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国历程是漫长的。可以说从1951年我离开纽约，登上英轮伊丽莎白号往法国去的那一天已经开始，在巴黎停留了四五个年头，直至1956年3月经香港进入深圳，看到五星红旗时才告结束。然而我回国的思想历程则是更加漫长的。40年代末我们那一批战后赴美的学生是饱经战争之苦的一代，是在日本飞机轰炸下亡国亡家的威胁中生活过来、在简陋残破的茅屋中没有书本只凭专心听讲学习过来的人。大多数同学怀有忧国忧民的思想，一旦有出国机会就立志走出去深造两年，开阔眼界，学习有用的本领回来报效祖国。可能根本就没有人存心去外国安家落户。后来一些人留在外国是由于机遇或是障碍。另一些人经历了不少艰难曲折，克服了种种思想矛盾，终于回来了。

    我是1947年从旧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的，曾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的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读了一年的英美文学，又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读了一年教育，获硕土学位后就打算踏上归程。但由于我的小妹自勤刚到美国念书，而在巴黎学画的二妹自明幼年时代因疾病而失聪，我们的母亲愿意让她赴美就医，于是我暂时留了下来，在罗城意大利人区补习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当自明医治没有取得效果，我们准备和母亲乘船西渡回国时，却因香港签证问题而不能成行。英国领事馆只给母亲签证，因为她刚从香港去美不久，但拒绝在自明和我的护照上签证。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所持的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学生护照对于英国政府已经失效，因为英国政府早已承认新中国的政府。但是他们又建议我们不妨稍作等待，因为不久会有新的措施出台，我们这一类情况有可能得以解决。

    那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这只是托词而已，是善于外交的英国人拒绝中国公民到香港的手段。于是自明和我满怀希望地想出了一个我们自以为很周全的计划：作一次途经伦敦前往巴黎的旅行。因为与其干等白着急，不如先往欧洲去。我们既可以在旅游中消磨时间，参观英国和法国的名胜古迹，又可以随时打听英国新出台的签证办法。一旦签证下来，我们就可以和母亲首途就道，乘船从欧洲返回祖国。

    于是，母亲、自明和我就这样十分高兴地离开了美国，在大西洋广阔的海空中航行了一周。到英国时，我们兴致高昂，拜访了伦敦的宫殿和古堡，欣赏著名的芭蕾舞团的演出，还有幸看到著名影星劳伦斯·奥利弗及费雯丽各自演出的话剧。我们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埃文河上的斯塔福德镇，看了一场莎翁名剧，剧名已不再记得，但主角却是著名演员约翰，吉尔古德。我们还在这古雅而富有伊丽莎白时代建筑特色的小镇住了一夜。当时旅社的游人不多，我们一一欣赏了每间以莎氏剧作为名称的房屋，诸如《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罗米欧与朱丽叶》等等，觉得很有情趣。此外，我们也去了剑桥大学，看到满地盛开的令人赏心悦目的水仙。因为那时正是春天，漫步在这古老而幽静的大学校园里，倾听远处传来的深沉钟声，真把人带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                                                

    但是到巴黎后，事与愿违，大家的情绪低落下来。香港的签证不仅不能如我们所盼望的及时取得，而且在多次催问下英国领事馆的人员开始坦诚相告，所谓的措施不过是——种期望而已，只能等待，不能确知何时出现。面对归程渺茫的现实，我们只好另作打算。由于所有的国际船只均只停泊香港而不靠近任何大陆港湾，香港签证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所以我们和母亲商量后决定：自明和我暂留法国作长期等待，自明继续她的绘画，我则重新拾起被搁置了的法语继续学习，母亲一人独自先回香港，再作回大陆的准备。于是我们从巴黎乘上火车陪伴护送母亲到罗马去，然后她一人乘英国班机飞回香港。

    我们姊妹自幼失父，与母亲感情很深，一贯是相依为命。所以母女三人依依难舍，沿着去罗马的路上做了几次停留，为的是欣赏意大利的景物，也为多和母亲相聚些时候。我们参观了米兰宏伟的大教堂、威尼斯旖旎的水乡风光和它那满是与游人亲善的鸽子的马可斯广场，以及佛罗伦萨精美绝伦的绘画。在罗马的三天中，我们朝谒了圣彼德大教堂，凭吊了它的斗兽场和不少古迹。大约因为我们是远方的客人，旅社为我们找了一位很有口才的年老导游，每到一处，他都很有风趣地解说。在一处俯瞰罗马全城的建筑旁，他如身临其境地说，就是在这个地点，在刺杀凯撒大帝以后，布鲁塔斯发表了演说：  “罗马人，同胞们，热爱罗马的志士仁人，请听我述说我的理由，请肃静吧，你们才听得清楚……不是我爱凯撒爱得太少，而是我爱罗马爱得更深……”他纯熟地背诵着莎士比亚的句子，仿佛历史确实如此在这里演出，使人不禁要为他热烈鼓掌。

    母亲走后，我们接到她路过埃及时寄来的印有金字塔的明信片，以及她安抵香港后的来函。她在港没有停留很久即受昆明朋友的邀请，返回了故乡。母亲嘱咐说，尚不清楚国内的情况如何，如局势不好，她的来信将落款“妈妈”，我们就不要急于回去；但若—如既往，信上落款“母字”，我们就可以积极争取签证回国了。

    在法国学习的几年时间，虽然时常心绪不宁，思念着母亲和家乡，但却是一段身心皆受益不浅的日子。它决定了我一生为人处世的俭朴生活态度，喜好文艺和辛勤学的习惯。为此应衷心感谢巴黎大学师长的教导，法国朋友的关怀与照顾，中国学长与同学的鼓励与帮助，还有大洋那一边小妹自勤的经济支援。自明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进入了巴黎国立高等艺术学院。我在巴黎大学先上了一年的法国文化课，接着入法文系攻读学位，在教授纳达尔(Professor Nadal)指导下写研究象征派初期诗人的论文。正如不少中国同学一样，我们获得了法国教育部每月8000旧法郎的助学金。钱数当然是微薄的，但已足够俭朴的学生生活。巴黎是个学子云集之都，法国政府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各种方便。国立大学均不收学费，学生餐厅和宿舍收费也远比一般市民生活低廉。各种文化设施，各种学术演讲座、展览与演出均为求学者开拓了增长知识、扩展智慧、健全身心的广阔天地。自明和我星期日早上常去免收门票的卢浮宫欣赏它精美的收藏。协和广场一侧的桔园博物馆，展出后印象派及现代派绘画的夏约宫和富有中国古代文物的吉默博物馆也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我们在巴黎的生活并不寂寞也不单调，因为在巴黎我们认识了许多朋友，并受到了他们的关怀与款待。尊敬的学长如熊庆来先生、方君璧先生、潘玉良先生、邵可侣先生与夫人、汪德昭先。生与夫人、范秉哲大夫与夫人以及梁佩贞先生；同学如熊秉明夫妇、程纪贤夫妇都给予了我们不少的鼓励。我们的法国朋友几乎  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大家仍保持着友好的交往。特别应提到的是已故去多年的赫纳尔神父，他为众多的中国同学提供了及时周到的帮助。每年夏天他皆组织到瑞士山上度假的旅行，使中国同学能离开拥挤的城市，到清新静谧的山间度过两周愉快的夏日。自明和我就参加过两次瑞士旅行，每次都有不少的收获。自明还画了不少速写及水彩画。

    进入1955年后，母亲一再表示出盼望我们回国的殷切愿望。自明和我开始了积极准备。惟一遗憾的是论文尚未完成，没有取得学位，但是归心似箭，已经顾不及那么许多了。这时我们面临的困难仍是香港签证，但是由于法国朋友的同情与协作，这个困难终于也解决了，他们为我们找到有地位的商家作担保：在我们到达香港而不能进人大陆的情况下，这位商家将保证我们返回法国的费用以及以后的生活。凭借这一保证，法国内政部给我们出具了一份宣誓书(affidavti)，在这宣誓书上英国领事馆名正言顺地给予了签证。

    我们的另一困难是高昂的旅费。自明举行了一次小型的画展，售出了两幅油画和几张水彩，但所得的钱只勉强应付了我们购买图书和她购买绘画原料及定制装画装书的木箱费。庆幸的是，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老教授、当时新中国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先生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帮助我们得到政府资助的旅费。那时中法尚未建交，驻巴黎的中国使馆是国民党政府派去的机构。为此，我们必须到瑞士去才能与新中国的使馆取得联系。可是另一难题又出现了，巴黎的国民党使馆已对留学生归国的事十分注意，他们不再签发学生夏天去瑞士度假的许可证，除非申请的学生作出不回大陆的保证。

    正当我们感到沮丧和不知何所适从的时候，赫纳尔神父为我们想出了一个绝招。他向两位从西贡来的华侨姐妹借到她们的护照，又凭借他所组织的瑞士旅行团的名义，亲自把所有的护照拿去国民党使馆，签到了每本护照的出国许可。于是自明和我向瑞士出发了。我们像怀着鬼胎的非法分子一样，两次出入法瑞边境。每当海关人员来查看护照及询问有无需报关及上税的行李时，就战战兢兢，惟恐被人识出破绽，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幸好外国人不善于识别中国人的面孔，我们的闯关就成功了。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在1956年初成行，怀着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登上英轮“舟山号”。这艘船有一万多吨，是驶往远东最大的船只。与我们同行的是一位在伦敦学习护土的香港小姐，三人同住在一个船舱内，谈话十分投机。每天清晨，当印度侍者送来船上的早茶时，三人就海阔天空地谈起来。她热爱中国的古典诗歌，特别醉心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随时脱口而出地朗诵几句，带着一副如醉如痴的表情：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我们的船要绕过半个地球。它从英国南部港口南安普敦起航，经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土运河、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入南中国海，最后到达香港。全部航程要用几乎一个月的时间。这漫长的一个月曾使我有些担心，因为以前从上海乘轮船横渡太平洋去旧金山时，因波浪汹涌而晕了几天船，怕这次可能又有些不好过的日子。然而这次的旅程却是比较风平浪静，并极其丰富多彩，除了在大西洋上经历了迷蒙的寒雾和滚滚而来的浪涛外，一旦经过那堤埂狭长满是白衣水手的直布罗陀海峡进人地中海后，天气一直是风和日丽，沿岸展现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多姿多彩。在驶向埃及的途中，从船上可遥望北非的海岸，那时阿尔及利亚正为着争取独立与法国军队抗争。到达塞得港后，在轮船等待按次序通过苏伊士运河时，旅客们都上岸去漫游，我们也跟随着去领略一下这古文化发源地的风光。可惜在这里既看不到金字塔，也看不到宏伟的庙宇宫殿。入夜后，点亮了灯火的巨轮，一艘接一艘像排成一字纵队的城堡，缓缓地驶过运河。它们  通明的灯火全反映在水中，更增加了这罕见景象的壮观。过运河以后是水面宽广的红海，远处可以遥遥看见沙特阿拉伯的沙漠中寥寥几个放羊的牧民。我心里在想，当初，在很久以前的古代，摩西是怎样把以色列人民带过了红海的?多么遗憾这两个很久以来就在沙漠中繁衍生息的兄弟民族——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时至今日仍世代为仇!

    船过亚丁后驶经阿拉伯海抵达印度的孟买。这里有一位娴雅的英国太太作为旅客的向导，带领大家各处参观。孟买有不少漂亮的建筑和商店，其中一栋朝向大海的大厦，据说修建时看错了图纸，不是面向和风阵阵的海洋，而是背向着它。我们买了几尺土特产花布作纪念，也品尝了甜美的芒果。但对着各处显而易见的贫穷迹象，心中很有感触。离孟买以后，船停泊在锡兰(今日的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我们去访问了香港小姐在当地的一家朋友。热情的主人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地方风味的午餐，还谈到城里进行投票选举的情况。又过了些时日，我们到达了新加坡。船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之久，可能是由于那时的新加坡还仍是英国殖民地，英国的许多利益都维系在此。与我们同桌吃饭的几位英国妇女是驻军的家属，她们到达了目的地，兴高采烈地向我们告别后就下船了。我们本想在这草木葳蕤、鲜花盛开的城市畅游一番，但是它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又脏又乱，治理得很不好，这和独立后的新加坡，以干净闻名于世的城市迥然不同。

    最后，我们终于到了香港。海上的一月虽然漫长，但无疑给我们上了一堂绝无仅有的人文地理课，令人终身难忘。这样乘船跨越半个地球的机会不久以后就再也难寻了。因为，此去经年，青年的漫游不可能再现。而且不久以后埃及为收回苏伊士运河与英法兵戎相见，这条航线长期停航。在运河被收回后，又为疏涩河道及过境收费的问题，自欧洲来的船只或是减少或是改道。再者，空中交通的发展，使旅客选择了费用更低、时间更短的飞机  旅行。于是乘船绕地球旅行成为了历史。然而我们却为后来的人不能再有那样丰富多彩的海上经历而感到遗憾。

    到香港后，自明和我被朋友家留着住了三天。最后终于步行走过萝湖桥，进入深圳再到达广州。我们被安置在珠江边上的爱群大旅社，等待买火车票北。上。在那幢空旷的旅社大楼里，每天早晨听着江边上木屐纷至沓来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回我们是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可以安心和放松一下了。”然而不知为什么，总有种不安的感觉，一种困惑人的陌生感。是什么东西不对了?还是我们滞留在国外时间太长因而不能习惯故国的事物？不，不是那样，不是外国的影响在作祟!我一直在怀念祖国的山川田野，淳朴的风土人情，悠久深厚的文化，平静而又勤劳的生活，以及饮食喜好的多样化。经历了巨大变化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祖国。有一天，自明和我去朝谒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土墓，在这些革命烈士浩然正气的启示下，我好像领悟到某些道理，心情豁然有所开朗。这种感受后来在北京见到了以前的师长同学，见到了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以及古老的文物古迹与首都的市容风貌后，更有所增强。尤其在和离别多年的母亲悲喜交集的团聚后，更加深化。这确是我们的故土，生养抚育我们的家园，我们要努力为它努力工作的地方。不过，在巨变中有的东西看不到了，有的东西被放错丁位置，于是产生了我的不安和陌生感。母亲说得好，这毕竟是一个新的共和国，像一个婴儿正处于学步阶段。是的，中国固有的精神文化还有待于我们去重新发现和发掘出来，而放错了位置的事物有待大家去摆正。虽然代价会很高，时间会很长，但是必须有勇气去努力做到。

    —件明显放错了位置的事就是新中国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重实用、轻基础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出现了种种偏向清华大学的文理科被排除了，全归属于北大一校。在全国范围内，文科、人文科学的研究被削减，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受到歧视，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青年学生无论男学生还是女学生均醉心于物质世界，改造自然，而忽略了对最为复杂的人类社会与组成社会的人的研究。这当然是与我国新政府的政策偏向相关的。全国人民热爱的周总理在建国初期，曾经很有勇气地将——件摆错了位置的事改正过来，给予了归国的留学生极大的鼓舞。事情是这样：比我们早几年归国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学，在重工轻文的思想指导下，被分配到学非所用的工作岗位，例如—位研究经济的同学被安排到外省市去做会计。周总理及时地发现了问题，将他们全部调回北京，重新按个人志愿进行分配。但是，应该说直到现在，我国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重实用、轻基础的思想偏向并未得到完全的改正，这对于祖国优秀文化的发扬，对青年学子的全面教育培养是极其不利的。

                                                                1998年4月

作者简介：

    刘自强，女，1924年生于昆明。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学士)，1949年毕业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育系(硕士)，1952--1956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国文学。1956-'-1993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发表多篇有关法国浪漫主义及象征主义诗歌的论文以及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评论。译著有法国评论家巴什拉尔的《梦想的诗学》，普鲁斯特的《寻觅消失的时光》第一卷《在斯旺家花园的那一边》，默然的《保罗·里科》(即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