅家胡同居住。解放后，梅家胡同宅院卖给了师子清，传到其孙师仪成，于2006年1月，梅家胡同拆迁。

第一支：梅曾源家，从梅家胡同迁往河北，居住在河北大街肉架子胡同土地庙前胡同3号。

第二支：梅熹、梅阡的父辈家，迁往河东居住。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第四支：分迁3处居住，此3处先后都在“大户人家”的经营地。

1、第四支的梅曾臣，即子梅贻琦兄弟家，由梅家胡同迁至老城东南角板桥胡同。板桥胡同是南北走向，北起西门内大街，南至南马路，东侧与九曲胡同、林公馆胡同等6条里巷相通；西侧与杨春胡同、明福胡同等6条里巷相通；长530米、宽3米；可通小型机动车；板桥胡同建于清初，此地原有一条污水构，上架木板桥，故以板桥得名；后污水构填平，板桥无存。梅家的住宅为砖木结构平房。

1926年，梅贻琦家又从板桥胡同，迁往北京前门外烂漫胡同。这条胡同附近有个尼姑庵。梅家宅院宽大阔气，分为前院、中院、旁院，房屋很多，男士都有书房。这时梅贻琦搬进清华园居住，贻琦的其他几个兄弟住在这里。后来再从烂漫胡同，迁入前门内旗手卫10号定居。

梅家北京的祖坟在黄庄。

2、第四支的梅曾树，即子梅贻珩家，由梅家胡同迁至城内城隍庙街。该街位于城里西北角，北起府署街，南至西门内大街。长291米，宽4米；明永乐四年（1406）在此建城隍庙，香火颇盛，每年举行庙会；庙前成路，清代开始称谓城隍庙街。梅家住宅坐落于城隍庙街前，靠近西门里；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四合院。

1933年从城隍庙街迁至老城四条胡同。这里位于南马路北侧，今属南开区东南角街办事处。北起南门东三条，南至南马路，靠近原天津市法院旧址；西侧有一分支转北不通行；长102．14米，宽1．9米；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建房形成胡同；按自西而东顺序排列为第四条，故名四条胡同；1984年地名普查时，因重名而冠以方位，更名南门东四条；梅家的住宅是宽绰的四合套院，房子是起脊砖瓦房。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时，日军轰炸了与梅家一路（南马路）之隔的油坊。1939年，因为在老城居住不安全了，梅家逃难到德租界（今河西区）三义庄，租住了九江路2号、袁世凯三姨太的房子，此房的对过，是马大夫家庭诊所。

刚入住一个星期，天津发生大水，家里全被淹了，2箱子字画成了纸片。过了一个月，大水仍然不退，便雇了一条船，到了南门换坐平板车，投靠北门里瑞兴益金宅住下。金家是天津“新八大家”，金老太太浦氏，是贻珩夫人浦氏的婊姑。金老太太的儿媳，是杨柳青石家闺女。金家的住宅很大，前门在金家胡同，后门在北马路上；前后有10多道院子，佛堂就像大庙；金家把前院2间、南房3间，让给梅家10口人居住。

在金家客居了三四年，然后迁到城内西南角大水沟居住。大水沟街，北起西门内大街，南至南马路。长500米，宽5米；清光绪年间，这里原为旧城内向城外宣泄污水的城厢4角4个水沟之一；后来以条石盖成暗沟，成街道；1901年旧城城墙拆除后，填平了水沟，以大水沟取名。梅家居住的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宅院。

3、第四支的梅茂先的3子曾？，即梅贻玺家，由梅家胡同迁至城内东南角弓箭胡同。北起西门内大街，南至小马路，中与骆家胡同、房家胡同相通；长363米，宽1．5米；建于清朝，道光年间《津门保甲图说》已载其名；因巷内有制造弓箭兜囊的作坊，故名；巷内曾是天津名画家兼植物学家陆辛农的故居。梅家住宅是砖木结构平房。

另外，梅家第四支的梅法先之子曾寿，即梅贻琨家，由梅家胡同迁至西头吕祖堂简家胡同（今红桥区）；日本投降后又迁至河北关下；后再迁到南开四马路。曾寿因为婚姻问题，跑到台湾；1996年（73岁），又回到天津。

梅氏四支分居后，解放前，每3年一小续、10年一大续家谱；续修家谱时，家族成员聚会一起，把家族成员的变化列入谱中。

（六）终身校长梅贻琦

一、梅贻琦简历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男，汉族，字月涵。贻琦出生时，其父已是家道中落的旧职员。他熟读史书，喜爱科学。1904年，入敬业中学堂（即后来的南开中学），为第一期学生；1908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被保送到保定直隶高等学堂；1909年，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考取首批“庚款”留美学生。1910年，入马萨诸塞州吴斯特理工学院电机系，生活十分节俭，把本来就很少的生活费节省下来，寄给家里补贴日用；1914年，获硕士学位。1915年回国后，曾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同年9月，到清华学校任教，初讲授物理和数学；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首席教授”； 1926年，任教务长；1928年，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率领中国教育团去美国考察公费留学生；曾任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

1931年10月，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48年12月。荣任清华校长，是梅贻琦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1931年12月3日，在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自己不是大师，却为清华聘来了许多外国大师，为清华培养了众多大师。 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动荡的时期，国内政局变化莫测，国外强敌虎视眈眈，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必然牵扯到教育界，初创的清华大学，也成为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竞相角逐和控制拉拢的对象。梅贻琦所以能够顺利地担任校长重任，而且一干就是17年，有其特殊的条件。当时，学生会公布了“清华校长人选五条标准”：无党派色彩；学识渊博；人格高尚；确能发展清华；声望卓著。经过十几人次的反复遴选，梅贻琦除了符合“五条标准”外，还以品质优秀、人格魅力、平易作风、谦逊精神，成为清华校长的最合适人选。

在梅贻琦的管理之下，清华大学全面步入了快速、协调发展的“黄金时期”。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的学术地位和人才培养，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仅有两年的大学班，两年的留美预备班，每个大学班不到200人；教师人数很少；学术水平不高，从招生也可以看出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清华发展成为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的名牌大学，其学术地位也大大提高。这是全校教职工共同奋斗的结果，但是梅校长的领导，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主要创建人。

1937年7月30日，京、津沦陷后，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不设校长，梅贻琦与南开张伯苓、北大蒋梦麟，同为联大三常委，而张、蒋二位长期不在昆明，梅贻琦负校务实际责任。八年抗战期间，在他的主持下，经过惨淡经营，“以集思广益、兼容并包之精神，内创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树民主堡垒之称号”，创造了战时办学的胜绩，引起中外瞩目。使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梅留美时的母校授予其工程学博士荣誉学位，以示嘉许。

1940年，清华师生在昆明召开了纪念梅贻琦任教清华25年的公祝大会，会上梅贻琦做答辞，谦虚的讲道，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也不能是某个人的缘故；他比喻说：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每次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个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是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亦觉得与己有荣而已。他并深有感慨地表示：“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风明天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的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1945年日本投降后，梅贻琦飞往北平筹备复校；1948年12月，任教育部长；1949年，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任代表团首席代表；会后赴美；1950年，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翌年，组织清华大学在美的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1955年，由美赴台，用清华基金在新竹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在其身后发展为新竹清华大学），竭尽心血；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湾。

梅贻琦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手提包封存了。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梅夫人也在场）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在场的人都很感动。临终前，家人和朋友劝他写遗嘱，他没有写；梅贻琦没有个人财产，无须写什么遗嘱。旅美清华老校友林公侠说：“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及治校经历，跨越了晚清、民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地区统治，这3个变化剧烈的历史时期。在他73年的人生历程中，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是和清华大学的成长息息相关的。梅贻琦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实践及教育理论，对20三四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经验，是及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梅贻琦人品

梅贻琦曾对清华同学说：“我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实际上，这也是梅贻琦一生的追求：默默做事，埋头奉献。梅贻琦治理下的校风也是如此。他和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之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写下了他平凡而又名留青史的人生。

笔的岳母梅祖贞，是梅贻琦的侄女，1909年出生，32岁出嫁，93岁过世。据她回忆：梅贻琦是瘦高个子，少时就沉静稳重，不爱说话，待人谦和诚实，不善张扬；学习特别用功，读书到深夜，为了防睏把辫子拴在绳子上；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周恩来常到梅家来，用她的话说是“踏破门槛子”，两人经常彻夜读书交谈；考上留学生时，家里人都很高兴，他却像平常一样，看不出特别的不同，不慌不忙收拾着出国的东西；梅贻琦爱喝酒，酒量也大，别人让他喝酒，他没有拒绝过；周恩来也爱喝酒，两人喝起来就没完，但是没有看见他们喝醉过。

即使在情况紧急的关头，梅贻琦依旧谨慎、持重，处事不慌。“一二·九”运动发生后，数千名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学校事前得知了消息，几位领导在梅贻琦家里研究对策。大家七嘴八舌，梅校长却沉默不语；最后等他拍板，他抽着烟不说话。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样？”校长还是沉默；叶公超教授忍不住又问：“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梅校长终于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是不可能的，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后来，学生们怀疑校方向军警特务提供了名单，便把教务长弄到大礼堂前质问，有的学生还说要打。这时，梅校长身穿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二三百学生，用平时讲话时的同样声调，和缓地说：“要打，就打我！”

梅贻琦清廉奉公，朴实无华，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不少这方面的真实资料。他任校长后，住进校长住宅的清华园甲所，但他放弃校长的特权：自己掏钱付家里工人的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供应的2吨煤。虽然钱数不多，他却认为：“这是观念和制度的问题”。清华的基金雄厚，他又主持清华几十年，却没有苟取分文。

西南联大初办期间，他作为常委，配有专职司机，但他主动要求取消这个待遇。他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他外出办公时遇到空袭警报，也和学生一样跑到后山，趴在坟堆上看着飞机扔炸弹。1941年6月2日的日记，这样记录着其“跑警报”的经历：郑天挺、罗常培、张充和来访，梅校长与他们在防空洞中谈话；“十点十五分起始闻炸声，由远而近，六七声后有大声四五下，紧接至头上最后一下，空气似由顶上打下，感觉颇奇怪，洞内油灯皆为震灭，妇孺有惊叫声，张女士坐予旁，当亦吃惊不小，郑、罗与余互道‘躬于其盛’。”

梅贻琦对待亲友感情真执、纯洁。他和夫人相伴一生，情深义厚。有一次梅太太病了，他在小花园里，摘了一朵紫色的花，送到梅太太的卧室里给她。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什么积蓄，去世前病危住院，医疗费及去世后的殡葬费等，都是由他的学生和校友捐助的。

唐代刘禹锡曾说：“名高毁所集”。梅贻琦却是个例外，身后赢得了“众口之誉”，而“胥无异词”。有的学者在广泛收集资料、深入研究梅校长中，抱着“苛求”的心理，去寻觅人们对他的“异词”、“谤语”，结果一无所获。

清华历届毕业学子，凡是请梅校长题写纪念册的，他都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为勉。这8个字，出自《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是实践清华校训的典范，他曾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正是这样一位“君子”；一个“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寡言力行的君子。他的人格贵有君子精神，不但是个真君子，而且是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的一切举止态度，具备中西人的优美结合；他的令人称道的人格魅力、品德气质及个人修养，都反映出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融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和谐的统一。

梅贻琦不喜著书立说，身后留下的著述不多。有黄延复所辑《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和整理的《梅贻琦日记》。记录了1941年～1946年，梅贻琦驾驶大船渡过“风雨飘摇之秋”，安然驶回清华园的经历；除1942年、1944年有数月短缺外，记录基本完整，是研究清华和联大校史的珍贵史料；原件现存清华档案馆；1948年以后，梅贻琦离开大陆，此后的日记，现存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

梅贻琦《大学一解》一文，是梅贻琦、潘光旦等一批清华领导核心，集体教育理念的系统表述；1941年4月刊于《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

梅贻琦有著名的“大师论”，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可是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为清华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

2005年教师节前，温家宝总理在接见教师代表时，郑重倡议，教授、名师要上课堂，他还引用了梅贻琦的一句名言：“大学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可见梅贻琦“大师论”的影响深远。

三、梅贻琦夫人

梅贻琦的夫人是天津人韩咏华。

韩咏华（1893——19943），出生于天津韩家。东昌韩家，又称天成号韩家，原是养海船、到东北贩运粮食的，赚了大钱后，又开了很多当铺，发了家，成为天津“八大家”之一。天津“八大家”的习称，始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时有顺口溜称：“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到20世纪20年代，又有新的顺口溜：“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同时，又有“新八大家”之说。不管怎么说，韩家都是天津“八大家”中的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韩咏华的祖父韩荫棻，做过清朝的京官。韩咏华的父亲韩耀曾，号伯鹏；韩耀曾的儿子韩振华，另一女、也就是韩咏华的妹妹韩权华，是钢琴家，国民党将领卫立煌的继室。韩家的宅第位于三岔河口以南的河边，院落广大，并有一个大的韩家花园。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天津，占住了韩家花园；庚子事变时，烧杀抢掠了天津城厢，韩家也未幸免，从此家道衰落。

韩家与梅家，都是天津严修家的世交。光绪二十九年（1903），韩咏华10岁那年，以世交的关系，进入严氏家塾（南开中学的前身）学习；光绪三十年（1904），15岁的梅贻琦也以世交关系，进入严氏家塾读书，所以两人从小就相识。光绪三十一年（1905），严修把自己家里开办的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小学，设高小（3年）、初小（4年）两级，这是中国开创的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韩升华和韩咏华等，就在严氏女学担任初小教员。

梅贻琦和韩咏华对自己的婚事考虑的却较晚，1918年，由严修及梅、韩的南开同学卞肇新（天津“八大家”隆顺榕家）为介绍人，韩咏华与梅贻琦订了婚；韩咏华的同学陶履新听到后，急忙跑来对韩咏华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人啊。”韩咏华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就多少吧。”1919年举行了婚礼，那时韩咏华26岁，梅贻琦30岁，这在旧社会是相当的晚婚了。婚礼是在北京东城基督教男青年会进行的，是新式的、洋式的结婚仪式，由牧师证婚；家里人不满意，纷纷提出批评。婚后他们夫妻恩爱生活43年。

他们结婚时，梅贻琦的父母还在天津，他们的小家庭安在北京香炉营头条租的一个小后院；梅贻琦住在清华单身宿舍，只是在周末才回来。婚后，韩咏华在家当家庭妇女，由于孩子多，她带孩子的任务很重。梅贻琦在家里很少说话，对公事，一句也不说，但对孩子们的教育很注意，从小不让孩子们挑吃。吃饭时，一个孩子一个盘，把菜分给他们，让他们把自己盘里的菜都吃完，从小养成不偏食的习惯。

1933年，也就是韩咏华40岁的时候，开始在清华大学旁听英文、日文和逻辑，前后共2年。后来到国外，即使到了五、六十岁的年纪，仍在夜校读英文。

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为了补贴家用，韩咏华与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做一些零活。自制“定胜糕”的上海点心，糕是粉红色、形状像银锭，由潘夫人在乡下磨米粉、煮豆沙，准备其它原料；韩咏华和袁夫人负责做成糕，再由韩咏华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去寄卖。冠生园离家很远，为了省钱，总是步行，来往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又舍不得穿袜子，光脚穿一双破旧的皮鞋，把脚都磨破了，腿肿得好粗。卖糕时，她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糕点的事。当教授们到梅校长家议事时，常常受到热情招待。当他们围坐一桌，品尝梅夫人亲手做的糕点时，深为韩女士的坚韧精神所感动，便将这糕点命名为“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的意思。从此，“定胜糕”的名字，便叫响了西南联大和昆明城。

抗战胜利后，在3个学校准备回迁复校时，韩咏华等教授夫人们，又在昆明街头摆起“地摊”，处理用不着的和带不走的东西，有旧衣、椅套、毯子和各种日用品。虽然还是“摆地摊”卖东西，但与当年做糕点时的情景不同，心情是喜悦的。

解放前夕，韩咏华担心大女儿祖彬与在国外的丈夫长期分离，就跟梅贻琦商量，决定由她送祖彬出去。1948年11月月28日，韩咏华带祖彬及她的2个小孩，搭亲戚的飞机离开北京，飞往广州，又转到香港，借住在祖彬爱人的兄嫂家里。1951年，韩咏华携带两个外孙，由香港去美国洛杉机，又转往纽约。

梅贻琦到台湾时，韩咏华没有跟他去，自己继续留在纽约。62岁时，她开始找工作，在衣帽工厂里做过工，在首饰商店里卖过货，还在医院里做过代班，最后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一直工作到66岁。

1960年梅贻琦患骨癌病重，韩咏华赶到台湾照料他。梅贻琦住在台大医院，韩咏华白天去病房里陪护，晚上住在设在台北的清华办事处。这样，韩咏华陪了他两年。

梅贻琦病故后，韩咏华没有立家，而是跟着两个女儿过，家事不多，也没有负担。她的儿子梅祖彦，1954年取道巴黎，通过亲友的帮助，在人民政府安排和资助下，辗转回国。其他儿女之，还有在国内工作的。

1974年夏，韩咏华回国探亲，见到了很多阔别多年的亲戚朋友，而且有幸得到邓颖超副委员长的会见和宴请。在会见时，韩咏华表示了愿意回国定居的想法，当即得到了邓大姐的支持。返回美国后，她就向驻美联络处提出回国定居的申请。

1977年春，韩咏华的申请得到批准，当年夏天，就重新回到了祖国。邓颖超对韩咏华在84岁高龄时，远涉重洋回到祖国定居的爱国行动，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她在首都幸福地安度晚年。会见后，邓颖超特意由天津请来了“狗不理”包子店的名厨，做了一桌正宗的天津菜。
    韩咏华回国后，政府给了她优厚的生活待遇，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在英、美的几个女儿、女婿们，也先后回国探望、团聚。她的晚年生活很美满。

韩咏华在天津有还两个侄女梅祖贞、梅祖娥，她打算到天津探亲。侄女们考虑到婶子年世已高，两个侄女当时居住条件又不太好，就没有让老人家到天津来。梅氏两姐妹就派子女前去北京，看望了韩咏华。

1994年8月20日，韩咏华在北京病逝，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