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祖彦先生和我们永别了，他留下了教书育人等业绩，在著述方面有水利机械的专著，也留下了这部《晚年随笔》。从这部遗作，我们看到了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一生，也使我想起许多往事。

    三十年代，清华园工字厅西南侧有三栋房屋，称为甲乙丙三所，丙所换了好几位主人，甲所是梅贻琦校长住宅，我家长期住在乙所。我的哥哥钟辽和祖彦同岁，祖彦的妹妹祖芬和我同岁。两组人水平不同，不常在一起玩，只记得有一次，不知做什么游戏，大家扛着竹竿从工字厅东侧的小山上排着队往下走，很有点雄赳赳气昂昂的意思，这大概就是两位兄长日后从军埋下的伏线。

    抗战时期大家在昆明。四十年代初我的父母到了重庆、成都一带。我和弟弟钟越在梅家寄居半年有余，都是梅伯母照顾，我又常常生病，梅伯母真是费尽了心。我们姐弟和祖芬住一个房间，梅家的三个姐姐反而无处住，晚上只好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房间里并排三张小床，床上的蚊帐是祖彦的劳动成果，他拿着锤子钉子敲一阵，挂上蚊帐使我们免受蚊虫骚扰。祖彦乐于助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有一次吃鸡蛋，每人分得半个，要给正患感冒的祖彦一个，他说什么也不肯吃。梅伯母说这孩子就是这样，绝不自己娇自己。

    祖彦的一生有几件大事，他都有专文记载。从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秋，正在反法西斯战争后期，中国在云南西部开展了极为艰苦的反攻，把盘踞在滇西一带的日寇全部消灭，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祖彦经历了这一战役的全过程。当时征调联大四年级同学做翻译，祖彦是二年级，在一次动员大会后他立刻报名做志愿人员。他的两个姐姐祖彤、祖杉也同时作为志愿人员报名参军。因为招收女兵的计划有变，祖杉未去，祖彤则参加了国际救护组织，  为抗战效力。祖彦从军后，在领导部门做翻译工作，有时也到前线，经历了滇西特殊战场的磨炼。这在《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载。

    他的另一件大事是1954年从美国回来。这是一个爱国青年的选择。我父亲曾说：“祖彦的难得就在他的一家都在美国，他又是家中的独子，却能坚决回来。”他需要怎样的割舍和决裂!他回国后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直到34年以后，才在台湾梅园献上一束迟到的鲜花。那时回国并不是买张机票就可以了，而是要冲破重重阻碍，必须有坚定的决心，才能做到。我曾问过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决心?他的回答不很具体，他是向着一个理想走的，他对理想的认识并不深，但是我想年轻人有理想本身就是非常美好的了不起的事。

    我本来不知道祖彦在本行以内的成绩，读完这本书才知道他在水利机械方面很有贡献。他不只做教学工作，还参加水电站的实际设计工作。他参加了密云水库的建设，当时实行“三边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施工员坐等设计，图纸画好，拿起就走还喊着“刚出笼的”。施工以后，再不殚其烦地改，好像做衣服改纸样一样，我们的建设对人力物力的浪费实在惊人。祖彦是以全身心投入他的专业的，因为英语好，他在专业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一点不轻视翻译。他尤其注意得到外面的新鲜信息，参加了很多国际会议。  

    祖彦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敬重的方面：那就是他在担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期间，很认真地做工作，他把这些当作工作而不是当作一个荣誉的头衔。《晚年随笔》中写道：“现在一般群众衡量人民代表是否称职，只能凭其已有的知名度，而无法了解其政治见解社会上以致有的代表也认为当个人民代表只是一种荣誉，而对代表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深刻认识。”能够认真地把人大代表当作一件工作来做，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祖彦对人大代表制度还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是关于选举，他的建议很具体，但能起到多少作用就很难说了。

    《晚年随笔》中还有一段话，说美国做过一个调查，社会上只要有7％的人努力工作，社会就会有进步。而他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希望他们成为7％中的一个。祖彦以他认真的劳动、不懈的努力尽他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职责。他关心社会，热心公益，就在今年(2003年)他第一次住进医院时，还在惦记怎样处理一本写西南联大的不实之书。

    《晚年随笔》记下的这些事，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归结到爱国。他从军是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他回国是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总的来说都是爱国。这里说的爱国不是指政权，而是受自己生长的土地，爱自己赖以滋润精神的文化，爱我们深厚的历史，爱那注入了自己理想的未来。真正爱自己国家的人也会爱世界，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情。他是社会里一个健康的细胞。我们很需要这样的细胞。

    《晚年随笔》即将出版，祖彦夫人刘自强和梅二姐祖彤命我为序。我也许是不称职的，我的了解毕竟很少。但我愿意说几句话。人去了，一切终难再现。梅祖彦，作为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精神将会传之久远。

                                                
宗璞

                                           
2003年7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