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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徜徉——访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系梅祖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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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被采访者：梅祖麟，1933年生。1954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获数学学士学位。1962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1年任康奈尔大学中国哲学和文学副教授、教授。

    被采访者：梅祖麟，1933年生。1954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获数学学士学位。1962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1年任康奈尔大学中国哲学和文学副教授、教授。1996年3月接受了本刊特约采访者的采访。

    特邀采访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副研究员。

    采访时地：1996年4月于美国康奈尔大学

    问：您最初研究数学、哲学，后来又把学术重心转到语言学领域。与此同时，您在汉语诗律的产生、早期白话文学的文体、文风的演变等重要问题也提出许多独到见解。这种跨学科的学术背景给您的学术研究带来哪些益处?

    答：我的研究，归根结底没有超出语言学范围，研究唐诗，研究声律，研究早期白话文学，无不如此。50年代末叶，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追随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后来发现，他的理论几乎三年一变，越来越抽象，以至于很难用实证的方法评判这些理论是否正确。六、七十年代，我们纷纷告别乔姆斯基，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特有的学术道路，有的从事微观语言学研究，有的致力于历史方言学，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成就。近些年时常听到国内学者感叹：赶潮流，追学派，日新月异，令人无所适从。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新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一时不知道；它能否适用于分析汉语言文学，我们也难遽下判断。但是我们知道，不应排斥新的东西，如果可能，不妨尝试。有些研究方法已在各种语言文学研究中得到很好的运用，证明是对的，是可行的，就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譬如结构主义和比较拟构这两种研究方法就有它重要的价值。

    具体说到我自己的学术背景，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我的专业是数学和哲学，似乎与文学不搭界，其实并非尽然。这段经历培养了我对理论问题的辨析能力和对结构问题的兴趣，知道了种种不同的理论。后来再看各式各样的新潮理论，也就不会轻易为其所炫惑，而是善于把它们放在理论发展史的天平上衡量其价值。另外，又使我对结构问题产生兴趣。数学的根本其实就是一个结构问题，翻来覆去，变化多端，其核心就是希望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入“几种结构”的变化之中。数理逻辑也是一个结构问题。这种学术经历自然促使我对古代语言文学的结构问题格外关注。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初即是从语言的结构入手，研究句法的演变及其规律。众所周知，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就是语言学问题。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讨论，或者来描述各种现象，来表达我们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体认，这些都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文学理论中，抓住语言的某一部分作为中心，即形成不同的批评流派。重视语言的多义性，以文论文，以诗论诗，形成新批评方法。这与剖析社会背景、诗人生平的传统的批评方法迥然有别。但是不管运用什么样的批评方法，总要通过语言分析作为媒介。语言是文学最基本的要素。有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必然有什么样的文学表达方式。我与高友工教授合作研究唐诗，就比较注意唐诗在诗体以及语言结构方面的独特之处，比如用字、句法的变化等，用以探讨其语意、隐喻和典故的幽微之处。在研究中发现，唐诗中其实有很多的套数存在，也就是它的语言结构并非散乱无章，不露痕迹。这也为我们的语言学批评提供了实践的机会。至于成功与否，读者看过《唐诗的魅力》后，自有评判。

    问：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您认为哪些学者对您影响最大?包括哪些方面?

    答：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纯属半路出家，说不上哪个老师系统教过我。但是就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而言，我更钦佩陈寅恪先生的学问。我现在所做的研究，起码有两个方面是与陈先生的影响有关：第一是汉语声律学研究。陈先生在其名文《四声三问》中提出四声源于梵文的命题，我以为是不刊之论。在此基础上，我又尝试做了更深细的探讨，对经呗新声传人中土的时间，梵语诗律理论对中土诗歌律化的直接影响作了比较具体的界定。第二是语言文学研究的区域性问题。

    这里先说我对声律问题的研究经过。声律的兴起，我1969年就开始探索，到1991年和梅维恒(Victor Mair)一起发表文章，前前后后研究了二十多年。最初我读日僧安然的《悉昙藏》，看到8世纪长安四声调值的论载，于是想平仄的差别可能是平声低，上去入三声高。连带对上声来源的看法，写成《中古汉语的声调和诗律——兼论上声的来源》，(《哈佛亚洲学报》第30期，1970)。那回讨论平仄的起源不甚成功，一则是平仄在齐梁时代的建康兴起，我却用了唐代长安四声的调值，二则是假设当时的文士要把四声二元化，那么问用什么音韵标准来二元化?但忘了问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的文士要把四声二元化?

    过后又读高木正一《六朝律诗的形成》(郑清茂译，台湾《大陆杂志》第13卷，1956)。这篇文章非常精彩。高木氏参照《文镜秘府论》中所说的“平头”、“上尾”、“鹤膝”、“第二字与第四字同声，亦不能善”等，把律诗的声律拆成若干小律，然后逐条考察这些小律的形成时代。他推测某条小律的形成时代是把东晋南朝诗人的诗句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然后考察每个诗人犯这条小律的百分比。等到犯规率降到某个百分比以下，就可以断定这条小律在此时已经成立。结论是律诗的声律在梁简文帝时(550—551)已经形成。我据此觉得可以用同样的统计方法来说明《焦仲卿妻》中的几段有律化的迹象，因此不可能是作于汉末。于是写成《从诗律和语法来看<焦仲卿妻>的写作年代》(《史语所集刊》，第53本，1982)。第二次尝试也不甚成功，原因是律化的统计数字是挑了几段做的，而不是全篇。这类的统计数字很难令人信服。

    我到康奈尔大学来是1971年，在指导博士生包瑞车(Richard  Bodman)写博士论文时，首先指导他解读《文镜秘府论》。那时我就感觉到声律的形成一定是受了梵文的影响。可惜包瑞车和我都不会梵文，跟懂梵文和佛学的朋友谈也不得要领。

    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1934)早就谈到永明时代建康的审音文士和西域来的善声沙门交往频繁。周法高先生在《说平仄》(《史语所集刊》第13本，1948)里也曾说过：“我并不敢假定中国韵文用平仄构成的长短律，是受了印度的影响，不过我觉得印度以及希腊古代诗歌里的长短律，是值得我们参考和比较的。”自己做了点探索，越发觉得陈、周两位所想的方向是对的。

    机会终于来了．梅维恒(Victor H.Mair)是我在康大认识的朋友。他在哈佛1976年的博士论文是敦煌变文。他通梵文，懂佛学，毕业后在宾州大学教书，同时把博士论文修改成书。那时康大是北美洲唯一有全套敦煌显微卷的图书馆。他夏天经常来查资料，也跟同行聊天，我们就渐渐熟了起来。

    1984年，宾大的教授组织了个比较诗律研讨班，梅维恒约我去做报告。我在回信中说；

    印度诗律绝对曾经影响过近体诗诗律的形成。沈约(441—513)时代两条诗律已经成立；

    (1)    ○X○Y○

    X平则Y仄；X仄则Y平

    (2)一联的两句

    ○X○Y○

    ○Y○X○

    诗律能管辖句中字的音韵成份是创举(也就是句末以外的字)。按我的看法，一定是跟梵文或巴利文诗律接触以后才产生。

    上面的说法还是太笼统，需要寻求更具体的影响。读巴利文梵文诗律的通论，只看到长长的诗律的名单。问题是怎样缩小范围。公元450—550年之间，有没有五、六种诗律是客居建康的番僧都熟悉的?佛教文献中，有没有几种偈颂是佛教徒都会的?在那些偈颂和诗律中，能否找到长短交互为善的观念?也许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两个多月后我又写信给他，说：

    梵文影响的问题可以如此简化：沈约时代以前，中国的诗律传统从来没有什么规律来管辖句中的音节。突然之间这种规律出现了。影响的过程一定是观念的传播(diffusion of ideas)。因为中文和梵文差别太大，诗律不可能照搬。一定是采用梵文诗律中的套数来适应中文。

    过了两个月，我收到三百页的资料，还有梅维恒的长信。我问的问题基本已经解答。公元550年以前的翻译佛经，原文基本上只用aloka(首卢迦)一种诗律。公元前后一世纪的梵文《戏剧论》（Nātyٱsāstra)已经把文病、声病分门别类，叫做dosa“瑕疵、污点，病”，这就是“四声八病”中“病”这个观念的来源。再过一阵子，梅维恒又发现梵文的长短音，诗律中叫做轻重音(梵文laghu“轻”guru“重”)。《文镜秘府论》南卷引王昌龄《文意》，用“轻清”，“重浊”来指平仄。沈约《谢灵运传论》中的“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也是借用梵文诗律中的“轻重”来指汉语的声调。

    从1985年开始，我们就合作写文章．汉学家一般不懂梵文，治梵文的又不懂中文．我们文章的题目兼跨汉学和印度学，又牵涉到佛教东渐，写起来煞费力气。幸亏有包瑞车博士论文的英译可以照抄。1989年夏天终于完稿，《哈佛亚洲学报》1991年刊出，文章的大意是说：

    (甲)梵文诗学中dosa这个观念是“文病”、“声病’中“病”的来源。

    (乙)梵文的长短音在诗律中称为“轻重音”。梵文诗律中所有的音节的二元化促进了汉语四声的二元化。证据之一是后来的平仄最早叫做“轻重”。

    (丙)梵文诗律中的；loka(首卢迦，“颂”)，四个音步，每个音步八个音节，格律是：

    单数行：oooo√(－)(－)(√)

            oooo√－√o

    “o”代表任意，“－”长音，“√”短音。首卢迦的东传，给当时的审音文士带来音律    (meter)的观念，也就是声律在原则上可以统辖句中的每一个字，而且格律是预先拟定的，不是临时杜撰的。此处近体诗整套声律以四句为单元，全诗平仄的字数相当而变化多端，句首平仄不拘，这都是首卢迦和其他梵文音律带来的影响。

    我们的文章发表以后，又读到饶宗颐先生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1990，香港中文大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饶宗颐《梵学集》(1993)内容大致相同。)，还有京都大学平田昌司先生的三篇文章。<谢灵运《十四音训叙》ٱ系谱)(高田时进编《中国语史ٱ资料ٱ方法》，1994，33—80)，《梵赞与四声论(上)》(1992)，《中国赞佛诗之起源》(1993)，里面都有值得利用的资料。饶先生所引南齐僧宗(?一497)所说的“传译云十四音者，为天下音之本也。如善用宫商，于十四音中随宜制语，是故为一切字本也”。(《大正藏》册37，页464)，是沈约《答陆厥书》头一段的来源：“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

    平田氏用的资料更有意思。德国探险队(1902—1914)在新疆库车、高昌、吐鲁番一带发掘出来无量珍宝的用各种文字写的残片，运到柏林。里面的梵文资料，我们的文章引过四、五世纪的Chandoviciti(《诗律考辨》)，平田氏也提到。他还引征并翻译梵文语法书K~tantra的第一章，用来说明为什么《十四音训叙》所说的十个元音四个流音元音。七长七短，顺序和其他悉昙学所传的不同。他又在出土的梵文赞佛诗(stotra“歌赞”)中找到一首形容佛陀“面如初出的满月”。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近有西凉州呗，源出关右，而流于晋阳，今之“面如满月”，可以说明这种梵文赞佛诗已经从西域传到中土。

    这批梵文资料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出土于丝路必经之地，包括鸠摩罗什(350—409)的出生地龟兹(今库车)，而且离中土近。玄奘《大唐西域记，西行的第一站是阿耆尼国(今焉耆)，第二站就是屈支国(今库车)。四、五世纪这一带的龟兹人、焉誊人，因为信奉佛教，要学梵文以便诵读佛经，耍学梵文诗律以便撰写赞佛诗．Kitantra和Chandoviciti是他们的教科书，本身就是偈颂体的歌诀。一旦龟兹沙门如鸠摩罗什、帛尸梨蜜多罗等到了长安、建康，就很可能把这几本书里的梵文知识传给中土门人。（这里还有一段佳话。整理校注这批资料的德国学者，最早是吕德施(Heinrich Ltiders，1869—1943)，  集大成的是林冶(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从1965年开始，林冶连续出了五册称为《吐鲁番出土的梵文写卷》(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7urfanfunden)的大书，其中有目录，引得，也有转写成拉丁字母的原始资料以及部分的德译。西格(Emil  Sieg．1866—1951)和西格灵(Wilhelm  Siegling．1880—1946)主要是解读后来命名为吐火罗语的一种语言，但西格也曾研究过梵文语法书的残片。中国学者陈寅恪先生曾在哈佛学了两年梵文巴利文，1921年到柏林去从吕德施教授治东方古文字学，留德的最后一年(1926)曾与林冶讨论梵文比丘尼波罗提本义残本。是年吕德施发表Bruchstfickeder Kalpanāmand．itikader Kumaralata(Leipzig 1926)：林冶发表Bruchstackedes Bhiksuai—Pratimoksa derSarvāstivādins(Leipzig．1 926)。陈先生回国后任教清华，对两本书都曾作跋评论：《童受喻矍论梵文残本跋》(《清华学报》4卷2号，1927)、《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本义跋》(《北平图书馆月刊》2卷5号，1929)。）

    这两部梵文佛经，第一部的译者是鸠摩罗什(马鸣菩萨《大庄严论》。鸠摩罗什译，即童受之《喻鬘论》)。第二部可能是鸠摩罗什所译。罗什特别爱好童受、马鸣等佛教诗人的梵赞。据僧叡<关中出禅经序>，罗什等译《坐禅三昧经》二卷的原文汇集了童受、马鸣的梵赞：“初四十三偈，是究摩罗罗陀法师所造。后二十偈，是马鸣菩萨之所造也”(《出三藏记集》，《大正藏》55册，65页)。究摩罗罗陀(kumāralāta)即童受。这些诗的原文都用“赞kāvya”体撰写，非常讲究声律之美，一旦译成中文五言诗，妙处尽失，而且不能与原来的法乐相配。《高僧传》卷二：初沙门僧叡才识高明，常随什传写。什每为叡论西方辞体，商略异同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大正藏150册，332页)

    陈寅恪先生比较梵文《喻鬘论》与华文《大庄严论》，发现梵文偈体而罗什译文为散文，梵文散文而译文为偈体，因而在《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篇末叹曰：观此则什公于天竺偈颂，颇致精研，决无梵文原本为偈体或散文，而不能分辨之理。……凡此诸端，若非获兹贝多[梵文pattra“贝叶，树叶”]残阙之本，而读之者兼通仓颉大梵之文，则千载而下，转译之余，何以知哲匠之用心，见译者之能事。斯什公所以平居子女悽怆，兴叹于折翮。临终愤慨，发誓于焦舌欤?罗什之所以云“虽得大意，殊隔文体”，其原因之一是当时五言诗诗律单调贫乏，不足以表达原文诗律之美妙。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1954年的《论韩愈》一文中说得很清楚：

    天竺偈颂音缀之多少，声调之高下，皆有一定规律，唯独不必叶韵，六朝初期四声尚未发明，与罗什共译佛经诸僧徒虽为当时才学绝伦之人，而改竺为华，以文为诗，实未能成功，惟仿偈颂音缀之有定数，勉强译为当时流行之五言诗，其他不遑顾及，故字数虽有一定，而平仄不调，音韵不叶，生吞活剥，似诗非诗，似文非文，读之作呕，此罗什所以叹恨也。永明时代的审音文士接触了梵文偈颂歌赞，也会有同感。改良诗律的第一步是自觉地认识四声，这就是陈先生《四声三问》(1934)的宗旨。

    60年以后，我们又在重走陈寅恪先生走过的路。我在给自己补课，以后想用中文再写《梵文诗学诗律对声律兴起的影响》，希望文章可以写得简练一点，论证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

   问：不久前有机会拜读了您的新作《从词汇看<世说新语)的方言基础》，您认为东晋南朝士大夫所说的是南渡北语，老百姓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吴语，这涉及到中国古代语言文学的地域性问题。您在前边提到自己受陈寅恪先生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不是指这点而言呢?

    答：我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篇文章从题目到论证过程都是在陈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从史实论<切韵>》等著名文章的直接启发之下完成的。陈先生研究社会、历史，研究语言、文学，特别重视其地域性。譬如把持唐代社会的地方势力，有山东豪杰，有关陇集团，还有汉、胡的对峙与联合。历史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变迁，很多与地缘及宗族的活动相关联，是若干不同的政治集团整合分化的结果。研究语言文学当然不能脱离这样一个政治文化背景。但是具体到每一个问题，情形也许会更复杂一些．譬如我所感兴趣的早期白话文学的传播和影响等问题，既有区域性的特点，又有复杂的文化心理在起作用。《世说新语》，作于江东，而记录的却是渡江北语。在魏晋南北朝还有许多记录当时口语的文献资料(陆机、陆云兄弟之间书信，王羲之法贴，任防《奏弹刘整》，贾思勰《齐民要术》等)，至唐宋，更是成批出现，如敦煌变文、禅宗语录。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祖堂集》。序作于公元952年，所记大多为9世纪的语言。此书编于泉州,书中记载的人物大多是闽人，但是很少记录闽语，而是与敦煌变文大致相同的语言，也就是北方方言。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方言不易记录、不易流传；二是北方方言已流行全国。从《世说新语》到《祖堂集》，分明透露出一种信息，那就是中国很早以来就有一种有别于书面语言的白话系统。只不过这个系统在以往有不同的分支，并没有形成一种全国通用的白话系统。在南北朝时代，文化中心是在建康，“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骈骊之文、文笔之说、声律之学等无不产生于那样一个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中。它的语音系统大体保存在隋代初年编撰的《切韵》中，唐代以诗赋取士，起初还以《切韵》作为标准。但是许敬宗已叹其琐细。不过隋唐之际的知识阶层毕竟还有不少南人，有的是侯景之乱中逃到北方的，有的是在江陵之乱中被俘过来的，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自然是亡国之余，而在文化上还占有一定优势，当然还可以分辨《切韵》音系。四、五十年之后，那些南人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占据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北方士人必然在文化上提出本土化的要求．隋唐两代定都长安。如果说前半个世纪南音还有一定势力的话．那么到公元7世纪以后，长安音逐渐普及，以至后来流行全国。长安已成为北方人天下，说京师话，自有一种特别的骄傲，从心理上就不喜欢南音，也就是《切韵》所反映的“吴音”。连带所及，对于成熟于南方的律诗、骈文等也在心理上有所排斥。从白居易、韩愈的诗可以看出，除应试之作外，押韵多为北方音系。（(参见Pulleyblank, Edwin《Middle Chinese》的论述)）在北方士人心目中，以长安话洛阳话为标准的北方方言“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李涪《切韵刊误》)。

    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促使中唐士大夫试图从语言内部变革文学风尚。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387页以下)里说过，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即与此有重要关系．古文运动的提倡者大多是北方人，越发意识到北方文化的优势，所以要把绮靡的骈四骊六之文赶出文坛，恢复北方文化的正统。

    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还促使了文体的变化。变文、话本等，就是以长安音为标准的早期白话通行全国的必然结果。梅维恒教授认为，现存变文、话本的卷于是听者的记录，而不是讲唱者的脚本。讲故事的人或是盲人，或文化不高，他们用当时通行的长安音演唱故事。有人用早期白话记录下来。当然，记录早期白话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改进、求同存异的过程。我们看敦煌文献，“这”“那”“你”等现在常用字就有不同写法，这些都是当时新兴的语词，还未有固定的字记录下来。因此，唐代早期白话还不定型，也多是无名氏作者。到宋代，情形全然不同。白话文献非常普及。《三朝北盟会编》《朱子语类》《二程语录》等都是读书人记录的口语化文献。朱子乃江西人，到福建讲学，弟子来自四面八方，但可以肯定，很少有到过北方的，因为南北对峙。但是记录下来却都是北方方言。这说明，当时的文人可以用两种语言写作，一种是文言，一种是白话。这更足以说明，长安话为标准音的北方方言已流行全国。仅东南沿海一隅还保留方言区，但是影响已越来越小。这种北方方言在全国的流行，也大大加速白话文学的发展，所以宋词之后，通俗文学独领风骚。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变化，在它的内部，有着更深刻的语言变迁的因素在左右着它。

附：梅祖麟先生主要著作

    1．Subject and Predicate：AGrammatical Preliminary  《Philosophcal  Reviews52，153—175，1961。

    2．Chinese Grammar and the Linguistie Movement in Philosophy《Review of Metaphysics》14，463—492，196l。

    3．《文法与诗中的模稜》，台湾，《史语所集刊》，1968。

    4．Tu Fu’s  “Autumn Meditations”：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8，44—80，1968。

    5．Syntax，Diction，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HJAS，31，1971。

    6．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北京，《中国语文》，1980。

    7．说上声，台湾，《清华学报》，1982。

    8．从诗律和语法来看《焦仲卿妻》的写作年代，台湾，《史语所集刊》，1982。  

    9．从语言史看几本元杂剧宾白的写作时期，北京，《语言学论丛》，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