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是中国的一大灾难。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到处挑起群众斗群众，在北京的大学里分了“天派”和“地派”，严重的对立，到1968年春导致了武斗，学校变成了战场，人人自危。7月27日传来了最高指示，工宣队派进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制止了武斗，随即开办了各个系组的学习班，引导全校师生进入教育革命阶段。这时如果形势掌握的好，可以实现比较稳定的局面。但是“四人帮”仍在兴风作浪，不可能给全国带来安定。果然，好景不长，1968年底在全国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势凶猛，要对所有的人进行清查，包括以前认为有历史或政治问题的已经作了结论的也要重新审查。到1969年春天大部分群众都已过了关，学校就开始派出各种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厂矿、农村去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5月清华派出了第一批教工去江西省鄱阳湖畔鲤鱼洲建立劳动农场。这个地方是血吸虫病的疫区，又兼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是所有派出地点中条件最恶劣的一个。先后派去鲤鱼洲的有2000多人，很大一部分教工都感染了血吸虫病，很久不能治愈，有十多人因而病逝。这个农场与北大的农场相毗邻，到1971年9月最后撤销时共存在了2年另4个月。

    1969年8月清华水利系在河南省三门峡水库建立了一个劳动锻练基地，相当于干校，当时称为教育革命小分队，派去了本系教师员工约100人和尚未毕业的学生180多人。我于12月初派到三门峡基地，因而得以幸免到鲤鱼洲去。这一冬春，除部分教工从事基自身的基建劳动和少数教师参加北京水利水电设计院的设计工作外，全体师生员工都参加了三门峡大坝改建工程的劳动。1970年2月应届毕业的学生（这些学生1965年入学，实际上只上了一年大学）分配了工作，离开三门峡，余下的教工，不分专业，都投入黄河的调查和研究。

    1970年夏天开始了召生的准备工作，9月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在三门峡入学（称为70届），教育革命点由坝头迁到三门峡市内借用的工程局技校。从三门峡组织了几次到外县的开门办学。1972年5月70届学员迁回北京清华上课，多数教工都同时调回，在三们峡基地则留下泥沙研究小组一直工作到1974年。

二.  沿河踏勘

    1970年3月从三门峡派出了相当数目的教工到黄河中、下游及渭、泾河沿线进行踏勘调查，共有5个组：即潼关/渭河下游组；渭、泾河组；无定河组；黄河河南段组；黄河山东段组。后来又增加了黄河山西段的1个组。我参加了赴潼关/渭河下游的踏勘调查小组。这个组的成员有夏震寰教授，2位助教和4位实验员，连我（讲师）共8人，由工宣队查师傅率领。我们于3月13日由三门峡出发，4月26日返回，在外共45天。

    黄河中游和渭河下游都因三门峡水库蓄水后潼关水位抬高而导致河床泥沙淤积，河道不畅，两岸土地盐碱化。此次调查主要是了解历年洪水后河床的变化情况，从这些资料中找出泥沙淤积规律，以便确定三门峡大坝的改建要求和以后水库运用的方式。第一步工作是到沿河各水文局站查阅记录及资料，并向当地河工及群众了解洪水过程的实际情况。当时宣布我们的任务是：1）研究三门峡改建（包括对库区的影响）的方案；2）了解近期治理措施；3）教育革命。

    这次踏勘调查主要到了3个县。第一站是陕西省渭南县，我们访问了三门峡库区管理局（三管局）、黄河委员会规划二队、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局第五大队等单位，和渭河上的船北、交口、沙王、陈村、华阴等水文站。为配合渭河下游的调查，还派了两个同志到西安陕西省水利厅去查找资料，也派过两个同志到渭河以北的大荔县去调查。第二站是华县，这里是水位抬高后受泥沙淤积最严重的地方，农业损失很大。我们访问了县水利大队后又下到下庙及毕家两个水文站。第三站是潼关，在新潼关（因三门峡蓄水，于60年代在靠近陇海铁路新建的县城）了解情况后到了黄河边上的老潼关水文站。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较久，汇集了各个分组的资料，对渭河和黄河的水文资料和淤积情况作了较系统的分析。从这里出发，我参加了到黄河滩上的调查和由潼关向下游的河床淤积测量。

    踏勘调查的基本方式是背包步行，每天行军30-40里路，每一处停留2-3天。出发时是初春，天气尚冷，还下过雪，每人都带了两条棉被，背包有20多斤重，走路久了背上出汗，连棉衣都湿透了。在路上遇到过几个地质勘探人员，他们背有专门的铝制支架，被包放在架上，与身体间有空隙，故不会产生“过热”，很令人羡慕。我们每到一处，都向当地单位借住，以不花钱为原则，曾睡过土炕、地铺，也睡过椅子和办公桌。在华县下庙，我们住在用为小学的关帝庙里，白天小学生们来上课，晚上我们睡在关公像下。我们每早出发前带上干粮，中午在路上买些开水或菜汤。村里的小饭馆多数卖羊肉汤，因烹调方式简陋，羊肉膻味很大（有时进村前就先闻到气味），大家都不习惯吃。这段时间，无论是劳动还是行军，都是重体力劳动，每人食量都很大。但手中粮票有限量，每餐都要仔细合计，是一件苦事。

    渭河流域是产麦区，农民都吃白面馒头（馍），在路上遇到的老乡都带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干馍，吃馍差不多就是吃饭的同义语，熟人见面时互问“吃馍没？”在一个村子里吃饭时各家都习惯蹲在门口，端着大粥碗，手里拿着馍，一条巷子上遥相呼应，有什么消息很快就传遍了。

    作为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一个内容，我们访问了渭南县的双王大队和华县的毕家公社，了解了农村的革命形势和生产情况，并参加了对地主、坏分子的批判斗争大会。

三、 攀登华山

    1970年3月27日我们途径华山脚下，工宣队师傅比较开明，同意大家去攀登华山，做为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于是我们9人去攀登了华山。文化革命期间，在外游览的人很少，旅游地点也极缺乏设施，这次虽然游览了一处名胜，但也是相当艰苦的一次体力劳动。

    华山又名太华山，是五岳（狱）中的西岳，属秦岭东段。这里山峰挺拔，有壁立千仞之势。山峦中有东西南北中5个峰，最高峰为西峰，游人最多的是北峰。

    华山游览区当时没有正门，我们清早6时就在乱石堆中开始上山，头一段路比较平坦。9时到了一处叫望仙观，有两位身体不好的同志由此回头，下山休息去了。沿山沟再向上行，见到几处小庙，都被“破四旧”时捣毁了。有一处寺院较大，听说以前有僧人居住，文化革命开始后就不见了。在山上能看到几处道教为安葬僧人的悬棺，它是在峭壁上凿洞，插入木杠，棺木就放在杠上，悬空数丈，不知是怎样抬上去的。它们因为地处高崖，“破四旧”时也没有伤着它们。

    经过有名的风景点五里关、回心石、千尺幢、惊心石、百丈峡、甘露池、群仙观、老君犁沟等，11时许到达北峰（五云峰），峰顶有座庙宇，也部分遭到破坏。在此休息后又有几个同志不愿再爬了，剩下谢森传、司振贵和我3人决心冲上西峰。再向上行，山路变得十分陡峭，由走路变为近似爬行，有些地方有石阶，有些地方就是光石板，要扶攀护栏或拉着铁索才能上去。经过了日月峰、半月池、太华峰、苍天峰、西峰门楼，于1时许到达西峰顶。西峰又名莲花峰，海拔2083m，山顶有一庙宇，有两进四合院，为气象台的所在，这个气象台是一个重要的气象观测站，有十多个工作人员常年驻此。这里冬季有3个月大雪封山，不能上下，过冬的给养都要在秋天运上去。在峰顶极目远眺，只见东、南、西三面都是别的高山，峰峦起伏，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而北面则是渭河平原，千里沃野，一望无际。心中不禁念道，好一片大好山河！但何以为了要“革命”，闹得全国如此人仰马翻？在山顶看到有一列火车在山脚下通过，象一条小绿线，还冒着点青烟。

    约3时回到北峰和其他同志会合，6时回到华山口，估计到西峰全程来回的山路有40里以上（相当于平地上的80里）。这次攀登华山的突出印象是山峰的自然美确实无与伦比，但相形之下，人为的设施太不足了，又曾遭到破坏，使得游览一次名山，显得那样困难艰险。心中留下很多遗憾。

四、黄河测淤

    1970年4月14至17日随潼关水文站的人员去黄河上测量河床淤积。黄河每年有两次汛期，大讯是夏季，来水主要是上游的暴雨，汛期可能延续3-4个月。小汛是春季3-4月间，来水主要是上游冰雪融化，为期较短，因为每年都是在桃花开的时候，故又称桃花汛。

    1970年的桃花汛4月初就过了，汛后组织人力去测量河床断面的高程，与大汛后的资料相比即可得到半年来的冲淤规律，我们参加了这次的淤积测量。三门峡库区由坝前到潼关划了41个断面，平均3km至4km一个断面，每个断面都在两岸有杆塔为标志。这次测淤是由41断面（潼关）向下游测到31断面（太安/杨家湾）。当时进行河床测量没有如声纳或超声波之类的先进工具，只有使用相当原始的方法。主要设备是一条大木船，在河中顺流而下，到了一个断面即抛锚停下，两边各放下一只小船，各乘坐3人，向两岸划去，黄河河道中间流速较大，小船要快速划到浅水区，否则有被卷入旋涡的危险。在河的中央，水深较大（一般汛后会冲深），由大船用铅绳测量深度，水浅处及滩地（一般汛后会淤高）用大地测量方法    ，在滩地上架设水准仪，每100m一反视，一直测到岸边。河窄处不到500m，宽处则有3km以上，测量一个断面需2-3小时。

    汛后的河滩有一层新沙，不知什么原因，水下沙滩会呈现各种颜色，虽然好看，但赤脚走在上面，使人提心吊胆，水草中还有小蛇，也增加些恐怖感。测量时需找到一处较硬的地方，把三脚架支起来，人要离开水准仪远一些，弯着身子去看镜子，否则人的重量会使沙面下沉，水准仪测量就不准了。据船工和测工讲，今年讯后的变化较大，去秋测过的地方他们也认不出来了。

    第一天由41断面测到37断面（郝家崖），有几处河岸的黄土崖被洪水冲松了，成片的塌落到河中，有的岸崖有4-5m高，塌落时声响很大。第二天由36断面测到33断面。这一带河滩较浅，沟汊密布，有时得把小船拖过滩地再进入下一个河汊。这一天几乎都是涉水作业，每人只穿着小裤叉，如一脚踩入凹坑处水就要齐了腰。傍晚要收工时忽然狂风大作，暴雨来临，我们的小木船没有栓牢，随流漂走，我们在沙滩上奔跑追逐，幸好我有一点长跑的功底，终于追上了，又费了不少气力，才划回到大船的边上。第三天一早众人在滩地上用纤绳把大船拉回到33断面，补测了昨天漏掉的400m，最后的两个断面都因有大片塌岸而不能测到岸边。中午到达了31断面，结束了这一次测淤。次日乘了一段火车又回到老潼关。

    这一次测量淤积的作业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因为只参加一次操作，感到很新奇，故没有觉得劳累。但水文站的人员年复一年的进行这样的测量，既单调又有危险，劳苦可见。

五、行军拉练

    在三门峡时参加过两次较长的行军拉练，一次是对工农兵学员的入学教育，一次是学习解放军行军拉练。

    1970年9月旬中组织了刚入学的学员行军到灵宝县去进行入学教育，向贫下中农学习。时值初秋，天气正好，9月6日由三门峡步行50里到大王庄村，住在一个中学里，次日又行50里到灵宝县。灵宝位于伏牛山北麓，地势险要，历史上亦多次经过争战，现在是豫西较发达的一个县份。由灵宝再西行40里，中间涉过一条名为涧水的河，到了龙盘大队王义沟村，这里有个老农叫李毅德，是位先进人物，我们参观了有关他的展览馆并听讲了他的事迹。在这个村住了两天，10日回到灵宝，听了县里一个有关当地阶级斗争的很长的报告。11日到了川口公社，这里有个有名的铁姑娘队，从事劳动胜过男人，晚上还给我们演出节目，连续2小时，精神至为可嘉。次日参观了这里的红旗渠，规模虽不能与林县的红旗渠相比，但农民战天斗地的劲头一点不差。一条10km长的渠道有十多条隧洞，开洞修渠的费用都是农民自己筹集的。13日由川口向三门峡返回，中午到达来途到过的大王庄，晚上当地中学组织了演出，我们的学员也参加了节目。看完戏后11时整队出发夜行军，走到天明，次早5时半回到三门峡。这次在外面共8天，行军350里，师生没有生病或受伤的，思想上都受到教育，当时说“学员们很好地上了大学的第一课”。

    1970年12月为向解放军学习，响应“一号通令”，在三门峡也组织了行军拉练，并访问厂矿，向工人阶级学习。这次行军师生共60多人，由张教官率领（在三门峡开学后，派来了军宣队，他们都是大连海军学校的教官，素质较高，对知识分子也较了解，大家对他们的印象不错），12月20日出发，向东行军到渑池县，    71年1月2日返回三门峡，行军路程共380里，在外14天。

    第一天住宿在张茅小学，晚上每人都检查脚掌，多数人都打了泡。为了能继续走路，用针将泡穿破，留一根线在里面，这样就不会再存水，也就不疼了。第二天沿陇海铁路走了很长一段，路过8号铁桥旁的杨连弟烈士纪念碑。杨连弟是解放战争时的战士。这个铁桥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了，他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只身爬上了50m高的桥墩，运上去了器材，修复了铁桥。但不幸后来他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牺牲了。晚上我们住在观音堂小学，大家睡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第二天中午到达英豪镇，下午模仿解放军，先是强行军，后来攻占山头，年青的学生很能跑一气，而女学生和老师们多数都跟不上了。晚上到了渑池县，住在第一中学。渑池是念历史时就知道的地名，战国时蔺相如使秦国完璧归赵就在这里。渑字音“免”，但当地人读“捻”。在渑池住了5天，每天由驻军派人来给我们操练，学劈刺、投手榴弹（木制），有一部分学员去参加了实弹打靶。

    12月28日向东行军3小时到达千秋煤矿。附近有是全国知名的义马煤矿。千秋是1958年投入的新矿，生产形势很好，产量每月增加。第二天我们到矿区劳动了一上午，下午下井去参观。这个矿不很深，但下面坑道很长，我们跟着领路人走了很久。在井口天气很冷，但到了井下则又湿又热，有如一个大蒸笼，很快就人人汗流浃背。上来后还让我们去洗澡，这里有淋浴，但水很少又不热，水中还有黑煤渣，从这里我们确实体会到煤矿工人劳动的艰辛。晚上为欢送我们，举行了露天的演唱会，还放映电影，晚上天气很冷，每人冻的手脚冰凉。

    元旦日开始返回，借了卡车把行李先运走，我们空手行军，感到无比轻快。这一天步行80里到黄门镇，参观了一个设备相当简陋的水泵厂并和工人座谈。晚上学员和当地工人赛了一场篮球。次早8时出发，走了一大段山路，后来沿着铁道一路回到三门峡，这一天行军110里，晚上9时才到达技校，受到留守的老师们夹道欢迎。

六、后 记

    我们的学员虽来自工农兵，但很多人没有吃过什么苦，对于严格的集体生活也不习惯，故这两次行军拉练，对于他们确实是很好的教育。教师们虽然年纪大多了，体力也差些，但是克服困难的自觉性要比学员们强得多。我们到处访问，听过很多次报告，关于阶级斗争、先进人物、忆苦思甜各方面的都有。当时说话谁也避免不了文化革命时的套话，但在基层和农村，人们毕竟更接近生活一些，讲的内容要实在得多，比工宣队的说教要有实际内容，对于学员和老师都有教育意义。

    1969-71年我在三门峡基地劳动锻练一年多，在个人一生中，是不平凡的一段经历。文化革命中，我们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里到处受到歧视。但到了农村工地后，劳动人民能够平等对待我们，使我们觉得还有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通过在第一线的磨炼，也确实使自己受到了考验，感到自己在政治觉悟、技术知识以致体力健康上都存在很多不足，从这意义上说，接受再教育是有必要的。劳动本来就是人的本能和需要，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使得自己知道广大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对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很有益处。但在文化革命期间，把劳动作为对群众一种惩罚手段，则是完全错误的了。

    1998年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