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乃尔大学第三年的冬季学期，我选读了梅祖麟教授的中国唐诗课。梅祖麟教授的父亲是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兄弟（因英文讲的是uncle，是兄还是弟我没问过梅教授）。10多次大雪或纷飞或暂歇的中午，在农学院那曾是马车车库的大红仓吃午餐时听梅教授东南西北的回忆评说。唐诗课上到中途，听他说这是最后一个学期正式任教，要退休了。

    大四的秋天我犹豫着报考研究生，选择学校有点盲目。我并非一心一意想读经济学。我内心也很想编剧本写歌词，回中国参与电影或音乐创作，却怕空有一番热忱。对报考的学校，我考虑的是母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想母校九成会录取，感觉是垫背；选洛杉矶明显是因为近水楼台，经济读不好可以争取就地转读电影。我为到底报不报考研究生徘徊。按照我在经济系的指导老师的说法，先尝试，再决定，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了解时最好不要一门心思。我很信任他的意见，同时也很想听听梅教授的意见。可是我只知道他其时在香港科技大学做访问教授，我贸然写了一份电邮给科技大学人文科学学院的Samuel Cheung，希望他能转告梅教授我这个大四学生在找他。第二日就接到梅教授的电邮，直白“我在此，有何事？”

    听了我的询问后，梅教授的意思是研究生的训练难得，有机会就要考虑，而写剧本作歌词并不急在一时。我考虑了以后，请他写考研的推荐信。他对我报考的学校有意见，且认为报得太少。我想了一夜，想起一个人名Barry Naughton，是我的经济指导老师颇赏识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专家。一查，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我就又加了这所学校。于是梅教授为我写了这三所学校的推荐信。后来我的另一位计量经济老师建议我也可读经济硕士，所以我又报考了剑桥大学和加拿大皇后大学。

    结果我最具信心的母校拒绝了我，加州洛杉矶分校也拒绝了我，皇后大学迟迟未答复，后来来信问我是否仍是属意皇后，我说不了，因为已决定了去处，它便正式来了拒绝的信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博士课程和剑桥大学的硕士课程前后来了录取通知书。我的指导老师和梅教授都很明确地认为圣地亚哥是合适的选择。我没用多少时间考虑就接受了圣地亚哥，婉拒剑桥的信却拖至很迟才写。毕竟剑桥二字在我心里牵连着一种情怀，是虚荣吧。

    而今日，我已读完第一年的课程，有矛盾，有快乐，却不后悔读研的选择。如果那时我的指导老师没有提醒我不可莽撞的“一门心思”；或者梅教授未有“微词”，而我又不曾记起为我指导老师所认同的Barry Naughton，那这过去的一年，我在另处度过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借助研究所的磨练，我盼望不断做出适合自己的更为明智的选择。

（作者2002年康乃尔大学文学士毕业后，考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系就读博士学位，现为经济系二年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