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战争的进程，活跃在中缅战区赫赫有名的陈纳德“飞虎队”被扩大，并正式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与此同时，由于日军占领缅甸，切断了中国当时的主要对外通道滇缅公路。于是中美两国共同开辟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空中运输线——中印驼峰航线。由于美军第14航空队、空运队以及陆军大批军事人员来华，所需翻译人员大量增加。

　　在一次抽签挑选中，陈柏松和其他十四名同学被抽调到孙立人将军的新38师担任翻译。

　　陈柏松：在战场上，指挥部的命令呢就通过联络组下达给中国军队，当时中国军队要维持它的统一指挥，就是说只有联络组的指挥意见不行，必须有它的指挥部到师部，师部到团部，到营部的这个指挥系列来的命令，于是这个情报就需要互相交流了，需要互相交流就必须要有翻译，我们翻译就干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军火、给养，给养这些都是在美国的控制下，我们打到哪里，给养站就跟到哪里，你 要到给养站去领，就需要我们翻译。

　　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00多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联大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

　　陈柏松：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他不是我们这一级的，是45级还是46级的，他比我小两年，他当时也就参军了，他是陪着中国飞行员到美国去学习，以后他在美国读完了大学就回来了，他是自愿的，

　　除了担任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远征军和空军。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为了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畅通，1500名中美健儿血洒长空。根据记载，其中就有联大的从军学生。

　　据陈柏松老人介绍，联大航空系的同学从军后除了直接驾机参加空战，一些人还加入到修理飞机的行列中。说到修理飞机，在抗战时的昆明西郊昭宗村，还曾有过一个飞机修造厂——“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

　　昭宗村位于昆明西郊，紧邻着著名的滇缅公路。如果不是主人介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普通的院子，竟然会和中国的“飞机制造”有过一段共同的历史……据史料记载，这个厂原来的厂址在韶关，抗战爆发后，1938年经航空委员会决定搬到昆明，并定名为“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
    
　　西山文管所所长张海林：为什么在这里建飞机场，便于隐蔽……

　　“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在昆明期间，先后仿制改制和自行研制了11种不同的飞机，总数达到117架。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战争初期苏联援助中国的伊－15、伊－16驱逐机，后来由于日本新型零式驱逐机投入丧失了先进性。从1939年到1943年期间经这个厂更换发动机，使一些原已停飞的飞机马力加大，又能重上蓝天去教训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期间，大量企业南迁。在战火暂时还未燃烧到的大后方昆明，这些企业为战时的军供民用，还创造出了多个“中国第一”。1938年1月，国民政府的军事光学器材工厂从重庆迁至昆明南郊柳坝村，1939年1月1日第二十二兵工厂正式建成投产，1941年迁至海口。由于当时中国的光学仪器制造是从零起步，因此，兵工署从德国请来一批技术人员指导工厂的技术工人。在85岁的肖越辉老人的记忆中，德国师傅对每一道工序的质量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在德国专家的严格管理下，1939年4月22日，中国第一架望远镜——一架6×30双眼三棱军事望远镜在第二十二兵工厂试制成功。在以后的时间里，第二十二兵工厂还大批量地生产了炮用光学仪器，自行设计制造五角测远镜，直接为前线战斗和前后方的防空做出贡献。

　　1938年春，被称为中国机械工业的先导——中央机器厂开始迁移，这是沿海工矿企业中数量和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企业迁移。王守兢是中央机器厂的第一任厂长。在民族危难之际，为了制造出各种物资，为军供民需提供服务，王守兢等一批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汇集昆明，他们不仅要日以继夜地工作，还要时时躲避日军的轰炸。

　　抗战期间，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中央机器厂的员工隐蔽到山洞里继续生产。1942年5月腊戍和畹町相继失守之后，中央机器厂维持更是困难重重，但是全厂员工始终坚持生产，支援抗战，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央机器厂迁到云南之后，不仅制造了大量前线所需要的军用物资，制造了机械工业所必须的工作母机，而且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多个第一。

　　抗战时的中央机器厂，是所有在云南工矿企业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正是有了这些现代工业的支撑，才能坚持整整八年，直到取得完全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