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大师生威胁最大的不是飞机的空袭，而是战时物资的奇缺、物价的飞涨，师生生活水平积聚下降。由于薪金不敷应用，教授们只好在外面兼职，有的则靠着变卖一些衣物、书籍来换取口粮。虽然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补救，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联大的教授们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筹措糊口之粮，教授们卖掉贵重物品、到中学兼课、给报纸写稿、摆地摊做小买卖，教授夫人绣围巾、做帽子是常有的事，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做卖米粉碗糕的事更一度被传为美谈。

这其中最出名的要数闻一多。联大到了昆明后，他的家眷也迁来了。作为一个八口之家的家长，他每天要为柴米油盐问题操心，妻子又经常患病，他每月的薪水，连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为了节省房租，他全家住在一个农舍里，楼上住人，楼下是牛棚马厩，屋子里总是弥漫着牲口粪便的气味。八个人挤在地铺上睡觉。为了节省烧水的木炭，他每天早上带着孩子们去河边洗脸；为了改善生活，他也带着孩子们到稻田里捉蚂蚱、田鸡，在没有办法时，他不得不忍痛卖掉自己一些心爱的藏书度日。

后来，朋友们劝他拾起精湛的篆刻手艺，勉为糊口。他考虑再三，只好用治印收取润资的方法来减轻生活的困难。闻一多早年在美国攻读过美术，对金石甲骨之学也有研究，平日对篆刻极有兴趣，手艺在朋友圈中小有名气。大家听说他要挂牌治印，纷纷前来捧场。于是由梅贻琦、蒋梦麟、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等推荐介绍，并由浦江清用骈文写了一篇文才飞扬的启事，正式挂牌开张了。闻一多是著名诗人、学者和教授，他来挂牌治印，自是生意兴隆，趋之者若骛。有时图章来得太多，他不得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着昏黄的灯光刻印，累得手腕手指酸痛，中指也磨出了大疙瘩，眼睛酸痛难当。

朱自清的“一口钟”也曾给联答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在生活最为苦难的时候，朱自清的旧皮袍已经破得不能再穿了，他又没有钱做新的，只好买了一件赶牲口的人用的毡布，中间挖个孔，从头上套进去，上课时经常引得学生偷笑不止。

教授是如此，学生的生活状况就可想而知。在最困难的时期，学生们曾一度吃的是“八宝饭”。所谓“八宝饭”是师生们取的美名，实际上就是政府供给的劣质米，米中夹杂着沙石、谷子、稗子、糠屑等，米色是红的。菜一般是老菜叶和毛皮肉，学生们实在吃不惯了，就用自己兼差赚来的小钱跑到校门口附近的小摊上吃点牛肉面或西红柿面解馋。

由于男生宿舍的顶是用茅草铺的，所以一到下雨就让男生们如临大敌。睡上铺的学生把脸盆搁在被子上接水，如果好几处都漏水，就只能卷起铺盖坐等天亮了。一间宿舍最多的放了十张木床，由学生自由组合摆放。墙上的白粉大多已经脱落掉了，一些爱美的同学会在墙上贴几张电影明星的海报来掩饰。女生宿舍情况稍好一点，不过也够艰苦。墙壁和屋顶上全是尘灰和蜘蛛网，扫过后几天又恢复原状。楼板上有屋顶漏雨留下的班驳的痕迹，楼下的地板是凹凸不平的土地而且非常潮湿。尽管如此，女生们倒也能安平乐道，一到空闲就在宿舍看书、写信、织毛线或者睡觉。每到黄昏，往往有校工在门口喊“某某女生，有人找”，那个被叫的女生就会匆忙跑出去或者简单地打扮一下，与叫她的男生相携而去。

联大的师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民族的学术阵地，并在物质条件极不相称的条件下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者教授，的确是令人十分敬佩的。

四

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是极具敬业精神的教授们却笃志于学，笔耕不辍，时有传世之作问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蒋梦麟在防空洞中写成《西潮》。

蒋梦麟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留美九年，以教育为主科，深究上古史、英国史、哲学史、政治学等，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究教育学，可谓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他回国后协助蔡元培治理北大，蔡元培离任后，他一直担任北大校长。

如今，在躲避敌机轰炸时，他撒开记忆的网，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汇和碰撞。当别人在防空洞中聊天、休息或看书、娱乐时，他在一个静静的角落，专心致志地奋笔疾书。这本来是一本回忆性的随意之文，但是由于他学识和阅历的丰富，他便把《西潮》写成了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如果说联大教授的“穷”是出了名的，那么联大学生的“忙”也是出了名的。联大的学生们都是一些有志的青年，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险来到大后方，只是为了念书求学问，平时是很忙的，但他们又喜欢去泡茶馆。

联大的学生泡茶馆并不像旧北京的八旗子弟一样是为了消闲，而是求学的一种特殊表现。因为联大没有固定的教室，图书馆又太小，所以学生们只能自己解决自习的场地问题。一些善于利用环境的学生们就在西仓坡下的翠湖公园中自习，但是在公园仔细只能在白天，晚上就不行了，那么晚上怎么办呢？一些机灵的学生马上就想到了茶馆。他们往往四个人围住一张桌子，叫上四杯清茶，一坐就是一整天。那些茶馆老板见了他们十分头疼，因为他们一进来，不到关门是不肯走的。但他们也能够理解流浪来后方的学生们的苦处，所以也不好意思赶学生们走，只是不再添茶了。有一位姓陆的学生，是学校的泡茶馆冠军。有一个时期，他整天在一个熟识的茶馆里泡着，干脆把洗漱用具也带了过来，一起床，就跑到茶馆来洗漱，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就开始读书。午饭后进来，又是一碗茶。晚饭后亦如是，直到灯火阑珊，才抱着一摞书回去睡觉，一时被传为笑谈。

联大的学生泡茶馆，除了少数时间闲聊一会儿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了。有些人的论文、读书报告就是在这里写的。也有人在这里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汪曾祺就曾说过，他这个小说家就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除了学习以外，学生们的课余活动也是出了名的丰富，教师们也乐于参与学生们组织的社团和活动。学生们组织过不少诸如歌咏队、文学社、诗社、话剧社等社团，其中不少社团的活动还取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一些爱好话剧的学生与当地剧团联合出演的，由作者曹禺飞抵昆明亲自执导的话剧《原野》，在昆明各大剧院演出，常常爆满。还有包括穆旦参与在内的冬青诗社，就创造出不少优秀的诗歌……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也日益暴露。联大掀起了以“一二一”惨案为导火线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处于种种考虑，教育部决定把联大迁回北平。5月4日，在联大新校舍举行了结业典礼，由梅贻琦常委讲话，冯友兰宣读了他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与抗战相始相终的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式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