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  (1943-46)

前    言

       1941年12月8日日本舰载飞机袭击了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美国即对日、德、意三国宣战，欧洲的战事随之扩大到了亚洲，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战争。这场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由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止，历时近六年。但我国于1937年7月7日即开始了抗日战争，所以整个的战火经历超过八年。

       在中国战场上，1938年冬日军攻占了我国广州，1940年攻占了宜昌，并大部分打通了京汉线，此时我国与外界的通道已基本上被切断。在第二次大战开始前，美军即开始通过印度向中国部队运送武器，一面利用容量不大的滇缅公路并加紧修筑中印公路，一面用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向云南空运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蓄谋已久的日本海陆军迅速占领了菲律宾的主要部分和香港、新加坡及缅甸的南部，继而向中缅边界进攻，企图切断对我国的地面补给线。为了保卫这条生命线，经过美军装配的中国军队于1942年春与进入缅甸的日军交战，并获胜利。但由于驻缅英军的有意牵制，使我军节节失利，日军遂侵入滇西，到达了怒江西岸，这样与我军隔江相峙接近两年之久。

       从1942年冬天起，美国海空军在南太平洋开始了逐个海岛的反攻，牵制了日本海军的大部和相当数量的陆军，中国战场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战略就是全面防守，等待太平洋战局的变化，再伺机反攻；同时利用美军提供的武器和技术，积极准备打通向缅甸的通道。1942年在印度中美共同成立了中国驻印总指挥部，有新1军及新6军下属的五、六个师的兵力。1943年春在云南成立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包括第11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下属的五个军及十多个师的军力。在昆明建立了由美军主办的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以及在滇西沿线驻军的部队举办训练班，调集部队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准备在1944年向滇西日军反攻，打通滇缅公路。

       在此之前，美军第14航空队（当时属美国陆军，在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空军才独立出来，成为第三军种）已进驻昆明及滇西，担负云南地区的空防及飞越高山的任务。起初为向美军航空队提供军事及生活翻译，中国政府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招募了相当数目的大学生作为翻译员。后来为配合美军开展的大规模训练工作，又成立了外事局译员训练班，征调了5个大学的学生，经过短期训练后，派赴各美军单位充当翻译员，前后涉及4000人之众。

以上是我于抗战后期参军为翻译员的背景。根据手中不完全的日记以及回忆，现将当年的主要情况追忆如下。

一、 译员训练班

       1942年秋我进入西南联大机械系，属1946级。第一年在城北的新校舍上课。1943年暑假中，经学校介绍到美军新开办的汽车训练班去作临时翻译。同行的同学共6人。汽车训练班设在昆明以东的曲靖县，是美军和第5军合办的。我们去参加的是第一期训练班，以后训练班办了很多期，培养了大批的驾驶兵和修理人员。

这项临时工作历时六个星期，是我首次承担翻译工作，9月回到联大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就又弃学从军了。11月10日西南联大学校当局作了正式动员，宣布为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政府决定自下学期（1944级）起征调各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为美军翻译员，服务满二年后发给毕业文凭。同时为应军事急需，同时征求一批志愿参加者。我和当时一些低年级同学出于爱国热情，当即去报了名。从此开始了三整年的翻译工作，个人的学业也推迟了三年。

       昆明译员训练班属军事委员会外事局，1943年11月开办。我们参加的是第一期，后来又称为预一期，到战争结束前共办了10至11期。训练班设在昆明汽车西站外的农校大院内一片旧房里。11月14日我们30多联大同学一起去报到，经过大约六个星期的训练，到12月中下旬陆续分配工作。

       当时的外事局局长为商震（1945年后由何浩若接任）。训练班的正式主任是黄仁霖，实际负责的是三位西南联大教授：吴泽霖为副主任；樊际昌为教导主任；戴世光主管业务训练。还有一位少校教官管军训及纪律。进入训练班的学生都称学员，每人发灰布棉制服一套，戴圆形领章，上有“译训”二字。学员分7队，每队20多人。每天上业务课8小时，内容大致有四类：

       1）语言训练，约占总时间的40％，笔译和口译并重。常任的教师有位Mrs.Baker 和华侨王老师，也有不少美军军官来给上课，现还记得有位Col. Fiskin，是个中国通，中国话极为地道。2）军事知识，约占35％。主要讲各种步兵武器的结构和功能，由已任职的译员作教学示范，并去过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观摩教学过程。3）社会知识，约占15％。训练班曾请过很多西南联大教授和美国人来讲中美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及国际形势等。来作过演讲的有蔡维藩、王荣、鲍觉民、杨业志、王赣愚、刘崇宏、姚从武、查良钊、葛邦福、孙毓棠、沈昌焕、陈序经、莫泮芹、陈雪屏、罗辛田等西南联大教授。4）军事训练，约占10％，包括早晚集合跑步、简单步兵操练，没有武器训练。

       学员们自己组织了一个干事会，管理文娱和福利活动。我们编辑了壁报，组织球赛，张贴报纸，记得那段时间正是常德争夺战的高潮，每天大家都十分关心战局。在训练班开课不久，就派走了约30名译员，他们大多是重庆译训班转来的，已受过一段训练。后来又有三批共20多人分配走，但多数人都到结业时最后分配。这一期训练班前后共收过约130名学员。

       12月底吴泽霖主任公布了分配名单，分配去向大致以英语水平为依据，也有的照顾了专业。有6个同学分配去印度远征军，8人去航委会，6人去战地服务团，其余50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分配到外事局，向昆明美军总部报到，再转派到滇西的各美军联络组去。分配到外事局的译员，均发给黄绿色制服一套，配布质军级胸符一个。此符号有蓝色边框，表示为陆军；左边有3个黑三角，贯以一条竖线，表示为上尉（如有两条线即为校级）；旁边还有一红色竖杠，表示兵种为步兵。上端写有“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背面写有“三级译员，仝上尉”（意为文职军官）。凭军级符号可以到军装商店去买相应的领章和武装带。后来多数译员都不穿军装，只佩戴外事局发的圆形铜质证章（当时政府公务员都戴证章）。到前线以后，译员们为活动方便就都穿美军发给的制服，不戴任何级别标志（每个译员都有一个编号，我当时的号码是FAB244，职员证章号是外0919）。因外国人不会念中国名字，常用此号码来识别我们。到文化革命时，这个号码竟被认为是特务活动代号，一时还引来不少麻烦。

       随军工作相当艰苦，也有危险，在一年半时间内有好几个译员受了伤，也有因事故丧生的。外事局译员的工资不高，随物价升高有少量的调整，但生活和美军一起，伙食较好。

二、  美军总部

       译员训练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昆明美军总部译员室工作。译员室有三四位“高级翻译”，是美军雇佣的中国人，我们几个普通译员都是外事局来的。译员的流动性很大，常有临时人员来往。

       昆明美军总部是美国陆军在云南的指挥机构。当年美军在中缅印战场（CBI）的部队共分三片：X-Force在印度缅甸；Y-Force在云南；Z-Force在广西、贵州、湖南。昆明总部设在农校大院内，美军人员住在主楼内，即中方经营的第一招待所，办公室则设在其自建的一片平房内，总部人员约有100人。美国陆军的领导机构一般分四个系统，即G-1为人事，G-2为情报，G-3为作战，G-4为军械。在译员室我的第一件工作是G-3交来的部队编制表（T/O）的翻译。美军的标准师有16000-18000人，机械化程度较高，而中国部队的师只有8000-10000人，人力及设备条件均差，故需设立一种符合美军基本要求而又适应中国具体情况的编制系统，往来翻译的报表很多。另一件事是随G-4的军官和中国兵工署联系在昆明生产美式武器（如步枪和机关枪等）的问题。当时美军在中国战场试用喷火器，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能造成很大的烧伤，我们翻译了喷火器全部文件。

       美军总部每周都要派出一个汽车队往滇西各驻扎点运送日常补给。我们轮流随车当翻译。由昆明到保山公路不过670km，按当时道路情况两三天就可到达，但美军车队走走停停要用5－6天，说明美军中也有“磨洋工”。在滇缅路的西段，沿途可以看到1942年夏天日军进逼时大批军用和民用车辆后撤的遗迹，不少卡车倾覆于路旁，也有因机械失灵被推下山涧的。我们还在途中见过几次国民党军队解送新兵的队伍，这些被“抓壮丁”来的青年个个骨瘦如柴，有气无力，但还是怕他们跑了，都用绳索栓成一串。在别的军营里也见过残酷对待新兵的情况。

       作翻译员的头几个月，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觉得自己参加了抗日队伍，达到了“为国效劳”的目的，但看到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里的腐败现象，又觉得自己是“助桀为虐”；再则有些美国人员认为我们是落后民族，对中国人十分傲慢。自己常想怎样可以使中国赶快富强起来，一不怕日本侵略，二不求助于美国。不过在那时的条件下，一个单独的青年学生是找不到什么答案的，只是增加了思想上的苦恼。

三、  滇西战役

       滇西战役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一个大战役，近二十万中国部队经过不同程度的美军装配，在美国空军的掩护和空投支援下，向盘据滇西的三、四余万日军发起总攻。这一战役调集了驻守在云南各地和部分外省的兵力，由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统一指挥。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海战中节节失利，陆军也受到巨大损失，本土已感到压力，已无力支援边远的占领军。滇西日军除后期得到缅甸驻军的一次增强外，整个战役中是孤立无援的。所有据守在各要冲地点的日军都是死守到全部被歼。

       由卫立煌指挥的主力部队有宋希濂第11集团军下属的第6、54、71各军（驻守在大理、祥云、瓦窑一带）以及霍揆彰第20集团军的第2和53军（驻守在弥渡、云县、顺宁一带〕。1944年5月11日反攻开始，我军首先在惠仁桥以北夜渡怒江，向日军发起进攻。敌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因滇西地势凶险，敌人堡垒十分坚固，又值雨季天气恶劣，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我方伤亡很多。经过了这年整个夏季的苦战，才于9月份先后收复腾冲及松山，到年底才清除了所有盘据滇西的日军。

       1944年5月远征军司令部由楚雄前移到保山马王屯，美军总部也由昆明派出一个前线指挥所。马王屯位于保山以东10km，原是一个军需仓库区，建筑在森林密布的山坳内，中美两方指挥部各据一边。我们一行翻译员也到了马王屯，有钟安民、凌瑞麟、卫世忠和我。后来调来孙原（会日文）和井上文、蔡国模等，还有很多过路的翻译员，也多是我们的同学。战事紧张时期，每天晚上中美双方举行高层碰头会，一般由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来和美军窦恩（Dorn）准将交换情报，研究作战方案。翻译任务主要由钟安民担任，其他人在侧室轮流值班。美军指挥部每晚都要和前线的美军联络组通电话，美军线路好，通话尚顺利，而中方线路一般很差，要用力喊叫才成。当时如有人想窃听军事秘密倒也简单，用不着仪器，只需站在总部附近就能听到。

       每天双方的G-2军官要交换敌方情报，美方的资料要很快翻译成中文。美军中有不少随军记者，他们来采访时每天都要发回新闻电，我们得陪他们去长官部送审这些稿件。当时美国报纸称这一战场为萨尔温（Salween，即怒江）前线，经常有报导。这时有幸认识了《纽约时报》的名记者Brooks Atkinson。他是个相貌不出众的中年人，谦虚文雅，对中国的一切事物都很有兴趣，对国民党后方社会的腐败现象也很了解，战后知道他因报导二战期间几个战场的新闻而获得普利策（Pulitzer）奖。美军中高级官员经常到前线的美军联络组去视察，要我们翻译员一人随行，或步行，或骑马，行军几天到十几天不等。有一次回程时坐了小飞机，我们去时几天走的山路半小时就飞完了。（美军当时配有L-5小型飞机，能容2人，驾驶员在前，乘客在后但要兼顾了望，看后面有无敌机）。几次行军到前线，使我有机会看到实际的军事行动，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识，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

       1944年5月中旬随Spengler中校到北线去视察。由打朗步行，经过蒲缥、滥坝、大沙坝到达116师346团驻地。这一路夜宿军用小帐篷，和马夫三人轮流值夜，每人2小时，在黑暗里但闻猫头鹰叫声不绝。在当地美军联络组遇到联大同学马维周和姚元，他们随军行动已近半年，军队内幕情况比较熟悉，比起我来已是“老军人”了。

       7月随Nance少校去了正在围攻腾冲城的53军军部。在惠仁桥过了怒江，又在龙文桥过了龙川江，经过新寨到了一个叫赤土铺的小村，在这里可以遥望腾冲城来凤山。（10天后大批美机助战攻城，有名的来凤寺被击中焚毁）。在这里又遇到马、姚和李正青、徐钫等同学，姚元背部中弹片，正在休养，回保山途中经洞坪在346团遇见同班同学傅又信。

       8月初随Cleveland上校到松山前线视察。此时日军已全部龟缩到松山的中央地堡内，我们的汽车可以从惠通桥通过怒江到腊猛街。在观测所里可以看到准备进攻的我军队伍，敌人阵线就在眼前但看不到人，只能辨认出一些地堡的枪口。次日看到两架L-5飞机在指挥我军炮兵射击对方阵地。在7月份的雨季里，松山前线的中国部队供应基本中断，主要靠美军空投。有一天出动了45架次，投下了112吨物资，在当时已是很好的纪录。空投对推动作战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也有不少东西落到了敌人手里。8月中我军全面总攻松山，炮火把山顶掀掉了一层，9月7日收复松山。日军非常顽强，几千人死在工事里，只有个别伤员被俘。

       9月初驻缅的日军作了一次最后的挣扎，日机偷袭了保山及云南驿机场，曾引起后方的恐慌。其后美军出动P-47飞机用凝固汽油弹轰击腾冲，于9月14日全部消灭敌军。松山、腾冲相继收复，怒江前线日军主力已被击溃，但龙凌和芒市的守军得到缅方日军的增援，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抗，这两地到11月3日及12月1日才分别收复，至此滇西战役才告结束。

       在马王屯的后期，美军总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曾来视察，他表情严肃，很少语言。后来知道那时他才和蒋介石决裂，这次是他回国途中的停留。史迪威的最后去职，代表抗日后期美国对华强硬军事路线的终结。史迪威走后，美国派魏德迈将军接任最高军事负责人，他把驻华美军改组为三个部分：中国战区中心指挥部（CTCC），第14 航空队（陈纳德）和军需部队（S.O.S.）。

       滇西战役渐告结束，美军总部也陆续撤回昆明，我于12月初调回昆明，继续原来的翻译工作。在此时各地开始征召青年军，有些西南联大的同学去报名参加。

四、转战湘西

       1945年1月底我由昆明改派至湘西第24集团军司令部的美军联络组。译员十多人于28日搭乘美军车队东行，经沾益、二十四盘山、安南（现安顺）等地到达贵阳。又经马场坪、镇远、玉屏进入湖南省境。最后经芷江到达司令部所在地洪江县的小镇在头。我和组长王永年留司令部工作，其他人继续东行到各军师部。

       由昆明到洪江的路途约1200km，车队走了整6天。当时正值冬季，贵州全境阴雨连绵，又湿又冷，道路泥泞，行车十分困难，途经有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也无心欣赏。入湖南后看到树木较多，农村较为富庶，环境比贵州要好多了。不过那年冬天特别寒冷，还下了罕见的大雪。所幸过了不久，大地复苏，湖南的春天景物秀丽，风光宜人，一时好象战争又显得遥远了。

       第24集团军的司令官是王耀武中将，集团军下属18、73、74三个军。滇西战役结束后这里是美军重点支持的战场，在湖南各地也开设了各种武器训练班。我在洪江的任务是主管办公室，包括参加情报会和新闻检查，忙时要到训练班去当课堂翻译。学员中主要为下级军官，也有一些校级军官，学习都十分专心和谦虚，对我们翻译员很尊重，都称翻译官。

       1945年春，盟军在欧洲战场上有很大进展，战局对轴心国家十分不利，但在中国日军仍试图扩大其对华东、华南各省的占领。这段时间，在广东攻占了南雄、韶关，在江西占领了赣州，在湖南占领了邵阳，企图进犯芷江（美军重要机场）。集团军司令部及美军联络组有意迁移至湘西辰溪、沅陵一带，我曾随美军去查勘过这些地点。湘西高山耸立，地势险要，在辰溪弯田镇有个兵工厂，很多车间都建在山洞内，十分宽阔，且很安全。但因距前线还是太近，最后放弃迁移的想法。

       3月中国远征军正式撤销，又有大批美军人员及翻译员经洪江转派去湘中各地。在公路上我们见到一些美军车上标有O.S.S.字样，据称是有特殊任务的部队，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此部队的任务是空降到敌后去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

       3月底，美军负责人收到总部来的电报，要从各地选派50名翻译员去美国担任紧急任务。在24集团军范围内抽调了4人，即王永年、伍文坤和我及另外一人（后未到）。这项任务的实际性质是什么始终没有透露，但此时我们已经习惯不问得不到回答的问题。4月初，约50名译员到昆明集中，在农校的草地上支起了几个帐篷，每天有少量的操练和口语练习，其他时间就是静等命令。行前到外事局去办了离职手续（脱离了中国政府机构），领到了出国护照。

       1945年8月又增派了第二批50人去美工作，办法和第一批相同。因当时的名单早已遗失，现经大家的回忆，可以凑出第一批的48个名字，第二批的29个名字。100人中多数我们都认识，也有一些人到美国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可能他们是官方的人借这个机会到美国干别的事去了。

五、 派调去美

在40 年代中期，乘飞机到美国去是一件大事。因为当时还不能飞越太平洋，故必须绕行西亚、北非、大西洋一线。那时美军所用运输机主要是C-46和C-47，续航能力不大，沿途要停降很多地方。

       1945年4月17日，50名译员分成3个组，分乘3架运输机，由美军军官率领，由昆明乘飞机西行。当天飞越横断山脉（有人夸大说是飞越喜马拉雅山），在印度Chabua过夜。次日换机经过Lalmanir Hat, Gaya, Agra到达新德里，次晨到达卡拉齐（当时还是印度的一部分）。休息半天后再西行，经伊拉克的Aberdeen到埃及开罗。这一段沿途都是沙漠和荒山，也第一次看到海洋（红海和地中海）。由开罗沿北非大陆的边缘西飞，经过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到达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这里是美国空军的一个转运站，机场极为繁忙。

       4月21日改乘当时最大的运输机C-54飞越大西洋。在亚速岛加油后向西北飞到纽芬兰的Stevenville，这段飞行平稳，能见到海上很大的漂浮冰山。再起飞后就遇到了坏天气，飞机颠簸利害，十分难过，终于午夜前到达纽约的La Guadia机场。赴美全程历时5天，飞行共66小时，中途停降12处之多。

到美国以后，一反以前的紧张气氛，宣布将我们派到空军基地去帮助训练中国空军，是相对轻松的任务^[1]。又三天火车旅行，由纽约经圣路易到达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把我们安置在那里的空军入伍学校（San Antonio Aviation Cadet Center, SAACC），还经受了半个月的防疫隔离，其间不许离开基地。在SAACC等候了一整个月，去移民局办了工作证，由美国陆军部雇用我们为CAF-7级专家（Expert，只是一种级别名称而非指业务专家），日薪9美元。

       在SAACC每天上一些有关航空和飞机的课，日程排得很松散，一反来美以前那种紧张状态，这也和总的战局有关。5月8日德军在欧洲战场上投降，盟军集中力量向日本发动最后攻击，二次大战胜利在望。

       6月初50名翻译员分别派赴美国南部的各个军用机场，我和11名同伴被分配到设在密西西比州小镇Biloxi的Keesler机械士训练学校工作。这里可能是所有分配方案中最不理想的地方，大家原都想能去飞行学校，同时密州的夏季很长，炎热潮湿是出了名的，那时也没有空调设备，只能常用冷水冲凉。秋冬天稍微好过一点。

       Keesler是美国空军的主要机械士训练学校，规模很大，有几千学员，有不少外国士兵来接受训练，其中中国分队最大，多时有200多人。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国民党空军派出大批人员到美国受训，据说总数在3000人以上。Keesler训练学校的初级课程只教授飞机基本结构，学程3个月。中级课程训练某一机种的结构及维修，学程6个星期（在别的机场还有高级课程，在飞行基地随机训练）。在Keesler的一年零三个月中我教过三轮初级课程和两轮中级课程（B-24和B-25）。

       8月初美国连续在日本广岛及长崎投掷了原子弹，9月1日日军代表在美国军舰上签了投降书，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美国的生活恢复了和平状态，每周工作减为5天。译员们组织了个联络会，公推许芥煜（联大外语系44级同学）为主席，负责向美方交涉有关待遇问题。9月美方同意将我们日工资提高到12.50美元，所得税约占30%。1946年5月在德州奥斯丁开了一次译员大会，出席了近60人。这次大家要求再提高工资，并要求在工作结束后付给回国旅费，或享受美国退伍军人的免费大学教育待遇。后来美方同意了付给回国旅费，免费教育一事没有答应，但同意帮助要留下读书的人改办签证。1946年6月起要回国的译员陆续到旧金山等候回国，我们的工作由航委会的译员（有正式军级）接任。我是最后一批离开Keesler机场的，于9月底到麻省（州）的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WPI)去继续学业，至此结束了三年的翻译员生活。

       抗日胜利以后，军委会外事局在国内组织了一次出国留学考试。原则上服务过一定年限的译员都可以报名应试，但实际上这只是一场骗局，当权者利用这一名义把他们自己的子弟送到了国外，听说前后共有20多人。

       二次大战胜利以后，美国政府曾表彰了很多与美军共同作战的盟军人员。1946年5月表彰了一批中国军事人员，共82人，各授以铜质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 Bronze Palm），其中有译员56人       ，西南联大的有包括我的16人。不过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拿到过这个勋章（或许是当时我们在国外，或许是被经办的官员贪污了）。前几年我和同学姚元多次写信向美国国防部询问，终于在1994年2月得到一个答复，称已找到了有关文件，证实了颁发勋章的事，但称自1963年起，自由勋章已定为一种总统勋章，提高了级别，以前的勋章因时间已久，已无库存，只能发给了我们每人一张证书，起个纪念作用。

后  记

       抗日战争八年多，中国人民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英勇奋战，抵抗侵略。亿万百姓忍受了极端的困难和痛苦，最终在盟军的支援下，迫使日本军国主义投降，使得我国全部领土得以收复。在抵御日军侵犯的正面战场上，数百万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尽管国民党政府在各方面表现得十分无能和腐败，但我们在基层见到的不少中下级军官都是抱着同仇敌忾的志向，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决心抗日到底，这种爱国精神是十分值得钦佩的，应该给以肯定。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虽然美国政府在国共斗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在战争期间美国陆军及空军对中国部队提供了大范围的支援，在间接和直接对日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美军人员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我们在翻译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应征入伍的军官和士兵，战前他们都是有正当职业的普通人，为了战争走过半个地球来帮助一个很不了解的国家共同抗日。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和上层的职业军人是有不同的，这点也应给以区别看待。

       谨以上述一点认识和感想，结束自己在抗日战争中一段经历的追忆。

95.4/98.4

（注）：此文曾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95年4期，25-32；《抗战纪事》北京市政协编，北京出版社，1995，403-416; 清华大学《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1996，45-53。最近又作了修订。此稿原文列于附录Ⅱ中。

       由美回国经历纪实 （1954）

       抗日战争后期，我在任军事翻译员时于1945年到了美国，次年转业后即在美国求学并工作，前后共9年。全国解放后，受到国内新事物和新思想的感召，逐渐形成回国的决心，到1954年春经过相当一段斗争过程，才离开美国回到祖国。时光荏苒，距现在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

一、五十年代初的形势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后，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发生了分歧。某些反动议员及政府中的强硬派认为应把中国划到铁幕的一边，坚持敌对态度。到朝鲜战争开始，这一派势力更为嚣张，对于亚洲人根本不相信，要尽快遣返所有中国留学生，甚至考虑使用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付日本侨民的办法，也把中国人集中起来，加以监管。

       另外，以一批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家为代表的官员则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认为国民党的大势已去，中国有了新的主人，应和新政权建立联系，利用多年来中美民间的友好关系，恢复在中国的影响。对待当时在美国的大批中国留学生，认为应给以条件使他们留在美国，继续接受美国的教育和感化，培养一批接近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

       这两种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似乎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表现，各地美国移民局对待中国学生的做法也有不同。有人接到通知，限期离美；有进步表现的或参加过有进步倾向团体的（如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则被传询或拘留；对有成就的科学家，如赵忠尧和钱学森，则禁止出境。对于多数学技术科学的留学生则普遍采取阻挠回国的办法，几乎对于所有的人都不给延长在美居留签证，有的则要求定期向移民局报到。国民党使馆也配合这一措施，对留学生或扣留其护照，或不给延长期限，使其处于不合法的身份，不能自由地到别的地方去。美国政府还规定凡要到共产党国家去的人需先办一个再入境证，对于受到怀疑的人也就是不许出境。

       为了解决这一大批中国留学生的生计问题，以前禁止留学生谋求职业的禁令也就放松了，对于寻找工作的人就不再过问。在这种形势下，我在攻读硕士学位的同时，在一家机械制造厂找到了个职位，由1950年8月起工作了三年半。

二、对回国的认识

       在全国解放前后，从国内传来了很多的消息，正反面的都有。但多数在美国的留学生对中国真实的政治形势并不很清楚，只是知道国内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出于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早有失望以致痛恨的心情，认为什么变革也不能比国民党更坏。另外出于赤诚的爱国心，深信技术可以救国，只想国内赶快安定下来，好重新开始停顿了十多年的经济建设。

       那时传来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我得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因为对马列主义认识太少，觉得书中所论述的问题和我对中国的认识相差太远，怎么也看不进去。这时总的对新政府不了解，听到种种反面宣传，产生了惧怕心理，反而对原有回国的打算就暂时搁置了。

       从1952年起，我通过一个美国青年朋友，参加了一次美国进步党的集会，听到进步众议员 Vito Marcantonio 的演讲，思想上颇受震动。当时以反动政治家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反共势力，藉原子能泄密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扑风捉影，打击进步分子，使我们有了一次机会看到美国政治的阴暗面。我还参加过几次新泽西地区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的聚会，了解到美国黑人在社会深处受到的歧视和迫害。倒是从这些方面使我对阶级分析的道理有了一些体会，觉得美国社会也是充满了矛盾，也并不是我们仿效的榜样，因而增强了对于新中国的希望。

三、回国前的策划

       随着国内时局的逐渐安定，新政府的种种改革措施和经济上的成就慢慢传到美国来，国际形势也稍为缓和，同学之间又复生了要回国的念头。从1953年起相识的同学们之间进行了串联，互相鼓励，寻求回国的途径。在几个大城市里，不少同学定期碰头，开过一些会，后来还联名写过不少信。

       对我个人来说，当时很多家人都在美国。他们对我的志向表示同情，但对回国一举则十分担心，怕如走不成带来麻烦，如能走成到了国内又能否适应。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明显地是一生的重大决策，一经决定，是没有退路的。

       我手中持有的重庆政府发给的护照那时已过期两年，留学签证已三年没发了。在美国居住已无合法身份，要离开美国只有“偷渡”一途，也就是要冒相当的风险。1953年初听说有人越境到加拿大走成的，也有人借到欧洲开会走成的，那时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但在两次的场合得到了启发。那年秋天曾送一位持有合法证件的同学在码头上船到欧洲去，在码头上的检查是很严格的，要想混过去没有可能。但在其后不久在送一位同学乘飞机去欧洲时，则发现机场上的检查十分松弛，因之就决定试试乘飞机出走。

       这年冬天，我几乎走遍了纽约第五大街上各欧洲国家驻美国的使领馆去申请入境签证，得到的答复一律都是说我的证件不合格，在时间上既过了期又没有本国政府同意前往各该国的批准，也有的说如得到另一国家的签证后可再考虑我的申请。在这中间，我发现法国领事馆办事比较马虎。在第二次去催问我的申请时被告知当时已届圣诞前夕，邮件很慢，得拍电报去巴黎，要我付10元美金，后来又催了一次，都未给我收据。也可能是这20美元的疏通作用，我于1954年3月初得到了去法国访问一个月的签证。

       拿到签证后马上去了法国航空公司，预定了两周后一个星期日去巴黎的机票。售票的人很奇怪我的护照是过期的，怎能得到这样一个签证？在收款以后好心叮嘱我行前一定把手续补全，否则进不了法国，我只有答应着。在辞去我在公司里的工程师职位后，向小范围的亲友告别，于1954年3月21日由两位挚友送到纽约的Idlewild机场（现称Kennedy机场）。在法航柜台前对我的签证又提出了疑问，办事人走进去打电话，显然是因为假日而没有找到人问，就提醒我如无美国的再入境证离开，以后美国可能拒绝我再来美国，我说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在补填了一个很长的移民局报表以后同意了我登机。后来听说移民局的人曾到过我家去查询，但没有再多的麻烦。

四、初访瑞士

       50年代初的客机，既慢又响，飞了整整10个钟头才到巴黎。到巴黎后，旅法学者汪德昭先生为我安排了一个临时的住处。汪先生是专门研究声学的专家，他和夫人、儿子久居巴黎，对法国很熟悉，和新中国政府也有联系，在我整个回国的斗争过程中都给了很大帮助。

       到法国不久就决定去瑞士访问，当时的想法是要到那里的新中国使馆，申请发给新护照，使我能取道苏联回国，而不愿走较通顺的海道经香港回国。但在申请去瑞士签证时又遇到了证件不全的问题，在多次奔走后觉得还必须冒些危险到国民党大使馆去把手续补全。当时驻法大使是段茂澜先生，清华大学1921年的老校友，曾是先父的学生。我去求见大使，不巧他不在，但一位秘书认出我的身份，称我为世兄。我告诉他我由美来法旅行，行前匆忙没有办齐手续。他相信了这个托词，当即给我的护照延了期，并盖上同意访问英、法、德、意、瑞等国的印章（我未敢请他再加上香港）。这样于4月14日才到了瑞士。在首府伯尔尼的中国使馆见到了公使冯铉、参事彭华和秘书叶式春几位同志，这几位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共产党官员。我向使馆人员详细讲了在美国留学生的情况。但使馆对我要取道苏联回国的想法不大赞成，因为当时由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很慢，要8-9天，还得自己带食物，所以很不方便，另外按当时卢布对美元的兑换率，旅费也很高。故建议我仍回巴黎，订船取道香港回国，这样费用低得多，且有语言之便，不会有什么麻烦。

五、滞留巴黎

       到巴黎后，遇到在美曾一度同学的柴俊吉，他是早来欧洲的，现在准备一道回国。我们到了轮船公司预订到香港去的船票，并向英国驻法使馆申请香港的过境签证。这时我的护照虽然“合法”了，但英国使馆始终要我们出示美国的再入境证，他们显然不愿意接待由美国不法出走的人。这一强硬条件实际上堵死了我们由海道回国之路。轮船公司的订位已经延期过两次，最后我们都不好意思再去改期了。

       在巴黎等办手续的两个月日子难过极了。巴黎是举世闻名的历史古都，虽在二次大战以后尚未恢复以前的风采，但名胜古迹还是看不完的。我们两个因为要省着路费，不敢多花一个钱。我们多次冒充学生到大学食堂去吃便宜饭，每天只能游逛街道公园和不收费的博物馆。狠了心才去游了一次埃菲尔铁塔，看了一次歌剧。巴黎的画廊书肆极为吸引人，但也只能观赏留连，什么也不能买。

六、再到瑞士

       就在我们要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兴奋的插曲。从瑞士方面传来了口信，要我到法瑞交界的蕾蒙湖上去游船，伺机和洛桑湖边的人会个面。我当晚即乘火车到了法国东南部的旅游小镇埃维安，次日坐了渡船往瑞士方面去，到岸时船上的外国人都出示证件后就上岸去了，但没有准我上去，我只好乘坐下一班船回到法国一边。至今还不知道那天哪位人士在等我？他是否看见了我在船上？

       过了几天，又传来了口信要我们两人再去一次瑞士。当时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将在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要在会外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无理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那时两国没有邦交，不能直接会谈交涉），知道我们两个学生才由美国出来，要我们核实一些情况。

       又用了一周时间，第二次取得赴瑞士签证，在日内瓦附近的一座别墅里见到了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和顾问柯柏年同志。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总理，听说曾要见我们，后有别事未见成。在向代表团提供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后，我们再度提出想取道苏联回国的要求，这次使馆同意了。我们又去了伯尔尼领取了新中国护照，我们原有旅资已消耗了很多，使馆还发给了我们补助金。代表团安排我们随同回国的信使于6月2日乘飞机离开瑞士。

七、途经莫斯科回国

       所搭乘的苏联军用飞机由瑞士向东北飞，在东柏林停留一夜后，次日下午到达莫斯科，即住到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招待所内。莫斯科的初夏日光很长，吃过晚饭后大院广场上满是人，热闹非凡，玩到很晚才散。后两日由西南联大老同学黄敦带领去参观了莫斯科大学、红场、百货大楼，全都是乘坐地铁，算是对莫斯科有了个粗略的印象。

       6月4日晚，我们乘坐苏联民航飞机经过新西伯利亚城，5日到了伊尔库茨克。次日改乘中国民航飞机经过乌兰巴托和赛音山达，于6月6日到达这次漫长旅途的终点———北京。从离开美国的那一天算起，旅程共74天。北京是我的故乡，1938年日军占领一年后随家庭到了昆明，后来去了美国，这次返回已时隔16年了。

       解放初期的北京建设不怎么好，和我们头脑中西方城市的印象相比还显得很落后。但是人人都有一种艰苦朴素、勤奋向上的精神，社会的气象焕然一新，和以前大不相同。这些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觉得不远万里，克服种种困难回到祖国，这一决定是完全做对了。

       在北京暂住在教育部留学生招待所（设在白塔寺王府仓）。当时教育部有两个留学生招待所，第一招待所是接待由苏联及东欧回国的，第二招待所是接待由西方国家回国的，我们住的是后者。以后由留学生管理部门给联系工作，我自己很愿意到工厂去继续做设计工作，也有一些高等学校来要我去做教学工作，最后见到当时高教司黄辛白司长，根据他的意见，我被分配到母校清华大学，工作直到今天。

八、后  记

       回国后的第二年即遇到肃反运动，再二年是整风反右，接着是大跃进，反右倾；在经济困难三年后稍有恢复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对我们的业务工作和个人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以致精神上的损失。那么，我们对于当年回国是否后悔了？觉得这一段时间是否白过了？从和我相熟的一些老同学的经历来看，倒不是这样的。我倒是认为我们这些人尽管遇到了各种挫折，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心没有动摇，考验只会加深对自己使命的认识。

       有人认为我们当年突破重重困难回到祖国的事例能对现在在海外求学和工作的留学生起一点感化作用，能促使他们早日回国，报效国家。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此时距我们回国时已相隔40年了，国际国内的条件已大不相同。当年美中之间隔着一道“铁幕”，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生活方式上俨若两个世界。一些年轻人能从一个熟悉的环境毅然闯入一个陌生的环境，确实经受了考验。不过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虽然很差，而政治上朝气蓬勃，催人上进，对远方归来的学子有很大的鼓励作用。

       对于今天在海外的学人来说，环境则大大的不同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比当年高出不知多少，和世界各国都很友好，国际交通十分方便，留学生来去自由。有些学人不愿回国，既不是旅途障碍的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回国后工作的条件和生活待遇是否合适，处处要和在国外的条件作比较，所以我们当年的一段经历现在就不一定有很多说服力了。

       前些年社会上盛传“早回国不如晚回国，晚回国不如不回国”的说法，似乎我们这些早年回国的人很不聪明。这种说法若只从个人角度来看，也许有些道理。但从宏观上看，国家建设总是需要人才的，什么条件的人才都用得上。古今中外，把自己的条件准备得十分完备后再投入事业的人并不很多，而多数人都是边干边学，自己创造条件，能做多少就有多少贡献。我们当年回国时的条件要比今天差的很多，和当时国外条件的相对差距则更大，所以要讲工作上的难度，那时比今天要困难得多。当年回国的老同学现在都已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担负了重要的责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不少人有突出的成就。不谈什么大的政治道理，只用当年这些默默无闻、克服困难的事迹，倒可能对有意回国的海外学子有些启发作用。

（注）：此稿的全文曾载于清华大学《校友文稿资料汇编》第4辑，1996。

97.8 / 98.4再整理

三门峡劳动锻炼经历（1970）

一、 三门峡教育革命小分队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一大灾难。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到处挑起群众斗群众，在北京的大学里分了“天派”和“地派”，严重地对立，到1968年春天导致了武斗，学校变成了战场，人人自危。7月27日派来了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制止了武斗，随即开办了各个系组的学习班，引导全校师生进入教育革命阶段。这时如果形势掌握的好，可以实现比较稳定的局面。但是“四人帮”仍在兴风作浪，不可能给全国带来安定。果然，好景不长，1968年底在全国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势凶猛，要对所有的人进行清查，包括以前认为有历史或政治问题的已经作了结论的也要重新审查。到1969年春天大部分群众都已过了关，学校就开始派出各种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厂矿、农村去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5月清华派出了第一批教工去江西省鄱阳湖畔鲤鱼洲建立劳动农场。这个地方是血吸虫病的疫区，又兼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是所有派出地点中条件最恶劣的一个。先后派去鲤鱼洲的有2000多人，很大一部分教工都感染了血吸虫病，很久不能治愈，有十多人后来因而病逝。这个农场与北大的农场相毗邻，到1971年9月最后撤销时共存在了2年另4个月。

       1969年8月清华水利系在河南省三门峡水库建立了一个劳动锻练基地，相当于一个干校，当时称为教育革命小分队，派去了本系教师员工约100人和尚未毕业的学生180多人。我于12月初被派到三门峡基地，因而得以幸免到鲤鱼洲去。这一冬春，除部分教工从事基地自身的基建劳动和少数教师参加北京水利水电设计院的设计工作外，全体师生员工都参加了三门峡大坝改建工程的劳动。1970年2月应届毕业的学生（这些学生1965年入学，实际上只上了一年大学）分配了工作，离开三门峡，余下的教工，不分专业，都投入黄河的调查和踏勘。

       1970年夏天开始了招生的准备工作，9月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在三门峡入学 （称为70届），教育革命点由坝头迁到三门峡市内借用的工程局技校。从三门峡组织了几次到外县的开门办学。1972年5月70届学员迁回北京清华上课，多数教工都同时调回，在三们峡基地则留下泥沙研究小组一直工作到1974年。

二.  沿河踏勘

       1970年3月从三门峡派出了相当数目的教工到黄河中、下游及渭、泾河沿线进行踏勘调查，共有5个组：即潼关/渭河下游组；渭、泾河组；无定河组；黄河河南段组；黄河山东段组。后来又增加了黄河山西段的1个组。我参加了赴潼关/渭河下游的踏勘调查小组。这个组的成员有夏震寰教授，2位助教和4位实验员，连我（讲师）共8人，由工宣队查师傅率领。我们于3月13日由三门峡出发，4月26日返回，在外共45天。

       黄河中游和渭河下游都因三门峡水库蓄水后潼关水位抬高而导致河床泥沙淤积，河道不畅，两岸土地盐碱化。此次调查主要是了解历年洪水后河床的变化情况，从这些资料中找出泥沙淤积规律，以便确定三门峡大坝的改建要求和以后水库运用的方式。第一步工作是到沿河各水文局站查阅记录及资料，并向当地河工及群众了解洪水过程的实际情况。当时宣布我们的任务是：1）研究三门峡改建（包括对库区的影响）的方案；2）了解近期治理措施；3）教育革命。

       这次踏勘调查主要到了3个县。第一站是陕西省渭南县，我们访问了三门峡库区管理局（三管局）、黄河委员会规划二队、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局第五大队等单位，和渭河上的船北、交口、沙王、陈村、华阴等水文站、为配合渭河下游的调查，还派了两个同志到西安陕西省水利厅去查找资料，也派过两个同志到渭河以北的大荔县（陕西省）去调查。第二站是华县，这里是水位抬高后受泥沙淤积最严重的地方，农业损失很大。我们访问了县水利大队后又下到下庙及毕家两个水文站。第三站是潼关，在新潼关（因三门峡蓄水，于60年代在靠近陇海铁路新建了一个县城，原为吴村）了解情况后到了黄河边上的老潼关水文站。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较久，汇集了各个分组的资料，对渭河和黄河的水文资料和淤积情况作了较系统的分析。从这里出发，我参加了到黄河滩上的调查和由潼关向下游的河床淤积测量。

       踏勘调查的基本方式是背包步行，每天行军30-40里路，每一处停留2-3天。出发时是初春，天气尚冷，还下过雪，每人都带了两条棉被，背包有20多斤重，走路久了背上出汗，连棉衣都湿透了。在路上遇到过几个地质勘探人员，他们背有专门的铝制支架，被包放在架上，与身体间有空隙，故不会产生“过热”，很令人羡慕。我们每到一处，都向当地单位借住，以不花钱为原则，曾睡过土炕、地铺，也睡过椅子和办公桌。在华县下庙，我们住在做为小学的关帝庙里，白天小学生们来上课，晚上我们睡在关公像下。我们每早出发前带上干粮，中午在路上买些开水或菜汤。村里的小饭馆多数卖羊肉汤，因烹调方式简陋，羊肉膻味很大（有时进村前就先闻到气味），大家都不习惯吃。这段时间，无论是劳动还是行军，都是重体力劳动，每人食量都很大。但手中粮票有限量，每餐都要仔细合计，是一件苦事。

       渭河流域是产麦区，农民都吃白面馒头（馍），在路上遇到的老乡都带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干馍，吃馍差不多就是吃饭的同义语，熟人见面时互问“吃馍没？”在一个村子里吃饭时各家都习惯蹲在门口，端着大粥碗，手里拿着馍，一条巷子上遥相呼应，有什么消息很快就传遍了。

       作为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一个内容，我们访问了渭南县的双王大队和华县的毕家公社，了解了农村的革命形势和生产情况，并参加了对地主、坏分子的批判斗争大会。

三、 攀登华山

       1970年3月27日我们路过华山脚下，工宣队师傅还比较开明，同意我们去攀登华山，作为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我们9人很早就开始上山。“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游览的人很少，旅游地点也极缺乏设施，这次虽然游览了一处名胜，但也是相当艰苦的一次体力劳动。

       华山又名太华山，是五岳（狱）中的西岳，属秦岭东段。这里山峰挺拔，有壁立千仞之势。山峦中有东西南北中5个峰，最高峰为西峰，游人最多的是北峰。

       华山游览区当时没有正门，我们清早6时就在乱石堆中开始上山，头一段路比较平坦。9时到了一处叫望仙观，有两位身体不好的同志由此回头，下山休息去了。沿山沟再向上行，见到几处小庙，都被“破四旧”时捣毁了。有一处寺院较大，听说以前有僧人居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不见了。在山上能看到几处道教为安葬僧人的悬棺，它是在峭壁上凿洞，插入木杠，棺木就放在杠上，悬空数丈，不知是怎样抬上去的。它们因为悬在高空，所以“破四旧”时也没有伤着它们。

       经过有名的风景点五里关、回心石、千尺幢、惊心石、百丈峡、甘露池、群仙观、老君犁沟等，11时许到达北峰（五云峰），峰顶有座庙宇，也部分遭到破坏。在此休息后又有几个同志不愿再爬了，剩下谢森传、司振贵和我3人决心冲上西峰。再向上行，山路变得十分陡峭，由走路变为近似爬行，有些地方有石阶，有些地方就是光石板，要扶攀护栏或拉着铁索才能上去。经过了日月峰、半月池、太华峰、苍天峰、西峰门楼，于1时许到达西峰顶。西峰又名莲花峰，海拔2083m，山顶有一庙宇，有两进四合院，为气象台的所在，这个气象台是一个重要的气象观测站，有十多个工作人员常年驻此。这里冬季有3个月大雪封山，不能上下，过冬的给养都要在秋天运上去。在峰顶极目远眺，只见东、南、西三面都是别的高山，峰峦起伏，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而北面则是渭河平原，千里沃野，一望无际。心中不禁念道，好一片大好山河！但何以为了要“革命”，闹得全国如此人仰马翻？在山顶看到有一列火车在山脚下通过，象一条小绿线，还冒着点青烟。

       约3时回到北峰和其他同志会合，6时回到华山口，估计到西峰全程来回的山路有40里以上（就走路强度可能相当平地的80里）。这次攀登华山的突出印象是山峰的自然美确实无与伦比，但相形之下，人为的设施太不足了，又曾遭到破坏，使得游览一次名山，不是心情满足，而是留下无限遗憾。

四、 黄河测淤

       1970年4月14至17日随潼关水文站的人员去黄河上测量河床淤积。黄河每年有两次汛期，大汛是夏季，来水主要是上游的暴雨，汛期可能延续3-4个月。小汛是春季3-4月间，来水主要是上游冰雪融化，为期较短，因为每年都是在桃花开的时候，故又称桃花汛。

       1970年的桃花汛4月初就过了，汛后组织人力去测量河床断面的高程，与大汛后的资料相比即可得到半年来的冲淤规律。我们一行9人参加了这次测淤操作。三门峡库区由坝前到潼关划了41个断面（由下游向上游），平均3km至4km一个断面，每个断面都在两岸有杆塔为标志。这次测淤是由41断面（潼关）向下游测到31断面（太安/杨家湾）。当时进行河床测量没有如声纳或超声波之类的先进工具，只使用相当原始的方法。主要设备是一条大木船，在河中顺流而下，到了一个断面即抛锚停下，两边各放下一只小船，各乘坐3人，向两岸划去，黄河河道中间流速较大，小船要快速划到浅水区，否则有被卷入旋涡的危险。在河的中央，水深较大（一般汛后会冲深），由大船用铅绳测量深度，水浅处及滩地（一般汛后会淤高），在滩地上用大地测量方法，将由小船划到一定距离，在滩地上用水准仪测量河床高度，每100m一反视，一直测到岸边。河窄处不到500m，宽处则有3km以上，测量一个断面最长需2-3小时。

       汛后的河滩有一层新沙，不知什么原因，水下沙滩会呈现各种颜色，虽然好看，但赤脚走在上面，使人提心吊胆，水草中还有小水蛇，也增加些恐怖感。测量时需找到一处较硬的地方，把三脚架支起来，人要离开水准仪远一些，弯着身子去看镜子，否则人的重量会使沙面下沉，水准仪测量就不准了。据船工和测工讲，今年汛后的变化较大，去秋测过的地方他们也认不出来了。

       第一天由41断面测到37断面（郝家崖），有几处河岸的黄土崖被洪水冲松了，成片的塌落到河中，有的岸崖有4-5m高，塌落时声响很大。第二天由36断面测到33断面。这一带河滩较浅，沟叉密布，有时得把小船拖过滩地再进入下一个河叉。这一天几乎都是涉水作业，每人只穿着小裤叉，如一脚踩入凹坑处水就要齐了腰。傍晚要收工时忽然狂风大作，暴雨来临，我们的小木船没有栓牢，随流漂走，我们在沙滩上奔跑追逐，幸好我有一点长跑的功底，终于追上了，又费了不少气力，才划回到大船的边上。第三天一早众人在滩地上用纤绳把大船拉回到33断面，补测了昨天漏掉的400m，最后的两个断面都因有大片塌岸而不能测到岸边。中午到达了31断面，结束了这一次测淤。在大船上又熬了一夜，次日乘了一段火车（陇海线）又回到老潼关。

       这一次测量淤积的作业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因为只参加一次操作，感到很新奇，故没有觉得劳累。但水文站的人员年复一年地进行这样的测量，既单调又有危险，劳苦可见。

五、行军拉练

       在三门峡时参加过两次较长的行军拉练，一次是工农兵学员的入学教育，一次是学习解放军行军拉练。教师们随从。

       1970年9月中旬组织了刚入学的学员行军到三门峡西边的灵宝县去进行入学教育，向贫下中农学习。时值初秋，天气正好，9月6日由三门峡步行50里到大王庄村，住在一个中学里，次日又行50里到灵宝县。灵宝位于伏牛山北麓，地势险要，历史上亦多次经过争战，现在是豫西较发达的一个县份。由灵宝再西行40里，中间涉过一条名为涧水的河，到了龙盘大队王义沟村，这里有个老农叫李毅德，是位先进人物，（当时很注重树立这样的人物）。我们参观了有关他的展览馆并听讲了他的事迹。在这个村住了两天，10日回到灵宝，听了县里一个有关当地阶级斗争的很长的报告。11日到了川口公社，这里有个有名的铁姑娘队，从事劳动胜过男人，晚上还给我们演出节目，连续2小时，精神至为可嘉。次日参观了这里的红旗渠，规模虽不能与林县的红旗渠相比，但农民战天斗地的劲头一点不差。一条10km长的渠道有十多条隧洞，开洞修渠的费用都是农民自己筹集的。13日由川口向三门峡返回，中午到达来途到过的大王庄，晚上当地中学组织了演出，我们的学员也参加了节目。看完戏后11时整队出发夜行军，走了一整夜，次早5时半回到三门峡。这次在外面共8天，行军350里，师生没有生病或受伤的，思想上都受到教育，当时说“学员们很好地上了大学的第一课”。

       1970年12月为向解放军学习，响应“一号通令”，在三门峡也组织了行军拉练，并访问厂矿，向工人阶级学习。这次行军师生共60多人，由张教官率领（在三门峡开学后，派来了军宣队，他们都是大连海军学校的教官，素质较高，对知识分子也较了解，大家对他们的印象不错），12月20日出发，向东行军到渑池县， 71年1月2日返回三门峡，行军路程共380里，在外14天。

       第一天住宿在张茅小学，晚上每人都检查脚掌，多数人都打了泡。为了能继续走路，用针将泡穿破，留一根线在里面，这样就不会再存水，也就不疼了。第二天沿陇海铁路走了很长一段，路过8号铁桥旁的杨连弟烈士纪念碑。杨连弟是解放战争时的战士。这个铁桥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了，他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只身爬上了50m高的桥墩，运上去了器材，修复了铁桥。后来他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牺牲了。晚上我们住在观音堂小学，大家睡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第二天中午到达英豪镇，下午模仿解放军，先是强行军，后来攻占山头，年青的学生很能跑一气，而女学生和老师们多数都跟不上了。晚上到了渑池县，住在第一中学。渑池是念历史时就知道的地名，战国时蔺相如使秦国完璧归赵就在这里。渑字音“免”，但当地人读“捻”。在渑池住了5天，每天由驻军派人来给我们操练，学劈刺、投手榴弹（木制），有一部分学员去参加了实弹打靶。

       12月28日向东行军3小时到达千秋煤矿。附近有个义马煤矿是全国知名的，千秋是1958年投入的新矿，生产形势很好，产量每月增加。第二天我们到矿区劳动了一上午，下午下井去参观。这个矿不很深，但下面坑道很长，我们跟着领路人走了很久。在井口天气很冷，但到了井下则又湿又热，有如一个大蒸笼，很快就人人汗流浃背。上来后还让我们去洗澡，这里有淋浴，但水很少又不热，水中还有黑煤渣，从这里我们确实体会到煤矿工人劳动的艰辛。晚上为欢送我们，举行了露天的演唱会，还放映电影，晚上天气很冷，每人冻的手脚冰凉。

       元旦日开始返回，借了卡车把行李先运走，我们空手行军，感到无比轻快。这一天步行80里到黄门镇，参观了一个设备相当简陋的水泵厂并和工人座谈。晚上学员和当地工人赛了一场篮球。次早8时出发，走了一大段山路，后来沿着铁道一路回到三门峡，这一天行军110里，晚上9时才到达技校，受到留守的老师们夹道欢迎。

六、 后  记

       我们的学员虽来自工农兵，但很多人没有吃过什么苦，对于严格的集体生活也不习惯，故这两次行军拉练，对于他们确实是很好的教育。教师们虽然年纪大多了，体力也差些，但是克服困难的自觉性要比学员们强得多。我们到处访问，听过很多次报告，关于阶级斗争、先进人物、忆苦思甜各方面的都有。当时说话谁也避免不了“文化大革命”时的套话，但在基层和农村，人们毕竟更接近生活一些，讲的内容要实在得多，比工宣队的说教要有实际内容，对于学员和老师都有教育意义。

       1969-71年我在三门峡基地劳动锻练一年多，在个人一生中，是不平凡的一段经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里到处受到歧视。但到了农村工地后，劳动人民能够平等对待我们，使我们觉得还有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通过在第一线的磨炼，也确实使自己受到了考验，感到自己在政治觉悟、技术知识以致体力健康上都存在很多不足，从这意义上说，接受再教育是有必要的。劳动本来就是人的本能和需要，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使得自己知道广大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对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很有益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劳动作为对群众一种惩罚手段，则是完全错误的了。

                                                                                    1998 / 2000再整理

西藏之行纪实 (1976)

一、到西藏开门办学

       1976年初，在全国大中小学校已盛行开门办学数年之后，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提出了要到哪个学校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西藏，去开门办学。经过与西藏自治区政府多次联系，决定派出水利、建筑和电力3个系的师生到西藏去办学，支援建设，每个系学生16-18人，教师5-6人，一行60多人。由工宣队率领，于1976年4月1日离京，11月4日返回，在西藏实际6个月另8天。

       这次开门办学是清华派出的路途最远，时间最长的一次。时值“四人帮”的末期，迟谢濒临倒台，这一次的派出起了为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作用，当时每人思想上都有些抵触和疑虑。特别是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惩罚。直到上了路以后，才逐渐认识到此行倒是个人难得的一次机会，得以深入我国最边远、最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去实地观察体验。在西藏的见闻实在太多了，到结束这次任务时感到确实不虚此一行，收获很大。

二、西藏概况

       西藏处于我国西南边疆。民国期间，在西藏和四川之间有西康省，东起雅安市，西至江达，占地53万km²，人口330万人。解放初期，西康省撤销，其境域以金沙江为界，分别划给西藏地区和四川省。1965年西藏建立自治区，面积120多万km²，人口200万人，有藏、汉、回、门巴、珞巴等民族。境内有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和水量丰富的雅鲁藏布江（流入印度后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

       西藏在唐宋时为吐蕃地（蕃字音[bo]）。唐初松赞干布建立了藏族吐蕃政权，与唐文成公主联姻，输入了汉族文化技艺。以后元朝在吐蕃设了三路宣慰使司，明朝设了二都指挥司。这里到清康熙时正式称为西藏，分为前藏、后藏、喀木、阿里4部分。明万历时赠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首领锁南嘉错“达赖喇嘛”称号，后称达赖三世。清顺治册封阿旺罗桑嘉错为达赖五世，规定了以后达赖转世必须由中央册封，自此确立了清朝对西藏的宗主权，也确立了格鲁派在西藏的“政教合一”政权。

       1950年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与西藏政权达成协议，允许部分解放军入藏，在西藏政权保持不变条件下，进行民主改革。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