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天津梅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可以说是无人不知。记得在十几年前，台湾(传记文学)上，刊登过一篇天津梅氏后裔、梅贻琦先生手书的家世笔迹，字数不多，但很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天津梅氏家族的大略状况，故摘录如下。

    “关于琦之家世，幼年时曾见过一本《梅氏家乘》，略有记忆；以后经庚子之乱，遂未再寻得。此家谱起首，叙明初一将官名梅殷者，原籍武进，曾尚太祖之大公主，生二男。燕王至南京僭位，为殷夫妇所反对。一日，殷夫妇赴燕王宴，归途落水淹死。大公主哭闹不休，燕王始允携二子回北京善视之，皆封军职。此二子之名字及其后代如何迁到天津，则全不记得了。

    在北京从未遇到过姓梅的，在天津家口亦不多。幼时家人常往来的只不过七八家，皆属中产以下人家多半教书，或：做盐务 (为盐商经理之类)偶有做官的，不过知县等级，但经商的甚少。所以梅家人在天津有‘穷念书的’雅号，  [进]而还有‘梅先生拔烟袋……不得已而为之’。在清末，以诗书画称小名者，颇有数人。

    琦幼时考学校报名，须默写三代，故还记得曾祖父名汝钰，祖茂先，似皆曾中举贡。琦生时祖父母已去世，稍长，闻祖父曾做过清丰县教官(训导)病殁于任所。先父三兄弟三姊妹中最长者，廿几岁考中秀才，  以后曾两次上京赶考，  皆不第，便未再试；一生职业为盐务，担任盐商津店账房，或兼‘外事’(与官府交接者)，家境非甚宽裕。但对于吾兄弟五人之教育，必尽力成全。琦姊妹亦五人，最小者二人，亦能毕业于师范及南开大学”云云。

看了贻琦先生的这段自叙的家世，着实令人感动。以堂堂的清华校长，在追述自己家庭的渊源和状况时，竟能如此的简单明了，平实真诚，而无丝毫的夸张与修饰，真可谓文如其人。

关于天津梅家的先世

    尽管有了贻琦先生的自叙，我们要了解梅家的先世，仍然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呢?

    先说梅殷。梅殷在明代历史上实在是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据《明史》。记载，梅殷字伯殷，系汝南侯梅思祖之侄，“天性恭谨，有谋略，便弓马”，非常受太祖朱元璋的器重。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将他的次女宁国公主(长女为临安公主，下嫁李祺)下嫁梅殷。朱元璋共有16位驸马都尉，他最喜爱的，却是梅殷。做了皇帝以后的朱元璋，非常重视文治，尝以梅殷为山东学政，还嘉奖梅殷“精通经史，堪为儒宗”。明制，皇女称公主，皇姊妹称长公主，皇姑称大长公主。贻琦先生在自叙中说梅殷尚“大公主”，应是宣德时对宁国公主尊称为“大长公主”的误解。

    由于梅殷受到朱元璋的特别眷注，迨至太祖病危，乃将皇太孙朱允炆与梅殷一起叫到床前，先对朱允蚊说：  “对于燕王(朱棣)，你可不要放松警惕!”然后转过头来，对梅殷说：“你是个老诚忠信的人，把幼主托付给你，我也就放心了。”于是把誓书及遗诏授予梅殷，又说：“有人敢于违背誓书、遗诏，你可以代我讨伐他厂言毕即撒手西去。这就是梅殷受命辅保皇太孙的经过。

    事后不久，果如朱元璋所言，燕王朱棣便兴兵南下。惠帝允炆命梅殷为总兵官，镇守南京的门户淮安。朱棣率兵马—路夺关斩将，势如破竹，很快便来到淮安城下。于是遣人晋见梅殷，说是到南京为太祖进香。梅殷早有准备，义正词严地对来人说：“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朱棣闻讯大怒，复遣使下书说：“今兴兵诛君侧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梅殷口含天宪，  自然不甘示弱，竟然割去使者的耳朵和鼻子，然后放他回去，并说：  “留下你的咀，为燕王殿下讲讲君臣大义去吧!”朱棣见状气急败坏，但毕竟不能把自己的妹夫如何。只好涉泗水，取道扬州。尽管后来朱棣夺得了帝位，梅殷仍然拥兵淮上。

    朱棣深知梅殷是自己的心腹：大患，于是逼着宁国公主用血书把梅殷骗回南京，条件是保证梅殷的人身安全。及至梅殷回到南京，朱棣马上接见，温慰说：“驸马劳苦！”没想到梅殷并不买账，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劳而无功耳。”碰了这枚软钉于，朱棣一时气得无话可讲，从此便立下了除掉梅殷的决心。先是不断有人打小报告，说梅殷“颇骄侈，不慎行检”，甚至图谋不轨；朱棣遂借机解除了梅殷的兵权，限制丁梅殷仪仗队的人数，调走了梅殷的心腹。到了永乐三年(1405)冬，某日早朝，梅殷正在过桥，素与梅殷不睦的前军都督谭身、锦衣卫指挥使赵曦派人将梅殷挤于桥下，却诬言梅殷是投水自杀。都督许成很快便揭发了事情的真相，朱棣只好杀人灭口，将谭、赵二人处死。令朱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不识相的家伙竟相对喊冤，一下子供出了实情：“此上命也，奈何杀臣?”这种话若流传出去，自然非同小可，气急败坏的朱棣遂命人击落谭、赵的牙齿，立即抄家处斩。

    宁国公主心里完全明白，驸马都尉梅殷的死乃是自己兄长的毒计，于是进宫找朱棣算账，扯住朱棣的袍襟大哭，向朱棣要梅殷的下落。朱棣说：  “驸马为除贼而死，你何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随后朱棣给宁国公主写了一封信，大意说，驸马虽有过失，兄以至亲不问。比闻溺死，兄亦甚疑；现在凶杀悉置重法，特报妹之。然后给梅殷隆重治丧，朱棣亲自致祭，谥为荣国公。宁国公主这时已称为御妹，依明制进封为宁国长公主，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岁时赐与无算”，甚至连诸王也无法和这位长公主相比。梅殷的两位遗孤也都封了官职，以长子梅顺昌为中军都督府佥事，次子梅景福为旗守卫指挥使。

  尽管梅家先世的故事很动听，但细心的读者还是会从中发现，许多问题不好解释。

    第一，贻琦先生在“自叙”中提到的<梅氏家乘>如今已不存了。我们只知道1916年天津县志局开始编纂《天津县新志》时，负责资料征集工作的高凌雯(彤皆)先生还曾见过。 这一点，有〈志余随笔〉为证：“曩即闻梅氏为明驸马都尉梅殷后裔，及读其族谱，世系极详：殷生景福，景福生敬，敬生满儿，为天津右卫指挥使。满儿为太祖命名，其调卫当在永乐二(四?)年。”据<天津县新志)，梅满儿原名梅满，字多吉，“驸马都尉殷曾孙，永乐二年任天津右卫指挥使”。既然满儿之名系朱元璋所赐，那么朱元璋生前一定见过他。

    第二，据高凌雯先生读到的梅氏族谱，从梅殷到梅满儿已有四代。考之(明史)，梅殷的夫人宁国公主死于宣德九年，即1434年，活了71岁；由此可知她生于元至正二十四年，即1364年。洪武十一年，即1378年十五岁时下嫁梅殷，有子顺昌及景福。假如宁国公主在嫁给梅殷的第二年，也就是1379年便有了这两个儿子，到永乐四年即1406年改青州卫为天津右卫时，二人不过28岁，如何能养育出朱元璋见过面、而且可以担当起天津右卫指挥使的孙子梅满儿呢?高凌雯先生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哪怕宁国公主与成祖永乐同岁，“三世俱十六岁生子计之，  尚需四十八年；况补官必候及岁。而谓宁国公主年不过四十六岁，能有及岁补官之曾孙耶?”《天津县新志》对此只好存疑：  “洪武至永乐不过数十年，而满儿为殷曾孙已历四世，恐有错误，姑照<梅氏宗谱)以待考。”

    第三，据<明史)，梅殷是梅思祖的从子，所谓从子，即侄辈人物。元朝末年，梅思祖追随朱元璋南征北讨，屡立战功，于洪武三年(1370)论功封汝南侯，因其善抚远人，此后便供职于甘肃、云南等边远地区，洪武十五年(1382)卒，赐葬于钟山之阴；子梅义，为辽东指挥使。后来又因梅思祖牵涉胡惟庸案，追其罪，灭其家。问题是，  (明史)上明明记载梅思祖是夏邑，  即今天的河南商丘地区人，而《天津卫志》和《梅氏家乘》却说梅满儿是武进，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地区人，两地相隔不啻千里，二人是如何攀上本家、论起辈分来的呢?

    第四，  (明史)的“宁国公主传”还记载了梅殷的一位孙子梅纯，说梅纯是成化(1465～1487)中的进士，  “知定远县。许土官，弃归。袭武阶，为中都副留守”。一说梅纯是梅殷的曾孙，写有<损斋备忘录)。所谓“袭武阶”，很可能就是因为梅纯出于梅顺昌一支，承袭了梅顺昌在中都府的职务。那么，天津梅家是否就是梅纯的后裔呢?现在也无法说清楚。

    贻琦先生在“自叙”里还提到，梅殷被害后，  “燕王始允携二子回北京善视之”，从字面上推测，  “二子”即顺昌和景福，他们的后代怎样来到天津，贻琦先生是“不记得”了，“家乘”中是否有记载，更是不得而知。

从现有的资料来判断，我们只能说，梅氏落户天津的始祖是梅满儿，而且代有传人。  〈天津县新志〉有一句比较客观的话，录以待考：梅氏“原籍江苏武进人，远祖殷，明初尚宁国公主，官驸马都尉。其族有名梅满儿者，官天津右卫指挥使，遂人卫籍”。

梅氏在明代的事迹与世系

    关于天津梅家在有明一代的世系，可叙之事无多。因为当时的天津尚属承平，世袭的指挥使官阶在身，衣食住行不愁，这些人“日以戈矛弓矢为事……既不读书，争相骄侈为高。日则事游猎，从歌舞，俱在绮罗纨绔之间。……造酒出于沽酿家；养鹰取于屠彘家；设席陈秀帷、列翠屏，夏以湘箪，冬则绒氍觎，取于贾家。夜则游宴，列炬之外，随以灯笼”。一个人终日在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之下，能有什么作为呢?

    迨至明季，梅氏一门因“世受国恩”，  尚存姜桂之性，  以致行止无亏，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梅氏第十二世卫指挥使梅应武，  以功升河间道旗鼓守备；在家孝悌恭谨，事庶母甚殷，抚诸弟友爱，整饬兵备道孙慎行为其家悬挂了“孝友克全”的匾额，终年68岁。二弟应文(1601—1644)，  以武生任罗文峪守备；三弟应元，字君扬，仕副将，管山东抚标中军游击，署总兵，守济南。崇桢十七年(1644)农民起义军攻破济南，应元被执，  以拒降被刑。应文得知，率兵前往，亦被执，遂代弟死，年44岁。后以此追封为镇国将军，人祀忠义祠。四弟梅应卜，字宸阳，系卫学的学生，平生乐善好施，曾捐建草厂庵，  以为施赈之所；而且每月两次赈济狱囚，善名四播。

    天津梅家的先世以及后世在明代的事迹，约略如此。不过，关于梅应卜捐建的草厂庵，我们倒要多说几句。

    草厂庵到人清之后，扩建为草厂庵观音大士禅林，成为城东南有名的寺院，香火极盛。每年阴历二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寿诞之期，草厂庵照例要摆茶棚，放烟火盒子，以及耍高跷，演花棍、鹤龄，唱外台子戏等等，甚是热闹。光绪年间，草厂庵住持僧广月，为一酒肉和尚，又嗜好鸦片。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广月吸食鸦片时，因烟灯失火，导致后殿及观世音赤金像被焚，像内珍宝五脏亦被窃。修复工程需银五千两。广月为募化功德布施，只得自钉面颊于山门。最后由当地混混出面，  请出巨室，凑足银两，  为广月起钉，  草厂庵方得以修复。

    草厂庵与天津近代史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光绪二十九年(1903)直隶总督袁世凯命道员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最初就设在草厂庵。当时，庵内已有此前不久创办的工艺学堂，因此，草厂庵也可以说是当年名噪一时的“北洋实业”的策源地。辛亥革命时期，草厂庵还是“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曾经在这里领导过天津的反清武装起义。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天津爱国学生组织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也把会址设在草厂庵，以谌志笃和马骏为正、副会长。同年9月16日，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20余名男女青年，在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举行会议，决定成立“觉悟社”，不久，“觉悟社”以“天津学联”的名义，邀请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到社内座谈、指导。后来，  “觉悟社”的成员有一半以上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

说完了有关草厂庵的这段插曲，我们分别将梅氏十二世经历朝代，名、字及承袭关系列表如下，用收一览无余之效。

    看了这张世系表，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天津梅家在明代自梅满儿以下的世系是清楚、可信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细心的读者一定还会有这样的疑问，梅氏在修家谱的时候，是如何把梅满儿与梅殷和梅殷的两个儿子联系起来的呢?或者说，为什么一定要把梅满儿与说不清、道不明的梅殷之后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至今还是天津梅氏家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记得十余年前，天津史名家卞慧新先生为纪念梅贻琦百年诞辰，曾在《天津史志》1990年第一期上发表过一篇名为〈天津梅氏先世别考〉的文章，对这个疑问题做了一番比较合理的解答，极具参考价值。

    慧新老认为，梅谱起于梅满儿，确系实录。因为“天津梅氏在明代世袭右卫指挥使，籍贯世次，不仅录存私第，亦具载兵部档册，以凭升降承袭之考核。私家焉敢为攀附名门，  自乱世系，且将招致不利之后果”。换句话说，早年天津梅家自满儿以下的家谱，肯定不会有与梅殷关系的记载。

    到了清代，梅家已经没有了世职，情况发生变化。大约在清初，梅氏家谱毁于火，长时间没人重修。至18世纪中的乾隆年间，梅氏一族才重修家谱，族人梅玉瞻特请地方名宦周人骥(1696  1763)作序，值得注意的是，周人骥在“序”中仍然没有提到梅满儿与梅殷的关系，只是说：  “梅氏先为吴之毗陵人，  自前明永乐初调补入籍，后以功阶世袭指挥，称巨族。历三百余年，以忠厚积德为家法。其先孝行节义记诸邑志者，事迹班班町考。……玉瞻梅氏，少年负隽才，名噪胶庠，而恂恂谨厚，望而知为旧家子弟。一日造余，谓其先谱牒以不戒于火，久缺。今重修告成，丐余一言为序，以垂永久。”可见这时的梅氏家谱还没有把梅满儿与明初的梅殷联系起来，不然周人骥不会在序言中只字不提。

    大概过厂一百年的时间，到19世纪中，天津名宦沈兆澐(1782-1877)为梅成栋作传时，便把梅满儿与梅殷联系起来了“公讳成栋，字树君，号吟斋。明驸马荣定公殷嫡裔。永乐时，远祖袭世爵，  自金陵迁居天津，世为望族。”至于打什么时候开始，梅满儿就攀上梅殷了，还不好确定；但沈兆澐听到或见到梅氏家族渊源时，一定有这种说法了。

慧新老认为，沈兆澐写此传之时距“甲申(1644)之变”已一二百年，胜朝掌故，久为乡人所遗忘。追书梅殷，事虽不经，然于籍贯之乖牾，世序之紊乱，亦不复稽考。于是真事渐隐，而奇说异谈遂得流行。此固传世族谱之通病，不足为梅氏谱病”。既然仰望高门、攀龙附风是中国家谱的一个通病，对于梅满儿与梅殷的关系，我们也就没有深究的必要了。

梅氏在清代的事迹与世系

    到了清代，天津梅氏仅梅守成之三子应元、四子应卜有后。据现有记载，应元一支只三传；而应卜一支有六传，且不乏地方名士，但具体的世次传承并不十分清楚。

我们先看看应元与应卜两支的世系

    入清之后，虽然不再实行卫所制，但天津三卫一时并未废除，只是在1652年(顺治九年)先将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与天津卫合并，指挥使一职，有职无权，名存实亡。这种状况又维持了七十多年。到1725年(雍正三年)，遂将天津卫改为天津州，旋改为直隶州。没过几年，又升天津(直隶)州为天津府，附郭置天津县。

    随着国家军事体制的变更，天津梅氏一族的社会职业与谋生手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家族存在基础的变更，导致了家族成员社会角色的变更，逐渐地由习武的世袭武职而转为习文的“穷念书的”，虽有门望，但累世清芬，所以在乡人中有“寒梅瘦谢”之称，因为谢姓在天津也属世代贫寒，两家均少富商显宦，致有此称谓；但天津梅氏有一个很优秀的家风，在乡党中素以急公好义而闻名。

  先说梅应元一支。

  应元子开杰，字款公，原为卫学生；人清后进国学，考授县丞；曾在路边拾重金而不昧，终于访求到了失者。又捐河北土地30亩，为义阡(公共墓地)。开杰子梅殡，字子玉，岁贡生；经常在乡里调解诉讼，且生平多义举，有父风。

  再说梅应卜一支。

  应卜子开运，字际公，本是一位“贡生”；尝偕兄子梅盐同行，梅盐不慎落入水中，开运毫不迟疑，跳入水中相救；由于水深，开运又不会水，二人几乎一同遭厄；就在这紧急关头，被人搭救上岸，幸免于难。开运还有一个孀居的嫂嫂刘氏，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因为没有养力，生活举步维艰。在开运的倡导下，众人捐资周济；开运则把自家的几亩薄田捐出来，用于嫂、侄三人的瞻养。邻居有人生病，开运亲自为之煎药调理，供以饭食，且历久而不厌。遇有水患，开运亲自率人运土打埝，以保障民居不受水淹。开运的所作所为，受到乡里人的极大尊重，年岁不是很大，终年仅四十有八，却被人称为“长者”，大概是因为他身上具有长者之风吧。

    梅调鼎。开运有一玄孙(五世孙)，名调鼎，字馥廷，号德馨，是天津府的府学生。为人至孝，五岁丧母，长大成人，侍奉继母如同自己的生母。继母逝世，调鼎冒着风雪在墓前失声大哭，痛不欲生。自己虽然家贫，却乐善好施。在寒冬遇有饥寒交迫者，往往把身上穿的衣服解之相赠。志书上说他“急人之急，至忘寝食”。文庙倾圮，他倡捐修葺。调鼎终年71岁。

    梅履端。应卜的曾孙(四世孙)，名履端，字雅村，号三渠钓叟，晚号石拙老人，工诗善画，尤善竹兰，是天津地方的一位名画家，而且以孝闻名乡里。据说履端在中年以后才学绘画，“竹法文与可，兰法郑所南，梅法梅花道人”，并成为“绝艺”。履端的绘画作品为时所贵，  “尺幅片纸，争购为宝”。天津艺术博物馆就藏有他的花卉条幅。履端娶查氏水西庄宾客朱岷之女为妻。为了了解天津梅氏，对于这位朱岷，我们倒要多说两句。

    朱岷也是江苏武进入，字导扛，  号客亭，又号七桥，工隶书，且善画，能以手指画钟馗，意态如生。朱岷还精于鉴赏，所藏金石书画，皆稀世珍品，著有《怀南草堂诗稿》，〈田盘纪游诗钞〉等。朱岷一生性格恬淡，年轻时北上天津，一到这里，便被天津北国江南的迷人景色深深吸引。他在一首《初到津门》的许中动情地写道：  “潞卫交流人海平，丁沽风物久闻名。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待遇城。柳外楼台明雨后，水边鱼蟹逐潮轻。分明小幅吴江画，我欲移家过此生。”后来，他果然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娶德州张氏女为妻，  占籍天津。

    朱岷早丧，留有一子，名光觐，字仰文。因生活贫困，青年时代依靠变卖先人遗墨糊口，但光觐对寡母极孝。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也就是28岁时中举。光觐不但是位饱学之士，而且急公好义，—生致力于地方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如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山东先旱后涝，大批饥民流落天津，光觐捐出全部家资舍粥救济，许多饥民赖以存活。后来光觐又倡修文庙，类似的事情可说是不胜枚举。

梅履端共有四个儿子，其中，以次子梅成栋在地方上的文化和教育成就最大。

梅咸栋(1776～1844)，字树君，号吟斋，幼时从其舅朱光觐受学，工诗文，1800年(嘉庆五年)25岁时中举，与庆云人崔旭(即有名的〈津门百咏〉的作者)同出学者张问陶(船山)的门下，遂使张有“一日得二诗人之庆”，从此梅成栋与崔旭并称为“燕南二俊”。此后即屡试进士不第。为此，成栋寄诗张问陶说：“桃李门墙开遍了，东风何日到梅花?”张问陶亦以诗作答：“莫向东风羡桃李，梅花已作杏花看。”

    1826年(道光六年)成栋与好友在问津书院之双槐书屋，组织诗社，被推为盟主；适值梅花盛开，遂定名为梅花诗社。在此后的十余年中，诗社酬唱甚勤，初仅19人，后增加到40余人，实际上是天津诗人的一个“沙龙”。因此对梅成栋来说，“津人之识与不识，群以诗人目之”。

    成栋热心地方公益，授徒所得，除自给外，全部用于助人。“虽一介寒士，亲党赖以举火者若干家，故交子弟鞍以存活者若干人”。1835年(道光十五年)天津大旱，“流亡四集，粮贵时艰。成栋上书官府，谓施米不如煮赈。当道纳其言，为设四粥厂。……或有诗书旧族饥饿不欲出门者，则馈粮其家，事简而惠均。凡赈米二万余石，全活无算”。为发展地方教育，又与邑人侯肇安、王天锡等倡立辅仁书院，前后主讲书院十年，  自己不收任何报酬，收入用来奖掖士子。

    成栋毕生于“轸贫，恤苦，  吊灾，救难”诸事，无不勇为。所作诗文，并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为了阐幽发微，弘扬地方文化，维护传统道德。因此，他不但熟习乡邦掌故，而且特别注意收集乡邦文献，每每从“蛛丝鼠迹间访求遗稿，遇有零章碎句，随时掌录”。三十卷的<津门诗钞)就是他锲而不舍、悉心收集、整理的成果。后人评论说：  “欲起竹间楼上客，评诗剔尽读书灯”，当指他编辑《津门诗钞》而言。

    《津门诗钞》以采集元、明以来天津乡人、官宦以及流寓者的诗作为主，兼及天津府属各州县的诗作。作者超过四百人，诗歌收录近三千首。“诗钞”所收集的资料，今天已大部散佚，有的因人得诗，有的藉诗存人，并附有大量注文，  “其有轶事遗闻，或残篇断句，俱载诗后。搜辑之富，遂为大观”。许多资料，因此得以存留，真可以称得上是“厥功甚伟”。“诗钞”的内容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歌颂孝子烈女和忠臣廉吏的诗作，这些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天津的社会风尚。一类是以记录清代张氏问津园和查氏水西庄为代表的天津文坛盛况的诗作，记录了许多诗人、书画家、鉴赏家的活动。再一类是描绘天津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的诗作。应当说，  “诗钞”既是一部丰富的天津诗歌总集，又是一部重要的地方历史文献。“诗钞”成书于1824年(道光四年)，直到八年之后，也就是1832年(道光十二年)，才由他的好朋友余堂刊刻于广州的康简书斋(当年余堂在津患重病，成栋“日必往视，为之酌医药，数月乃已”。所以，为成栋刻书，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回报)。流传至今，已十分难得。1985年，经卞慧新先生等标点整理，1995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惜仅印500部，甫经付梓，即被抢购一空。

    成栋博学多才，——生志在匡世济时，但仕途坎坷；但他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志书上说他：  “貌清癯，  口吃。与物接不设城府。外严而内慈，见义必为。”元配夫人金沅，字芷汀，号问梅女史，是天津诗人和旅行家金玉冈的侄孙女。幼喜文史，饱览诗书。婚后读书更多，且善吟咏，所写诗集为(问梅小草)一卷。与成栋感情甚笃，病重时留题小像二首，临终予成栋。成栋为此绘了一幅“问梅图”，并题诗于上，一时和者甚多。续娶高梦秋，为高春扛(潮)之妹，亦能诗。

    1836年(道光十六年)，成栋应大名知府陶梁的聘请，协助编辑(畿辅诗传)，居住于府署内的晚香堂，并主讲于当地的天雄书院；陶梁则扫榻以待；“公余之暇，每与先生持诗卷，坐古柏丛菊间，抉择竟日，遇佳章隽句，击节吟赏”。不久，即选授为永平府训导，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卒于任，年六十有九。除<津门诗钞)外，成栋尚著有(欲起竹间楼诗集)十卷，<欲起竹间楼文集)四卷，(欲起竹间楼存稿)四卷(“欲起竹间楼”是他的书斋名称)，(树君诗钞)一卷，(吟斋笔存)四卷，(四书讲义)二卷，<管见篇)四卷，辑有《耐吟集》二卷；又与庆云崔旭诗合刻为(燕南二俊诗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