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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救国的联大师生 | |||||
|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0-15 | |||||
| 近年来李、杨成就卓然，时人常提到二人是我的学生，是我精心培植出来的，尤将李与我的机遇更传为美谈。其实，我们不过适逢相会，只是在彼时彼地恰巧遇上而已。比如两颗钻石，不管你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 正是因为有吴大猷这样心胸开阔的学者。才会有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学生茁壮成长。 在昆明有一座联大从军纪念碑。可千万别误以为是那个著名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我们在这里说的是联大从军纪念碑。在这座石碑上，镌刻着联大834名从军学生的姓名。实际上战时联大离校参加抗战军队的学生远不止此数，在长沙临大时期校方记录还有295人，两者相加共1129人。他们都是自愿暂时放弃学业，立志从军，很多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有些人去缅甸和印度前线，充当军事翻译。其中有5名学生壮烈牺牲，年龄最小的仅19岁。仿佛美国小说《爱国者之血》中所描绘的景象，年幼的生命像鲜花一样绽放在抗日为国的战场上。时间已经过去60年，只有这座石碑在默默地讲述着他们的故事。我们这里要讲述的是联大校长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的经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对日宣战，美派出军事代表团和志愿航空队来华。联大总共有800余名同学赶赴前线，担任盟军翻译。有的同学参加远征军到了印度、缅甸，出没于不见人迹的原始森林。航空系同学则直接参加空军服务，担任飞机驾驶员，参加飞越“驼峰”航线运输物资。这800多名学生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梅祖彦当时是联大理学院2年级的学生，在社会上一片抗日从军的热潮中，梅祖彦的心中也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也想跟同学们一起投笔从戎。然而作为父亲的梅贻琦一开始却并不支持他。和每一个父母一样，爱子之情溢于言表。梅贻琦起初认为，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但在儿子一再坚持下，梅贻琦便毅然把儿子送到了前线。在梅祖彦日后的回忆中讲到： 因为当时我上2年级。那时候，学校要征调4年级学生，所以他说，我可以缓缓，慢一点再去。不过当时我们一些同学互相鼓励，却很愿意去，所以他也就同意了。 这段日后的追忆使我们看到了一对忠义的父子。梅贻琦能够如此，说明他的开明，更说明他对儿子的了解。每个父母都是自私的，但他的举动不光是因为爱国这些传统然而苍白的说辞，他了解自己儿子，知道真正的爱是源于对儿子意愿的尊重，对儿子选择的尊重。这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伟大。 梅祖彦告别父亲，和800多名同学一起，投入军中。这些军队中有一支新军，它的统帅便是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的孙立人。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的孙立人时任远征军新38师的指挥官，他的部队是史迪威军事改革的样板部队，拥有全副美式装备，这支新军中有大量拥有较高素质的知识型军官，而且士兵待遇好。1943年冬天，为能打通中印公路，迅速向缅北推进，新38师涉险挺进死亡地带。两个月后，攻占太伯卡和甘卡，而后一鼓作气，乘胜追击顽敌，围攻缅北重镇孟拱。日军做梦也未曾料到，孙立人竟会如此勇猛。密支那攻克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成为国民革命军五大王牌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军队中，梅祖彦和他的同学们实践着他们报国的理想，而这又是联大爱国精神的体现。正是这样一股精神推动着联大师生去努力学习，去实践读书救国的理想。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为何当时会有这样的精神，只有身处国家危难中的人们才能体会，他们深切地痛感国家的积弱，而书生们能做的只有努力学习，提高国家的实力。而且，联大师生大批从军，秀才就是兵，不但提高了军人素质，也改变了士兵的形象和人们对兵的观念，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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