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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湮没的奇人奇书:温世霖及其《昆仑旅行日记》 |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0-21 | |||||
| 天津鼓楼西那片旧屋拆除的前两天,我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了女学堂的校址。鳞次栉比的民居平房,挤压着校舍的楼宇,使我想到当年开拓之。我凭吊着史迹,听一位最后的居民说,半年来有不少海内外的记者前来采访“老普育”。 温世塞其人 &n 温家本以蒙学为业,曾聘张苓之父当塾师,未来的大教育家随父就读,两家还结成姻亲。上世纪初,温世霖母子在家塾的基础上率先开办女学,就是后来的普育,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之妹也曾在此上学。 温世霖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时世造英雄”,1906年朝廷颁旨实行“预备立宪”,各地“谘议局”地方议会等机构纷纷成立。由于国耻的激励,民众爱国热情高涨,民间团体壮大,强烈呼吁提前立宪。1910年12月,天津学生在商会的支持下,组织请愿团,有东北、北方代表参加,演成规模很大的示威,实为先于“五四”的首次学生运动,温世霖被推举为“全国学生界请愿同志会”会长。当时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的李大钊是这次运动的骨干,其《文集》中对运动有所总结,对领导者温世霖有深情的记述。 由于直隶总督挟私诬陷,温世霖被朝廷发配新疆,全国大报刊都跟踪报道。辛亥革命爆发,温还一度任“新疆都督”,成为全国注目、声威显赫的人物。辛亥以后他作为国会议员,目睹军阀割据、国事日非,壮年愤然退出政界,这就是他后来不为人知的原由。他的《昆仑旅行日记》也束之高阁,几十年后才由家人少量印行。1934年他去世时,民国元老纷纷题词,对其人格无不钦佩。 不同于政治的风云变幻,教育是百年大业。温世霖的遗泽至今焕发着新的光辉。他的身后有—— 两个温室教育世家 1905年,温世霖在天津市内创办了普育女学堂。温母徐震肃是中国最早的女教育家,首任该校校长,常带领学生宣传妇女解放,孙中山先生曾题赠“民国贤母”匾额, 温世霖一家为人师表,直接感召、提携了本乡的温瀛士,,造就了另一个教育世家,最近,在编注温世霖日记的过程中,我广泛访求,弄清了两人的关系:温瀛士是宜兴埠的外来户,曾按旧俗向本地温家“认宗”。两家亲缘上很远,业缘上至近。温瀛士极为仰慕温世霖,后者也对这晚辈非常器重。1929年温瀛士在宜兴埠兴办了第二个普育女子学堂,聘请温世霖的续妻阮氏任教,1930年代年他又全力接办处于困境的市内普育学校。其弟温瀛举、弟妇刘终文由温世霖帮助留学德国,归来后都成为振兴普育学校的中坚。 温瀛士的下一代温刚温家宝总理之父仍在本校教书育人。两家几代接力,使普育学校发展成为今天的名校——中山中学我曾请熟知校史的罗春荣前校长撰文。学校现址在广东会馆,这里恰好是当年学生运动的聚会之所,中山先生北上时还演讲于此,由温世霖主持欢迎会。 中国儒家通过尊师重教使民族的文化精神世代传承。我想,温世霖甘心自己被遗忘,但他的事业,特别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精神,今天仍是国家的脊梁。 囚犯的押解 长官的视察 温世霖因领导全国学生运动被“遣戌”新疆,留下一部《昆仑旅行日记》。这个书名可见于互联网上的日本书目中,要读却没处找,因为迟至20年后才由其家人作为赠品少量印行。书目把它归于“边疆史料”,岂料其内容为近代中国宪政、教育、民族、交通、工商等无数侧面的鲜活材料,不啻当时中国的巨幅社会全景图。 编注者在整理这部奇书时,时常激动到“废书而叹”,相信读者阅读时也一样。为什么﹖ “穷览朔漠,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可惊可怖之状……”袁宏道《徐文长传》里的名句,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日记记述的西北大沙漠中九死一生的亲历,更为惊心动魄,然而作者笔下壮美雄奇的景观只能激发万丈豪情,毫无徐文长式的“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这是由于作者极其特殊的心境:自信赶上了中国士人从未梦想过的大时代、大事业。戊戌变法失败的痛切教训,使各派知识分子大大消弭了分歧,一时形成共同立场,正象作者途中结交的某县老知县拍案大呼的那样:“非革命不可”仁人志士们目睹熟透了的条件,坚信中国可以一举实现自立于先进的民主国家之林。可说这种希望并非虚妄,半年之后,天翻地覆的辛亥革命果然发生了。 遣戌可能是长期的,但温世霖却坚信自己很快会回来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因此他的流放之旅具有奇异的属性:堪称为勾画“建国蓝图”而提前进行的“综合考察”。这不是他个人的幻觉,日记显示,沿途接待他的无数士绅官商几乎都跟他志同道合,配合其考察,关怀其健康,要他准备为国承担大任。在甘肃,同盟会孙中山会长从香港派来保护他的两位专使用大好革命形势鼓舞他,他也回告孙会长:到新疆后遇有机会“即行发动起义”。 温作者的押解行程完全出乎读者的想象:他不象囚车里的罪犯,倒象视察中的长官。在将近半年的漫长旅途中,他每到一城一镇,都立即抓紧进行实地调研,重点是地方宪政机构、新旧学堂、警务军情等新政设施,以及工商经济、物产资源、山川气候、民俗官风。他用未来从政者的眼光衡量一切,随处记下自己的评议、思考。这使《日记》具有与明末志士顾炎武的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相类的性质,而在现实价值上又过之远甚。壮阔奇丽的社会全景图。日记还包括十多项目价值突出的专题调研,例如敦煌石窟的发现可能是最早的详述。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参与各地事,例如他在建议哈密民族自治当局选派青年到天津培训技艺时,具体到托付家乡的回族友人照料少数民族的习俗。 作者的旅行又象文化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书中记载了无数今人难以置信的奇风异俗。更令人震撼的是西北百姓的极度贫困,最穷的是酒泉以西的甘肃。 然而比贫困更让读者惊异的是丑陋背景下绽开的希望之花:连最偏僻的县城中都挂着“自治研究所”等为实施宪政而设立的机构的标牌。这使百年之后目前阶段的国人不禁产生“时代错误”anachron“m的感慨。那时朝野的共识固然是由国耻和立宪阻力激发的,更有淳厚的传统伦理作为改革的文化基础。这样才能理解何以统治阶层如此开明:各省轮替派出的“押解委员”个个成为政治犯的好友;作者到处碰到慷慨悲歌的志士,邂逅无数洒泪惜别的知交,有的甚至不惜弃官相助。 书中天津史料丰富,例如随左宗棠西征而落足于甘、新各埠的津帮商人的状况等,让天津乡亲更感亲切。能使各类读者无不兴趣盎然的,还是本书表层的游记文学。用最后的骚人墨客笔调记下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带着“旧照片”的惆怅色调,特别迷人。 《昆仑旅行日记》(清)温世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2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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