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我在任军事翻译员时于1945年到了美国，次年转业后即在美国求学并工作，前后共9年。全国解放后，受到国内新事物和新思想的感召，逐渐形成回国的决心，到1954年春经过相当一段斗争过程，才离开美国回到祖国。时光荏苒，距现在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

一、五十年代初的形势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后，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发生了分歧。某些反动议员及政府中的强硬派认为应把中国划到铁幕的一边，坚持敌对态度。到朝鲜战争开始，这一派势力更为嚣张，对于亚洲人根本不相信，要尽快遣返所有中国留学生，甚至考虑使用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付日本侨民的办法，也把中国人集中起来，加以监管。

       另外，以一批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家为代表的官员则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认为国民党的大势已去，中国有了新的主人，应和新政权建立联系，利用多年来中美民间的友好关系，恢复在中国的影响。对待当时在美国的大批中国留学生，认为应给以条件使他们留在美国，继续接受美国的教育和感化，培养一批接近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

       这两种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似乎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表现，各地美国移民局对待中国学生的做法也有不同。有人接到通知，限期离美；有进步表现的或参加过有进步倾向团体的（如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则被传询或拘留；对有成就的科学家，如赵忠尧和钱学森，则禁止出境。对于多数学技术科学的留学生则普遍采取阻挠回国的办法，几乎对于所有的人都不给延长在美居留签证，有的则要求定期向移民局报到。国民党使馆也配合这一措施，对留学生或扣留其护照，或不给延长期限，使其处于不合法的身份，不能自由地到别的地方去。美国政府还规定凡要到共产党国家去的人需先办一个再入境证，对于受到怀疑的人也就是不许出境。

       为了解决这一大批中国留学生的生计问题，以前禁止留学生谋求职业的禁令也就放松了，对于寻找工作的人就不再过问。在这种形势下，我在攻读硕士学位的同时，在一家机械制造厂找到了个职位，由1950年8月起工作了三年半。

二、对回国的认识

       在全国解放前后，从国内传来了很多的消息，正反面的都有。但多数在美国的留学生对中国真实的政治形势并不很清楚，只是知道国内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出于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早有失望以致痛恨的心情，认为什么变革也不能比国民党更坏。另外出于赤诚的爱国心，深信技术可以救国，只想国内赶快安定下来，好重新开始停顿了十多年的经济建设。

       那时传来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我得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因为对马列主义认识太少，觉得书中所论述的问题和我对中国的认识相差太远，怎么也看不进去。这时总的对新政府不了解，听到种种反面宣传，产生了惧怕心理，反而对原有回国的打算就暂时搁置了。

       从1952年起，我通过一个美国青年朋友，参加了一次美国进步党的集会，听到进步众议员 Vito Marcantonio 的演讲，思想上颇受震动。当时以反动政治家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反共势力，藉原子能泄密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扑风捉影，打击进步分子，使我们有了一次机会看到美国政治的阴暗面。我还参加过几次新泽西地区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的聚会，了解到美国黑人在社会深处受到的歧视和迫害。倒是从这些方面使我对阶级分析的道理有了一些体会，觉得美国社会也是充满了矛盾，也并不是我们仿效的榜样，因而增强了对于新中国的希望。

三、回国前的策划

       随着国内时局的逐渐安定，新政府的种种改革措施和经济上的成就慢慢传到美国来，国际形势也稍为缓和，同学之间又复生了要回国的念头。从1953年起相识的同学们之间进行了串联，互相鼓励，寻求回国的途径。在几个大城市里，不少同学定期碰头，开过一些会，后来还联名写过不少信。

       对我个人来说，当时很多家人都在美国。他们对我的志向表示同情，但对回国一举则十分担心，怕如走不成带来麻烦，如能走成到了国内又能否适应。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明显地是一生的重大决策，一经决定，是没有退路的。

       我手中持有的重庆政府发给的护照那时已过期两年，留学签证已三年没发了。在美国居住已无合法身份，要离开美国只有“偷渡”一途，也就是要冒相当的风险。1953年初听说有人越境到加拿大走成的，也有人借到欧洲开会走成的，那时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但在两次的场合得到了启发。那年秋天曾送一位持有合法证件的同学在码头上船到欧洲去，在码头上的检查是很严格的，要想混过去没有可能。但在其后不久在送一位同学乘飞机去欧洲时，则发现机场上的检查十分松弛，因之就决定试试乘飞机出走。

       这年冬天，我几乎走遍了纽约第五大街上各欧洲国家驻美国的使领馆去申请入境签证，得到的答复一律都是说我的证件不合格，在时间上既过了期又没有本国政府同意前往各该国的批准，也有的说如得到另一国家的签证后可再考虑我的申请。在这中间，我发现法国领事馆办事比较马虎。在第二次去催问我的申请时被告知当时已届圣诞前夕，邮件很慢，得拍电报去巴黎，要我付10元美金，后来又催了一次，都未给我收据。也可能是这20美元的疏通作用，我于1954年3月初得到了去法国访问一个月的签证。

       拿到签证后马上去了法国航空公司，预定了两周后一个星期日去巴黎的机票。售票的人很奇怪我的护照是过期的，怎能得到这样一个签证？在收款以后好心叮嘱我行前一定把手续补全，否则进不了法国，我只有答应着。在辞去我在公司里的工程师职位后，向小范围的亲友告别，于1954年3月21日由两位挚友送到纽约的Idlewild机场（现称Kennedy机场）。在法航柜台前对我的签证又提出了疑问，办事人走进去打电话，显然是因为假日而没有找到人问，就提醒我如无美国的再入境证离开，以后美国可能拒绝我再来美国，我说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在补填了一个很长的移民局报表以后同意了我登机。后来听说移民局的人曾到过我家去查询，但没有再多的麻烦。

四、初访瑞士

       50年代初的客机，既慢又响，飞了整整10个钟头才到巴黎。到巴黎后，旅法学者汪德昭先生为我安排了一个临时的住处。汪先生是专门研究声学的专家，他和夫人、儿子久居巴黎，对法国很熟悉，和新中国政府也有联系，在我整个回国的斗争过程中都给了很大帮助。

       到法国不久就决定去瑞士访问，当时的想法是要到那里的新中国使馆，申请发给新护照，使我能取道苏联回国，而不愿走较通顺的海道经香港回国。但在申请去瑞士签证时又遇到了证件不全的问题，在多次奔走后觉得还必须冒些危险到国民党大使馆去把手续补全。当时驻法大使是段茂澜先生，清华大学1921年的老校友，曾是先父的学生。我去求见大使，不巧他不在，但一位秘书认出我的身份，称我为世兄。我告诉他我由美来法旅行，行前匆忙没有办齐手续。他相信了这个托词，当即给我的护照延了期，并盖上同意访问英、法、德、意、瑞等国的印章（我未敢请他再加上香港）。这样于4月14日才到了瑞士。在首府伯尔尼的中国使馆见到了公使冯铉、参事彭华和秘书叶式春几位同志，这几位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共产党官员。我向使馆人员详细讲了在美国留学生的情况。但使馆对我要取道苏联回国的想法不大赞成，因为当时由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很慢，要8-9天，还得自己带食物，所以很不方便，另外按当时卢布对美元的兑换率，旅费也很高。故建议我仍回巴黎，订船取道香港回国，这样费用低得多，且有语言之便，不会有什么麻烦。

五、滞留巴黎

       到巴黎后，遇到在美曾一度同学的柴俊吉，他是早来欧洲的，现在准备一道回国。我们到了轮船公司预订到香港去的船票，并向英国驻法使馆申请香港的过境签证。这时我的护照虽然“合法”了，但英国使馆始终要我们出示美国的再入境证，他们显然不愿意接待由美国不法出走的人。这一强硬条件实际上堵死了我们由海道回国之路。轮船公司的订位已经延期过两次，最后我们都不好意思再去改期了。

       在巴黎等办手续的两个月日子难过极了。巴黎是举世闻名的历史古都，虽在二次大战以后尚未恢复以前的风采，但名胜古迹还是看不完的。我们两个因为要省着路费，不敢多花一个钱。我们多次冒充学生到大学食堂去吃便宜饭，每天只能游逛街道公园和不收费的博物馆。狠了心才去游了一次埃菲尔铁塔，看了一次歌剧。巴黎的画廊书肆极为吸引人，但也只能观赏留连，什么也不能买。

六、再到瑞士

       就在我们要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兴奋的插曲。从瑞士方面传来了口信，要我到法瑞交界的蕾蒙湖上去游船，伺机和洛桑湖边的人会个面。我当晚即乘火车到了法国东南部的旅游小镇埃维安，次日坐了渡船往瑞士方面去，到岸时船上的外国人都出示证件后就上岸去了，但没有准我上去，我只好乘坐下一班船回到法国一边。至今还不知道那天哪位人士在等我？他是否看见了我在船上？

       过了几天，又传来了口信要我们两人再去一次瑞士。当时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将在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要在会外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无理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那时两国没有邦交，不能直接会谈交涉），知道我们两个学生才由美国出来，要我们核实一些情况。

       又用了一周时间，第二次取得赴瑞士签证，在日内瓦附近的一座别墅里见到了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和顾问柯柏年同志。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总理，听说曾要见我们，后有别事未见成。在向代表团提供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后，我们再度提出想取道苏联回国的要求，这次使馆同意了。我们又去了伯尔尼领取了新中国护照，我们原有旅资已消耗了很多，使馆还发给了我们补助金。代表团安排我们随同回国的信使于6月2日乘飞机离开瑞士。

七、途经莫斯科回国

       所搭乘的苏联军用飞机由瑞士向东北飞，在东柏林停留一夜后，次日下午到达莫斯科，即住到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招待所内。莫斯科的初夏日光很长，吃过晚饭后大院广场上满是人，热闹非凡，玩到很晚才散。后两日由西南联大老同学黄敦带领去参观了莫斯科大学、红场、百货大楼，全都是乘坐地铁，算是对莫斯科有了个粗略的印象。

       6月4日晚，我们乘坐苏联民航飞机经过新西伯利亚城，5日到了伊尔库茨克。次日改乘中国民航飞机经过乌兰巴托和赛音山达，于6月6日到达这次漫长旅途的终点———北京。从离开美国的那一天算起，旅程共74天。北京是我的故乡，1938年日军占领一年后随家庭到了昆明，后来去了美国，这次返回已时隔16年了。

       解放初期的北京建设不怎么好，和我们头脑中西方城市的印象相比还显得很落后。但是人人都有一种艰苦朴素、勤奋向上的精神，社会的气象焕然一新，和以前大不相同。这些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觉得不远万里，克服种种困难回到祖国，这一决定是完全做对了。

       在北京暂住在教育部留学生招待所（设在白塔寺王府仓）。当时教育部有两个留学生招待所，第一招待所是接待由苏联及东欧回国的，第二招待所是接待由西方国家回国的，我们住的是后者。以后由留学生管理部门给联系工作，我自己很愿意到工厂去继续做设计工作，也有一些高等学校来要我去做教学工作，最后见到当时高教司黄辛白司长，根据他的意见，我被分配到母校清华大学，工作直到今天。

八、后  记

       回国后的第二年即遇到肃反运动，再二年是整风反右，接着是大跃进，反右倾；在经济困难三年后稍有恢复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对我们的业务工作和个人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以致精神上的损失。那么，我们对于当年回国是否后悔了？觉得这一段时间是否白过了？从和我相熟的一些老同学的经历来看，倒不是这样的。我倒是认为我们这些人尽管遇到了各种挫折，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心没有动摇，考验只会加深对自己使命的认识。

       有人认为我们当年突破重重困难回到祖国的事例能对现在在海外求学和工作的留学生起一点感化作用，能促使他们早日回国，报效国家。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此时距我们回国时已相隔40年了，国际国内的条件已大不相同。当年美中之间隔着一道“铁幕”，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生活方式上俨若两个世界。一些年轻人能从一个熟悉的环境毅然闯入一个陌生的环境，确实经受了考验。不过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虽然很差，而政治上朝气蓬勃，催人上进，对远方归来的学子有很大的鼓励作用。

       对于今天在海外的学人来说，环境则大大的不同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比当年高出不知多少，和世界各国都很友好，国际交通十分方便，留学生来去自由。有些学人不愿回国，既不是旅途障碍的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回国后工作的条件和生活待遇是否合适，处处要和在国外的条件作比较，所以我们当年的一段经历现在就不一定有很多说服力了。

       前些年社会上盛传“早回国不如晚回国，晚回国不如不回国”的说法，似乎我们这些早年回国的人很不聪明。这种说法若只从个人角度来看，也许有些道理。但从宏观上看，国家建设总是需要人才的，什么条件的人才都用得上。古今中外，把自己的条件准备得十分完备后再投入事业的人并不很多，而多数人都是边干边学，自己创造条件，能做多少就有多少贡献。我们当年回国时的条件要比今天差的很多，和当时国外条件的相对差距则更大，所以要讲工作上的难度，那时比今天要困难得多。当年回国的老同学现在都已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担负了重要的责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不少人有突出的成就。不谈什么大的政治道理，只用当年这些默默无闻、克服困难的事迹，倒可能对有意回国的海外学子有些启发作用。

 （注）：此稿的全文曾载于清华大学《校友文稿资料汇编》第4辑，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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