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守卫１０号梅宅

    １９２６年五兄弟大都供职北平，祖父遂决定由天津迁居北平，几经搬迁，最后租住于旗守卫１０号。旗守卫是北平前门内与司法部街平行的一条南北向的胡同，其南端与绒线胡同相通，北端通过銮舆卫夹道与司法部街相接。胡同的东侧曾是北平地方法院和高级法院。这些地方现在均已作为人民大会堂等建筑的用地了。而她原来的风貌仍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旗守卫１０号的大门旁有个闪亮的铜牌″梅宅″。它是一所有两进的大四合院。前院的南屋五间是书房和客厅，这种格式称为倒座。通过一个垂花门，进入第一进大院，这是全部建筑的主院，实际上是个三合院，共有北房（坐北朝南）五大间附有两间耳房，东西房各三间，均有廊子相连。老祖母住北房靠西边的两间，带一耳房；中间堂屋供有梅氏祖宗牌位，逢年过节在这里烧香点蜡烛、摆供，堂屋东边一间是大家庭的餐厅，一间是九姑的卧室。后院和前院一样，只是没有南屋。我们的小家在这里居住时间并不长，却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贻琦伯伯赴美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期间，为节省在国外的开支，把祖杉姐和祖芬妹留在老家。我母亲每年要回浙江湖州菱湖镇扫墓，有时也把我留给奶奶。以前她们住清华园，我住后院，现在我们和奶奶睡在一铺大坑(床)上，觉得非常开心好玩。父亲每次工作调动，都是他只身前往，母亲带着我和祖武弟回旗守卫１０号，等父亲把家基本安顿好了，我们再去。因此，在我们的心目中，旗守卫１０号是我们的老家。
    老家是个教师之家。小学、中学、大学老师们济济一堂，年幼的大都是幼稚园、小学生、中学生。每逢星期日，清华的贻琦伯伯，燕京的贻宝叔只要能抽出时间，一定回来看望老祖母。一家人团聚，挤在祖母的房间里好不热闹。贻琦伯伯话少，总是一面擦拭祖母的水烟袋，或是整理她老人家的梳妆盒，一面笑着听大家说。贻宝叔会过问哥哥姐姐们的功课、学习情况，偶而也会问到我。午饭时，大人坐满一大桌，我们小孩围着小矮桌坐，谁也不会挑剔饭菜，大人们还会过来看看我们吃得怎么样。逢吉婶学成归国不久，在燕京大学社会系任教，她从不下厨，但具有先进的营养观点，我小小年纪第一次听说蔬菜比肉好，就是她说的。饭后，他们若是不忙着返校，还会陪老祖母来几圈麻将，祖母常是赢家，赢的都是筹码！
    祖安二姐、祖慧三姐是小学老师，特别是三姐有能力，活跃爱唱歌，她的同学、同事们常在家里演唱小歌剧，当时流行的《小小画家》、《蝴蝶姑娘》、《小麻雀》等以及《千里寻兄》《渔光曲》《可怜的秋香》等歌曲，都是健康有意义的，他们共同研究舞蹈动作，表演形式、服饰设计……。他们利用休息时间钻研教学，完全是为了把自己选择的热爱的工作做得更好，精益求精。大姐爱京戏，常常一个人在南屋大穿衣镜前边唱边舞。祖培哥小小年纪埋头读书，成绩特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老家是团结友爱之家。这里孝悌仁爱，长幼有序，中西合壁。贻琦伯父率先做出榜样，奉养双亲，扶持弟妹完成学业，决不吝啬，个人生活十分俭朴，成为家风。我们小家自四川成都搬到旗守卫１０号时，五兄弟均早已先后立业成家，个个都是工薪阶层，应该说收入不等，但都不低。五兄弟都奉行“子女成器不必置产业，子女不成器何必置产业”的信条。既无田地房屋，更无生意店号。大家都尽自己的力量，维持这个大家庭的集体生活。大家庭成员不少，除长住者外，天津亲友你来我往，加上大师傅、听差、女仆等等，少说也有二十多口。人人尊敬老祖母，生活上的事，祖母说了算。在我的记忆中只是无忧无虑地上学，回家，没有感受到什么不愉快，也没听到过什么龃龉。也许会有不尽如意的事，“马勺还会碰锅沿”嘛！可谁也没斤斤计较。这里有九姑的娇气，有伯母、母亲的谨慎，有我们的淘气，交织出一派生机盎然又亲情温馨的气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为大家庭服务的几位佣人，厨房有刘顺大师傅和他的徒弟（助手），杂务(听差)刘凤仪，还有位黄包车夫和几位女仆。我们不能直呼他们的名字，不能吩咐他们做什么事情，大人们对他们也很客气。文革期间，退休后的凤仪照样来看望北京家人，这时只有我们这第二代人了。他的生日时，在北京的兄弟们带上礼物去为他祝寿。
    我们很庆幸小时候曾在这个美好的大家庭里，前后生活了几年，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受益非浅。１９３５年父亲奉调南京工作，不久，我们也随母亲前往。不想只两三年，日寇侵华，七七事变，祖母于１９４２年去世。房主人把房子卖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回到旗守卫１０号梅宅了。

梅氏五兄弟

    五兄弟中的老大，梅贻琦，字月涵，大排行五，故我们称他五伯伯。贻琦伯父出生于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他成长于清王朝丧权辱国使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的时代。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深切体验到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深重灾难，贻琦伯父属于这一代醒悟到救国图存，必须放开眼界追索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人。他青年时期上过天津的南开学堂，受业于张伯苓先生，得到新思想的启发，１９０９年考取以庚子赔款派送的第一批留学生，到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去留学，１９１４年毕业于电机工程系。归国后即在清华学校工作，后来利用教师休假年在芝加哥大学进修物理，获硕士学位。在清华他从教学到行政，担任过许多不同职务，逐渐坚定了他办教育的决心。１９２５年清华改制增办大学部，他任教授兼教务长，同时帮助学校发展了清华国学研究院。１９３１年他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后，坚持民主办学、学术自由的方针，以他一贯廉洁奉公、公正严明的作风，受到全体师生的欢迎和敬重。他在学校工作近５０年(其间，抗战八年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八年)，直至１９６２年在台北逝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两地清华的创建与发展，成为清华唯一的终身校长。
    １９３１年贻琦伯父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发表演说，表达了他对任务之艰巨有着清楚的认识和为清华服务的信心。同时着重谈到他的教育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办大学的目的。他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主导着他毕生办学的方向和实践，无论是在北平的清华，或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还是后来在新竹的清华，办学的目的都是围绕这样的核心思想：研究学术与造就有用的人才。他很早就看到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不学无术将使国家民族陷于愚昧的深渊，招致外侮与欺凌，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极为惨痛的教训。

二伯父梅贻瑞

 

三伯父梅贻琳

  

父亲梅贻璠

  

叔父梅贻宝

 

晚辈的怀念与思索

    到了耄耋之年，回忆几十年的往事，百感交集。
    几十年前，我曾为自己尊敬热爱的父辈有三位在48年先后离开了祖国而不知所措，不知应该怎样理解和认识。几十年来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关文人学者的经历、遭遇，再以父辈们相互来比较，得出了自己的认识，虽然太晚了，却是以事实得出来的，对我来说很宝贵。
    贻瑞伯父终身任教北师大附中，应该是阳光下最受尊敬的职业，然而，众所周知事实并非如此。所幸文革开始前他已退休，但文革中子女远在干校，他已古稀之年，孤身一人，苦渡文革岁月，艰辛可以想见，78岁凄然去世。父亲晚年虽然荣任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心情并不舒畅，最主要是工作上无章法可依，难辩是非对错，反复研究制定出来的规章制度，某人一句话，立马不算数，这和他几十年遵纪守法，讲求效率的敬业精神格格不入。文革时，他已年近古稀未能退休，反遭批斗，人活得毫无尊严，终于被迫害去世。十多年来兢兢业业，困惑无奈，对个人说不上什么建树，对事业更不知如何衡量。
    相比之下，（贻琳伯父意外英年早逝）贻宝叔几十年生活安定，心境平和，潜心研究与教学，培养人才撰写文章，留下不少著作。直到97高龄去世，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有做人的操守和道德标准。贻琦伯父始终以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栋梁之才为己任，孜孜不倦，倾尽全力。最后在病床上为原子炉征象性地按下启动电钮，在事业上没有遗憾。在大陆沉寂了几十年后，关心教育，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们，纷纷撰文，以敬佩的笔触，怀念这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具有超人的坚忍毅力，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全面教育思想的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这才是最高荣誉！                   
    父辈们都经手、掌管过巨额经费，而人人清政廉洁，绝不苟取分文。办事讲求认真、高效率，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贡献。直面现实，贪污腐败奢侈浪费到了空前程度，责任心、敬业精神极待重振的今天，缅怀父辈，我为他们骄傲和自豪。

                        
 2002年8月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