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人到晚年，一般都喜欢回忆往事。现在很多刊物上都登载有《往事回顾》、《八十自述》、《九十自述》甚至《百龄自述》之类的文章。其中多数都是一生颇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生平事迹很值得后代学习借鉴。也有一些回忆文章是没有很多成就的人写的，写出来主要是给自己和自己家人看的，当然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价值了。我的这篇回忆属于后者类型，所以请读者在翻阅时不要抱太多期望，阅后也就不至过于失望。            

1.     我的家世

先祖父梅臣，字伯忱，19世纪60年代初生于天津,1929年卒于北平。祖父曾考中过秀才，后两次赴京试皆不及第，一生从事盐务，作过盐商津店帐房。

先父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1962年卒于台北。父亲同胞兄弟5人，姊妹5人，是当时典型的多子女家庭。父亲为长子，从小就分担家庭劳务，照管弟妹。幼年已家道中落，在家自修，后得入严范孙（严修）先生的私塾，1904年升入张伯苓先生开办的南开中学，1908年以首届第一名毕业，保送公立保定学堂。1909年参加游美学务处的招考（使用庚子赔款），被录取为首批赴美留学生。这一届学生共47人，其中后来较知名的有王世杰、程义法、邢契莘、唐悦良、张子高等。父亲到美后攻读大学本科，于1914年得电机工程学位。回国后在天津青年会工作一年，次年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1921－22年利用休假之机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得硕士学位，后到欧洲游历回国。1929－30年由学校派往美国任留学生监督，1931年回校任清华大学校长。抗战时期清华与北大、南开三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他任三常委之一，胜利后返回北平续任清华校长。1950-54年寄居美国，1955年到台湾新竹创办清华研究所，1962年在台北病故，终年73岁。

  先母韩咏华，字郁文，1893年生于天津，幼年在严范荪先生的女塾读书，青年时期即与先父相识，1919年与先父结婚，生有我们子女五人，四女一男。母亲曾教过幼稚园，婚后即全时抚育子女，抗战时期在昆明物价高涨，全家生活十分困难，都靠母亲艰辛维持。1948年底，母亲和大姐到美国定居，生活也不富裕，曾作过普通劳工数年。1977年她84岁时回国定居，身体一直很好，能外出活动，曾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93年8月无疾而终，终年100岁。

  父亲共兄弟5人，二叔贻瑞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终身从事中学教育，解放后为北京市二十八中资深中文教师，1977年去世，终年78岁。他是五弟兄中唯一没有上过清华的。三叔梅贻琳，1920年由清华学校毕业后留美，学习医学。1927年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校医、中央防疫处长、南京市卫生局长，抗战时期任重庆市卫生局长，胜利后在上海医学院任教，后旅居美国，1955年因车祸逝世，终年59岁。四叔梅贻璠，曾在清华读书，后一生服务于邮政事业，解放后任山东省邮电局副局长，1967年因病去世，终年69岁。五叔梅贻宝，1922年由清华留美，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燕京大学，历任讲师、教授、文学院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被迫停办，他致力于在成都复校，任代校长。解放后在美国及香港、台湾几所大学任教，到80年代才退休，1997年在康乃尔大学逝世，终年97岁。

我们五个子女都是清华或西南联大的学生。我的大姐梅祖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现定居于美国；二姐梅祖彤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生物系，现定居于英国；三姐梅祖杉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系，现也定居美国。妹妹梅祖芬1951年毕业于清华外语系，数年前，由大连铁道学院退休。

2．成志小学

父亲1919年由美国留学回来后不久就到清华学校任教，曾教过物理、化学、英文等课，还当过中等科学生的童子军大队长。20年代初，父母亲迁入南院5号，我们5个子女都是出生在北平城里，后来在清华长大。5号的左邻右舍都是教授家庭，他们的子女就和我们结为好友，从小都是南院的孩子们。

1928年11月，父亲到美国去任清华留学生监督处主任，监督处主要管理清华的公费生和“津贴生”，也代管别校及地方公费生的一些事务。1929年秋，母亲带了两个大姐姐和我到美国华盛顿和父亲同住。那时坐轮船渡过太平洋要3个星期，横贯美国的火车又要4、5天，所以是一次很长的旅行。那时我年纪小，不会观察社会，只是看到美国有黑人，惊奇不已。

在美国住了近两年，我和两个姐姐都在附近的公立学校上学，她们分别进入二和三年级，我进幼稚园。以前没有学过英文，所以上学完全是“硬碰硬”。我因为胆小，在班上不肯说话，所以被留级一年。这两年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学历”，但对英文的听说有了初步的练习，对后来正规学习英文有很大的帮助。

1931年秋父亲又先我们回国，到清华大学就任校长。我们于1932年春回来，不久就住进甲所。从1932年起插班进成志小学。这所学校实为教工子弟学校，名为私立，但由大学补助。学生人数不出百人，但师资挺强，在附近是知名的。不过真正有名的是北平市内的志成中学，常有人以为我们说错了，总把我们的“成志”给改成“志成”！^[1]

清华园是有名的花园，建成大学后依然环境优美，校园内空旷地方也很多，给我们小孩子游玩的空间很大，回想起来，那几年我们没有任何忧虑，真是天之骄子。

1935年春我不幸接连得病，先是中耳炎，在协和医院刘振华大夫给开了刀，恢复得很好，但不意又得了肺炎，再度住院，这回是刘瑞华大夫给医的。如此，当然四年级没有读完，秋天勉强上了五年级。次年春，正好历史系刘崇鋐教授的两个儿子（刘京业、刘仝业）在家师从一位老先生学古文，我就退了小学，参加私塾，这时主要念了《孟子》和《古文观止》内一些文章。古文虽然只学了两个月，但对自己的国文训练还是很有裨益，所会背的文章诗词，至今大部分仍能成诵。

3.   中学时代

我于1936年夏考入北平艺文中学，在那里大体上念完初中一年级。艺文中学是老教育家高仁山先生1930年代初创立的实验性中学，施行的是道尔敦 (Dalton) 式教学制，是一种启发式，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新学年开始后，每个学生领到一学期的作业。教师只在课堂上作些主要的讲解后学生即自己作练习，教师按时辅导答疑。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年龄较大，自学能力较强的学生效果尚好，进步较快，有的学生两年或两年半就升了高中。我那时不满12岁，对这种新学制很不适应，有的作业可以及时完成，有的则拖欠很多，一时成了“落后生”。

在艺文中学，初中生要参加童子军，穿黄制服，戴大沿帽，有趣的是所配的裤子是“灯笼裤”，即半长，而在膝盖以下扣紧，有的裁缝不懂这种式样，给学生做的裤子老长，引起大家哄笑（在清华，只要说马约翰式裤子，大家都知道）。童子军的训练内容有：纪律、礼节、旗语、结绳、救护、炊事等。童子军有12条格言，今天看来还都很好，要都做到，也很不容易：一诚实、二忠孝、三助人、四仁爱、五礼节、六公平、七服从、八快乐、九勤俭、十勇敢、十一清洁、十二公德。

一年级没有结束，学校里发生传染病，家里就给我退了学，回家自学。“七·七”战事爆发，日军占领平津，北方各大学纷纷南迁，清华、北大和南开三大学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不久又迁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母亲带着我们子女在北平城内外祖母家住了接近一年，解决我们继续念书的问题。1937年秋，北平各中学尚未招考，而小学已开学了，于是我就在师大附小（北平南新华街）补上了一个六年级，这虽然是一次“倒退”，但因为师大附小设备好，教师强，我的学习很快变成优等，特别是在国语、算术、自然等科目，一下子变成了“高材生”。我知道别人也有过这种“返时序”学习的经验，就我个人情况看，这一年的“回炉”把我的基础给打好了，以后的学习变得很主动。

1938年夏母亲带领我们子女和几家教授家属结伴走海道经过天津、上海、香港、海防、河内，由老街到达昆明，历时两个多月。到昆明不久，就正值日军飞机来轰炸，很多地方中学都疏散到乡下或外地去了。父母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在家学习，分初中、高中两个班。我和沈铭谦、朱文华在初中班，我们的主要教师是王般先生（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助教，解放后为北京外交学院教授），他兼教中文、英文和史地等课，梅美德先生^[2] 教几何。1939年家里迁到城北，这个私塾也就停办了，高中班的学生多数考入大学。

从这一年夏天到1940年夏天，我又在家里自学了一年，由父亲教些数学、物理，到张彭春夫人家去学英文，自己学习历史、地理等。这一年的学习方式很不正规，但也适合当时需要常跑警报的环境。1940年秋考入昆明私立天南中学（英国公理会主办），插班入高中二年级。此时家住在城北，学校在城南，每天走路一个来回。后来空袭紧张，学校只在清早和傍晚上课，那就得每天跑两个来回，冯友兰先生的公子冯钟辽和我自幼是好友，现在又是同学。我们每天在昆明的大街上不停地奔走，到也把身体炼出来了，

1941年秋以“同等学历”考入云南大学先修班，后又转到西南联大先修班。各大学的先修班设立的原意是为了给没有考取大学本科的学生一个补习的机会，在先修班成绩好的次年就可以保送大一。这一年可能是因先修班的名额不满，故招收了一批其他来源的学生。先修班的教学方式和大学差不多，我们提前学习了大学功课，对于次年上大一，裨益很多。

1942年1月在西南联大发生了一次“倒孔运动”，这是当时学生们知道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撤运物资中有很多孔祥熙的私人财产（包括洋狗），群情激愤，遂自发地到市区去游行示威。这次运动是完全自发组织的，显示了联大学生的政治活动能力。据说当时有学校领导跟在队伍后面，以防止发生意外。我们先修班当时在府甬道师院上课，竟不知发生了这样的大事！

4．西南联大

西南联合大学是个四年制的大学，我于1942年考入，学号是31598（31代表民国三十一年），应于1946年毕业。但后来离校去参军，最后也没有再回来复学，所以我是一个没有文凭的校友。这一情况在当时还很普遍，不知有多少流亡学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拼命学习，但出于经济或其他原因，就休学或再复学、或转学、借读、以致有的最后失学，据说当年在西南联大注册的学生有8000多人，而拿到联大文凭的只有2000多人。因为有这个情况，1996年我们组织1946级毕业50周年返校聚会时广泛地查了各种校友人名录，凡1942年入学，1946年毕业的以及部分时间和这个班一起上课的，都算是本班级友。我们发现，1942年新生名单上有687人，1946年毕业生名单上有350人，而两个名单上重复的只有93人，可见学生流动性之大。我们发了两遍通知，能核实地址的只有210人，不知那些和我们同窗的级友现在都在何处？

一年级的功课都是在新校舍上的，印象最深的几位教师有杨周翰（英文读本）、王佐良（英文作文）、郑华炽（物理）、蔡维藩（西洋通史），蔡先生讲课有如说书，倒背如流。当时雷海宗先生开中国通史课，很受学生欢迎，可惜选课时没有选上。冯友兰先生给我们上伦理学，在昆中北院的一个露天讲坛上课，大家都说当年孔老夫子一定就是这样开讲的。西南联大的教学很注重大课演讲，特别是基础课，课后要同学自己看参考书，很少辅导，因此要求学生有很高的自学能力。参考书中有很多是外文书，所以也要求学生学会英文。

联大工学院新生都住昆中北院。有两排木结构的二层楼，每间屋里放4张双层床，一间屋里住8个人，我的床位在靠进门处，东西丢了好几回，最后只好搬回家去住了。一年级时一周有两节军训课，教官的级别不低，但学生对军训极不重视，上操时穿什么的都有，长衫大褂也照样齐步走。当时国难当前，战争逼近，学生们按理应有一种紧迫感，可是产生这样漠然的态度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中国的知识分子少，大学生、中学生都不服兵役，当兵之事几乎与己无关；二是学生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普遍不满，任何形式上的管制都要反对；三是学生的功课负担太重，上军训时还想着别的功课。我当然也有同感，但一向比较注重纪律，上操还算认真，教官让我当了班长。

从二年级起，就到拓东路去上课，这一段的学习生活给我的印象不很愉快。因为这一年的功课更重了，每周都有一两次测验，学生永远处于紧张状态。这时已入深秋，学生们卷伏在用木板搭成的小桌上做作业，缩手缩脚，很多课是在迤西会馆大院的二楼明廊上的，秋天清早计算尺都冻上了，要用口呵气才能拉动。同时学生生活条件也太差，比在新校舍还要差，学生自己组织膳团，轮流办理伙食，要缺课去监厨买菜，吃得不好，还要受到大家批评。工学院的体育运动倒开展得比较好，我参加了铁马体育会，很想参加足球队，不过功课压得实在太紧，挤不出时间来活动。

二年级的课程有如下一些：力学（白家祉）、微分方程（严道岸）、机件学（刘仙洲）、工程画（李楫祥）、化学（张为申）、测量（杨式德）、金工（强明伦）、木工（刘国模）。后两者都是很有意思的课，我尤其喜欢木工，因为它干净，而且不像钳工那样艰苦。

就在快要适应工学院的学习生活时，时局发生了变化。学校应政府和美军的要求，需提供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充当美军翻译员，帮助武装中国军队，准备对日军进行最后的反攻。西南联大和其他几校都动员了四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出去服务两年，工作期满后发给毕业文凭。我们一批二年级的学生本不在征调之列，但大家爱国心切，决定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志愿去参加翻译员工作（这里面是否也有被功课所逼的因素？）我们于1943年11月到昆明译员训练班去报到，从此结束了短暂的西南联大学生生活。

5．从军生活

       我在1995年以前写过一篇关于从军（翻译员）生活的追忆，广泛发送给过同学和亲友，并在个别刊物上登载过 ^[3]。详见本书第一部分。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袭击了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美国即对日、德、意三国宣战，欧洲的战火随之扩大到了亚洲，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战争。对于中国来说，从抗日战争的开始，整个战争的经历已超过八年。从1942年冬天起，美国海空军在南太平洋开始了逐个海岛的反攻。中国政府的战略就是全面防守，等待太平洋战局的变化，再伺机反攻。同时利用美军提供的武器和技术，积极准备打通向缅甸的通道。1942年在印度中美共同成立了中国驻印总指挥部，1943年在云南成立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并在昆明建立了由美军主办的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以及大量的部队训练班。此前，美军第14航空队已进驻昆明及滇西，担负云南地区的空防及飞越颠峰运输物资的任务。为配合美军的支援，在战地服务团之后，又成立了外事局译员训练班，征调了几个城市的大学生作为军事翻译员，前后涉及4000人之众。

       1943年暑假中，我经学校介绍到美军新开办的汽车训练班去做了6个星期的临时翻译。汽车训练班设在昆明以东的曲靖县，是美军和第5军合办的，这个训练班后来培养了大批的驾驶兵和修理人员。1943年11月我们西南联大及别校的学生百余人到昆明译员训练班报到，是为第一期学员。这里以后共办了10至11期训练班。地点设在昆明农校大院内，我们受训一个多月后，到12月陆续分配工作。

       译训班的教务人员都由西南联大的教授兼任，具体负责译训班的有吴泽霖教授（主任）、樊际昌、戴世光等。分配到外事局的译员均为“仝上尉”级（文职官员），也发给军官军服。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昆明美军总部译员室工作。

昆明美军总部是美国陆军在云南的指挥机构（在云南的部队称为Y-Force）。昆明总部美军人员约有100人左右，分G-1人事，G-2情报，G-3作战，G-4军械四个系统。

我曾随美军车队沿滇缅公路走过几趟。在滇缅路的西段，沿途可以看到1942年夏天大撤退时军用和民用车辆的残骸。还在途中见过几次国民党军队解送新兵的队伍，这些被“抓壮丁”的青年个个骨瘦如柴，有气无力，但还是用绳索拴成一串。

做翻译员工作的头几个月，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觉得自己参加了抗日队伍，达到了“为国效劳”的目的，但看到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里的腐败现象，又觉得自己是“助桀为虐”，再则有些美国人员认为我们是落后民族，对中国人十分傲慢。自己常想怎样可以使中国赶快富强起来，一不怕日本侵略，二不求助于美国。当然在那时的条件下，一个单独的青年学生是找不到什么答案的，只是增加了思想上的苦恼。

       抗日战争后期的一个大战役就是滇西战役。在云南，近二十万中国部队经过不同程度的美军装配，在美国空军的掩护和空投支援下，向盘据滇西的二万多日军发起总攻。1944年5月远征军司令部由楚雄前移到保山马王屯，美军总部也由昆明派出一个前线指挥所。在战事紧张时期，每天晚上中美双方举行高层碰头会。我每天都参与中美双方的G-2军官交换敌方情报，包括美方随军新闻记者要发出的电文要由中方审查，这些都要很快翻译成中文。1944年春夏几次随美军官员到滇西前线去视察美军联络组的工作。见到很多战线后缘的情况。这次战役打得相当艰苦，战场都是高山峡谷，又是茂密的森林。经过了5个月的苦战，到9月才全部消灭敌军。在马王屯的后期，美军总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曾来视察，他表情严肃，很少语言。后来知道那时他才和蒋介石决裂，这次是他回国途中的停留。

       滇西战役结束后，大批人员调往华中战场，我也由昆明改派至湘西第24集团军司令部的美军联络组。第24集团军的司令官是王耀武中将，集团军下属18、73、74三个军。美军在这里的工作是开设各种武器训练班，需用很多的翻译官。

       1945年春美军从各地选派50名翻译员去美国担任紧急任务。在24集团军范围内抽调了我和其他3人。4月底我们由美军教官带领，乘飞机经印度、伊拉克、埃及、突尼斯、摩洛哥，换乘大型飞机飞越大西洋，总共66小时，到达美国纽约。由此换乘火车到达南部的圣安东尼奥，这里有个很大的空军集散中心，叫做SAACC。在这里日程排得很松散，一反来美以前那种紧张状态，这也可能和总的战局有关。5月初德军已在欧洲战场上投降，盟军想集中力量向日本发动最后攻击。在来美途中盛传我们将被编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备在中国沿海登陆，但战局的剧变已证明这样的考虑没有必要了。

       在美国我被分配到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机场，叫Keesler。在那里的任务是帮助训练中国空军机械士，学习飞机维护和修理技术。在这里工作虽然没有像别的翻译员到飞行学校去那样痛快，但一年半时间和机械打交道对我后来学习机械工程是很有帮助的。1946年6月起，翻译员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人集体乘船回国，要留下读书的则各奔西东。我于9月到麻省（州）的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WPI)去继续学业，至此结束了三年的翻译员生活。

       二次大战胜利以后，美国政府表彰了很多曾共同作战的盟国人员。1946年5月表彰了一批中国军事人员，共82人，各授以铜质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 Bronze Palm），其中有译员56人    ，我和很多西南联大同学都在其中。但当时此命令状及勋章均未发到我们手中，以后即再没消息。前几年我和同学姚元多次写信向美国国防部询问，终于在1994年2月得到一个答复，称已找到了有关文件，证实了颁发勋章的事，但称自1963年起，自由勋章已定为一种总统勋章，提高了级别，以前的勋章因时间已久，已无库存，只好发给了我们每人一张证书，起个纪念作用。

       抗日战争八年多，中国人民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英勇奋战，抵抗侵略。亿万百姓忍受了极端的困难和痛苦，最终在盟军的支援下，迫使日本军国主义投降，使得我国全部领土得以收复。在抵御日军侵犯的正面战场上，数百万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尽管国民党政府在各方面表现得十分无能和腐败，但我们在基层见到的不少中下级军官都是抱着同仇敌忾的志向，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决心抗日到底，这种爱国精神是十分值得钦佩的，应该给以肯定。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虽然美国政府在国共斗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在战争期间美国陆军及空军对中国部队提供了大范围的支援，在间接和直接对日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美军人员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我们在翻译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应征入伍的美国军官和士兵，战前他们都是有正当职业的普通人，为了战争走过半个地球来帮助一个很不了解的国家共同抗日。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和上层的职业军人是有不同的，这点也应给以区别看待。

6. 在美求学及工作

       我于1946年9月到WPI去复学，进了机械系二年级（事实上那里的系主任还不很放心我的联大成绩，还让我补修了两门课，一年后才算我是正规的三年级生）。这个学校是父亲1914年毕业的母校。总的说来，在美国念大学本科要比在西南联大学习容易很多。第一，功课要浅一些，参考书取用方便；第二，实验和实习设备好，对学习实用科目十分有利；第三，生活条件好，营养充足，学习劲头大。这3年的学习比较顺利，我于1949年6月以“高材生”（Honors）毕业。

Worcester是美国东部的一个中等工业城，社会比较保守稳定，文化环境则远不如大城市波士顿。城市的报纸比较简单，那时也没有TV可看，对于国内进行的翻天覆地的革命战争知之甚少，直到听说北平和平解放，才知国民党大势已去。

从WPI毕业后，本想找个工作，学些设计技术，但那时正值美国经济萧条，觅职很难，只好到芝加哥的伊林诺理工大学（IIT）去念硕士学位。从IIT学完后，美国的侵朝战争已经打响，工业顿有起色，我找到一个机械制造工厂，叫Worthington，从事水泵和压缩机的设计及试验。当时的机会很好，因为美国建筑施工行业正在兴起使用旋转式转子压缩机，在施工机械中是一场革新，各厂竞相发展，并互相抄袭。

我们发展的转子压缩机是刮板式的，是转子上开有许多槽，用耐磨材料制成的聚合叶片（类似现在的Teflon）在转子槽中滑进滑出，转子和圆柱形外壳是偏心放置的，在一周的旋转后，所有的叶片空间都排出一定量气体，专业上这叫做容积式或排位式压缩机。压缩机附带一个油循环系统，在吸气口前喷入大量的油，油的作用是：1）润滑；2）散热（可以接近等温压缩）；3）密封（叶片的顶部、端部以及根部）；4）清洁。初始时期，机器性能总上不去，老工程师不敢多打油进去，怕增加压缩功，我们年轻的坚持多打油，偷着试验，把油量加大一倍，结果气量增加了，出口温度反而降低，功率也没多消耗，性能基本上到达原设计要求。我如在W厂做下去，很可能会让我将这一产品发展到底。

1954年回国后，我想有机会在中国把这种压缩机介绍给有关部门，但后来分配我到清华大学工作，我就把运回来的两包美国各厂压缩机样本和有关图纸转送给了沈阳压缩机厂的一位总工程师。这些资料在沈阳的生产中起了什么作用不知道，但肯定给这位总工在文革中带来不少麻烦。

7. 回国经历

       我从1945年到美国，转业后即在美国求学并工作，前后共9年。在全国解放前后，从国内传来了很多的消息，正反面的都有。但多数在美国的留学生对中国真实的政治形势并不清楚，只是知道国内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出于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早有失望以致痛恨的心情，认为什么变革也不能比国民党更坏。另外出于赤诚的爱国心，深信技术可以救国，只想国内赶快安定下来，好重新开始停顿了十多年的经济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发生了分歧。某些反动议员及政府中的强硬派认为应把中国划到铁幕的一边，坚持敌对态度。到朝鲜战争开始，这一派势力更为嚣张，对于亚洲人根本不相信，要尽快遣返所有中国留学生，甚至考虑使用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付日裔公民的办法，把中国人也集中起来，加以监管。另外，以一批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家为代表的官员则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认为国民党的大势已去，中国有了新的主人，应和新政权建立联系，利用多年来中美民间的友好关系，恢复在中国的影响。对待当时在美国的大批中国留学生，认为应给以条件使他们留在美国，继续接受美国的教育和感化，培养一批接近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

       从1952年起，我通过一个美国青年朋友的介绍，参加了一次美国进步党的集会，听到进步议员Marcantonio 的演讲，思想上颇受震动。当时以反动政治家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反共势力，藉原子能泄密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扑风捉影，打击进步分子，使我们有了一次机会看到美国政治的阴暗面。我还参加过几次新泽西地区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的聚会，了解到美国黑人在社会深处受到的歧视和迫害。倒是从这些方面使我对阶级分析的道理有了一些具体体会，觉得美国社会也是充满了矛盾，也并不是我们应仿效的榜样，因而增强了对新中国的希望。

       我手中持有的原重庆政府发给的护照到1954年已过期两年，留学签证已三年没发了，在美国居住已无合法身份，要离开美国只有“偷渡”一途，也就是要冒相当的风险。1953年初听说有人越境到加拿大走成的，也有人借到欧洲开会走成的，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但在两次的场合得到了启发。我和其他同学发现在码头上船到欧洲去检查是很严格的，要混过去没有可能，而在机场上的检查则十分松弛，因之我就决定乘飞机出走。

通过一个传奇式的过程，也由于法国领事馆办事的马虎，我弄到一个到法国访问的签证，随后去法国航空公司预定了一个星期日的机票。航空公司的人也看出我的护照是过期的，但事已如此，我只有试试运气。果然，到了纽约的Idlewild机场，在法航柜台前对我的签证又提出了疑问，但办事人让我补填了移民局报表以后就同意登机了。

在巴黎，主要依靠旅法学者汪德昭先生为我办理居留手续并安排了生活。为了解决回国的困难，曾两次到瑞士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馆去请求帮助。后一次还见到了出席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的中国官员，中国代表团要在会外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无理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那时两国没有邦交，不能直接会谈交涉）。因为我和另一同学在巴黎购买船票遇到困难，代表团最后同意了我们对取道苏联回国的要求，给我们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并得到了经济补助。我们两个随同回国的信使于6月2日乘飞机离开瑞士。

       在莫斯科停留一天后（参观红场和莫斯科大学），我们乘坐苏联民航飞机东行，在伊尔库茨克换乘中国民航飞机，于6月6日到达北京。从离开美国的那一天算起，旅程共74天，前后共飞行52小时。到北京后住在教育部留学生招待所，熟悉情况，等候分配工作。

       解放初期的北京建设不怎么好，和我们头脑中西方城市的印象相比还显得很落后。但是人人都有一种艰苦朴素、勤奋向上的精神，社会的气象焕然一新，和以前大不相同。这些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觉得不远万里，克服种种困难回到祖国，这一决定是完全做对了。回国后的第二年即遇到肃反运动，再二年是整风反右，接着是大跃进，反右倾；在经济困难三年后稍有恢复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对我们的业务工作和个人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精神上也受到了损失。那么，我们对于当年回国是否后悔了？觉得这一段时间是否白过了？从和我相熟的一些老同学的经历来看，倒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这些人尽管遇到了各种挫折，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心没有动摇，考验只会加深对自己使命的认识。

       近些年来，有人认为我们当年突破困难回到祖国的事例能对现在在海外求学和工作的留学生起一点感化作用，能促使他们早日回国，报效国家。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距我们回国时已相隔40年了，国际国内的条件已大不相同。当年美中之间隔着一道“铁幕”，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生活方式上俨若两个世界。一些年轻人能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毅然投入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确实经受了考验。不过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虽然很差，而政治上朝气蓬勃，催人上进，对远方归来的学子有很大的鼓励作用。

       对于今天在海外的学人来说，环境则大大的不同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比当年高出不知多少，和世界各国都很友好，国际交通十分方便，留学生来去自由。有些学人不愿回国，既不是旅途障碍的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回国后工作的条件和生活待遇是否合适，处处要和在国外的条件作比较，所以我们当年的一段经历现在就不一定有很强说服力了。

       前些年社会上盛传“早回国不如晚回国，晚回国不如不回国”的说法，似乎我们这些早年回国的人很不聪明。这种说法若只从个人角度来看，也许有些道理。但从宏观上看，国家建设总是需要人才的，什么条件的人才都用得上。古今中外，把自己的条件准备得十分完备后再投入事业的人并不很多，而多数人都是边干边学，自己创造条件，能做多少就有多少贡献。我们当年回国时的条件要比今天差的很多，和当时国外条件的相对差距则更大，所以要讲工作上的难度，那时比今天要困难得多。当年回国的老同学现在都已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担负了重要的责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不少人有突出的成就。不谈什么大的政治道理，只用当年这些默默无闻、克服困难的事迹，倒可能对有意回国的海外学子有些启发作用。

8．重返清华

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在留学生招待所熟悉环境一个月后，我表示愿意去工厂工作，但经过教育部高教司的决定，派我到清华大学工作。到清华后向刘仙洲副校长报到，学校给了我三个选择：一是到动力系教“热工学”，二是到机械系教“机械零件”，三是到水利系教水力机械课程。前两者属技术基础课，后者为专业课，我以喜爱专业课程为由选择了水利系。在最后确定之前，有两个月时间我每天参加动力系老师们的体育锻练，所以至今和系里许多中老教师都较熟悉。

从1955年起水利系开始筹办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简称水动专业），在水力学教研组内先成立了水力机械小组，我和林汝长、顾兆茂老师等是第一批成员。当年招进了五年制的新生，先称水能专业，后改称水动专业。水力机械小组的首批任务是给外系学生开课，如给排水专业的“水泵”、水工专业的“水力机械”，后来有机械系（制、压）、电机系（电、企）的“水力机械”等课。读这些课的班级很多，讲课和辅导工作量是巨大的。1957－58年姚志民和高建铭两位老师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向苏联专家学习归来，不久即为本专业学生开讲“水轮机”和“水轮机水力设计”等课，后来我讲授“水电站辅助设备”课，每年继续，一直教了近10年。1960年正式成立水电站动力设备教研组（简称水动教研组或机电教研组），由赵敬亭老师任主任。同年第一届水动专业学生毕业，这个专业因为水、机、电三方面的课程都学过，一时在水电部门很受欢迎。教研组这时不到20人，全面负责有关水动专业的专业课及相当数量的外系课，并承担了水利系所有水电站设计任务的水力机械部分，那几年电站设计项目很多，水动教研组的教师们疲于奔命。

由1962年起水动专业的教学工作已渐上正轨，开始规划用于研究的水力机械实验室（此前有几台设备可供教学试验之用），着手设计水轮机空化试验台（当时称气蚀试验台）。1965年空化试验台开始施工，次年完成土建部分及大件设备的安装。“文革”中经过几年间断，1971年复工建设，1973年建成使用，是当时学校内恢复得较早的大型设备之一。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与哈尔滨电机厂、天津电气传动所、天津发电设备厂在此试验台上共同进行了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的开发研究试验，设计出一批H=100m 和 H=300m 的可逆式转轮，这些属于当时国内领先的成果。1977年我们测定了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的压力脉动特性，1979年又测定了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的全特性（四象限曲线），其后又测定了旋转叶轮上的叶片表面压力分布，这些都是当时国内领先的。

       “文化大革命”后水动专业改称水力机械专业，转为一个产品类的专业，当时清华已有不少这种性质的专业，但是很快学校就感觉到专业面需要拓宽，我们于1985年又改为流体机械专业，除水力机械外增加了气体机械的内容，教研组的名称也随之改变。

教研组科研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国内各生产厂家和研究机构均投入巨资，建设高水头高性能的空化试验台，发展更多的产品，其规模和费用投入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以前我们做的研究项目人家都会做了，要想发展达到产品要求的高性能的转轮肯定已超出我们的能力。于是我们在充分权衡利害后，决定在现有试验设备上继续进行科研性试验，如水力机械内部流动（流速和压力）量测等，而主要精力转向研究流体机械内部三维流动的计算方法，这也是二次大战以后国际上新兴的技术。流体机械的准三维计算方法是吴仲华先生1952年首先提出的，随计算技术和计算机能力的发展，后来在国内外出现了各种全三维的计算机算法。我们的教师及时地吸收了这些知识并较快地发展了我们自己的计算程序。在几年时间内，我们成为国内成功地计算流体机械内部流动的几家之一。

从1994到1998年我们参加了由自然科学基金会和机械部共同支持的“长江三峡水轮发电机组关键技术基础性研究”重大研究项目，清华主持了其中的“水轮机优化设计理论及试验研究”课题。将来用于长江三峡的水轮机转轮和过流部件都是用计算机设计的，虽然这些机器将由外国厂家生产，但合同中规定所有水力和机械设计都要有中方参加，就是由我国派出人员到外国去参与设计，我们承担的三峡研究课题在为培养人材参与联合设计中起了关键作用。

由于工农业的需要，内部流动的计算方法又延伸到含颗粒的水流，即固液两相流问题，以及掺气以后的三相流问题。与此有关的就是水力机械受泥沙磨损的问题，我们根据含砂水流的流动特性而设计的专门型式水泵，在工业及农业的应用中都有较好的表现，使机器磨损程度大为减轻。另外，随着我国大型水电站的兴建，出现了不少复杂管道的水力过渡过程问题，尤其是抽水蓄能电站的管道问题更为复杂，发展这种过渡过程的计算方法也是我们多年的研究方向。我们开发的计算程序向设计部门转让已有多起。

       我们的教研组由原来的“水电站动力设备”，改为“水力机械”，后又改为“流体机械”，1998年流体机械教研组由水利系迁移到热能系，开创了新的工作环境。这些变迁体现了自建国之初，由适应国家急需工业人材的迫切局面，到为巩固学科体系所作的调整，以及后来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建设形势对人材需要的不同要求所作的努力。

9. 密云水库

       和我们在清华的教学工作以及后来的科研方向至为有关的一件事就是密云水库的设计和建设。

       密云水库是华北的一座大型多年调节水库，它的功能是1）防洪；2）灌溉；3）供水；4）发电。运行40多年来，它对控制京津一带的洪水起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华北普遍缺水，密云水库又成为北京市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密云水库是华北的一座大型水库（库容47亿m³）,其主坝为亚洲第一大土坝。水库建于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有多达20万民工先后在此义务修建，清华大学水利系参与了水库的设计，因而随密云水库出了名。密云水库各土坝的施工质量很好，至今的渗水量都极少。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密云水库几个坝有滑坡现象，受到一定损失，次年全部返工修复。

       我们教研组承担的任务是白河（6×15MW）电站的水力机械设计，电站虽然只有90MW的装机容量，但在当时也被视为重要的一个发电项目。同时，装机有6台，电站结构相当复杂，设计工作量很大，特别我们是初次作实际电站设计，所以难度很大。经过全体建设人员的努力，白河电站于1960年底6号机试发电，后来经过返工续建，次年建成，陆续装机。密云水库的建设是名副其实的“三边工程”，即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1959年春，我们刚进入工地后，施工单位就来要开挖图，而机电设备的布置尚未确定，无法给出尺寸，水工组出不了开挖图。于是只好参考相近的电站设计，估计出一个开挖尺寸，暂时应付。不仅如此，到后来的水工钢筋图和水机管道图也是三边设计，好在那时整个工程都是“打破框框”的，只要施工单位还没有做完的地方，拿一张修改后的白图去，把老图换回来，对方都接受。有趣的场面是我们有些管道图出不来，施工员就搬个凳子在画图板旁边坐等，图画好后他马上拿走，还喊着“刚出笼的！”到1962年以后全国工程建设走向正规化，密云工程的设计图纸也经过全面整顿，后来我们的教师去作安装3、4号机组的设计代表时就主动多了。1959年秋我们追加了潮河电站的设计任务，这个电站虽不大（1×3MW），但给的时间只有50天，实在太短了，对我们当时所出的图纸，心中实在没有很大把握，幸好在年底示意性发电后，很多地方又重新返修。

密云水库虽然距清华不算远，但经常往返，也很够奔波的。我们从学校乘公共汽车到新街口，换乘无轨电车到北京站，跑着买票上车，坐2小时后到小唐庄站下车，搭工地小火车到溪翁庄（离大坝最近的村子），到达白河设计代表组总共得5－6小时。偶尔小火车不开，要步行则再加2小时。1959年秋季我在学校有两门课，但每周还要跑潮河一次，多则两次。从密云县到潮河工地也有一条小火车线，但经常不开，下车后需步行上山，翻过两个山梁，才能到那边的设计代表组，走路快时3小时，慢时还要更多。那时除奔波疲劳外，在路上也花费很多时间，对大跃进时期的“艰苦奋斗”磨练，大家的体会实在太深刻了。

       我们和抽水蓄能的因缘也是由密云水库开始的。在60年代大家都开始注意到抽水蓄能电站的重要性，1965年我们和水能教研组联合提出在密云白河电站装设一台蓄能机组，得到当时水电总局的支持，当年和国外谈判定货，1966年设备陆续到货。但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有人提意见，认为在密云不能装设外国设备，进口机组遂改装到河北省岗南水库的已建电站内，这台机组的质量不错，至今运转良好。但后来为“超英赶美”又提出要在密云装设两台国产的蓄能机组，仿照日本设计造成了两台斜流式蓄能机组，这时我们已无能力作安装设计，但为机组质量一直担着心，以后运转中果然由于材料缺陷而导致重大事故，两台机组停置多年。90年代经过修复，机器结构已有改进，但仍有漏油现象。可是此时密云水库下放的水质受到严格控制，不允许点滴污染，故两台机组闲置至今。

       近年来数次去过密云水库，特别是白河电站，看到现在建筑和设备维护如新，大坝环境安静优美，头脑中不断浮现出当年“热火朝天，打破常规”的景象，因而感到今天“改革开放”后形势稳定，确实非常可贵。

10. 抽水蓄能

       从50年代就从国外杂志上知道在欧洲有抽水蓄能电站的应用，但不甚清楚其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也不知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效能。后来我国电力供应紧张，拉闸限电频繁，人民不堪其苦，才认识到电网和负荷的平衡是多么重要，抽水蓄能对我国电力系统也能起改善作用。

但是电力部门很多人认为中国只是缺电，容量、电量都缺，认为大力建设水、火发电站就能解决问题。对于抽水蓄能，有人说4度电换3度电是赔本生意（抽水蓄能电站的综合效率基本上为75％左右，即用4度后夜电抽水，可换取3度尖峰电），也有人说等于是搞永动机械。其实抽水蓄能机组的功能主要是能够在电网中起削峰填谷的作用，发挥其动态效益强的特点，它可提高电网内所有机组的运行效率，电网总体效益的提高远远超过一般所了解的。

       随着我国各电网容量的迅速发展，一天之内的峰谷差不断增大，电网的发电质量与负荷需求的矛盾日益增加，电力部门的决策人才开始认识到抽水蓄能电站非建不可了。在滞后西方国家至少30年之后，才在80年代末决定在国内建造三座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即广州（2×4×300MW）、十三陵（4×200MW）、天荒坪（6×300MW）。这三座电站一经投入，就使各所在电力系统发生了明显变化，电网的调度变得十分灵活，运行安全性大为提高，不能理解动态效益的人也可以看出实际的效果。对于抽水蓄能发电技术所产生的效益，在我的两本书中均有论述。

       在中国今后发展抽水蓄能建设的前景是很广阔的，主要因为：1）各电网增建的燃煤火电机组数量在不断增加；2）华南和华东的几座核电站近期均将投入；3）长江以及西南的“西电东送”急需抽水蓄能的配合。

不过，受制于我国现有体制，发展抽水蓄能的困难仍然不少，其主要原因是电价和管理体制问题。在以前计划经济时期，各地区的电价都是人为确定的，而且多年没有变更，水电火电差别、地区电价差别、工农用电差别、日夜用电差别的定位都不合理，早应随国家经济形式的发展而随之调整。其中尤其是日夜电价的差别最不反映实际情况，现在不少地区还是日夜同价，或只有很小差别。据已建成抽水蓄能电站的运行资料，推算高峰电与低谷电的成本差别，再加上动态效益的价值，为3比1以上，所以无怪乎国外的日夜电价差别都很大，有高到10:1或更高的。此外多年推行的厂网分开、局网分开还都没有全部完成，所以抽水蓄能的经济效益表现不出来。现在看得出的是，抽水蓄能电站投入后，火电厂的运行效率提高了，电网的供电质量和可靠性都提高了，而提供条件的抽水蓄能电站则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以上情况说明在我国抽水蓄能电站，或广义的说整个发电工业，在成本核算上大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核算体制现在尚未进入“市场经济”，管理体制也未脱离“计划经济”。目前电力部门的决策人有点束手无策，凡能提出某种理论、规划或计算方法都将会是有用的。针对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大学也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些研究，为设计和管理部门做点出谋划策的工作，也对我国电力工业多做点贡献。

 11. 三门峡经历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一大灾难。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到处挑起群众斗群众，在北京的大学里分了“天派”和“地派”，严重地对立，到1968年春导致了武斗，学校变成了战场，人人自危。7月27日传来了最高指示，派工宣队进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制止了武斗，随即开办了各个系组的学习班，引导全校师生进入教育革命阶段。这时如果形势掌握得好，可以实现比较稳定的局面。但是好景不长，1968年底在全国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势凶猛，要对所有的人进行清查，包括以前认为有历史或政治问题的已经作了结论的也要重新审查。到1969年春天大部分群众都已过了关，学校就开始派出各种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厂矿、农村去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5月清华派出了第一批教工去江西省鄱阳湖畔鲤鱼洲建立劳动农场。这个地方是血吸虫病的疫区，又兼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是所有派出地点中条件最恶劣的一个。先后派去鲤鱼洲的有2000多人，很大一部分教工都感染了血吸虫病，很久不能治愈，并有人因而病逝。这个农场与北大的农场相毗邻，到1971年9月最后撤销时共存在了2年另4个月。

       1969年8月清华水利系在河南省三门峡水库建立了一个劳动锻练基地，当时称为教育革命小分队，派去了本系大部分教师员工和尚未毕业的学生。我于12月初派到三门峡基地，因而得以幸免到鲤鱼洲去。这一冬春，除部分教工从事基建劳动和少数教师参加北京设计院的设计工作外，全体师生员工都参加了三门峡大坝改建工程的劳动。1970年2月应届毕业的两个班学生分配了工作，离开三门峡，余下的教工，不分专业，都投入黄河的调查和研究。1970年夏天开始了招生的准备工作，9月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在三门峡入学（称为70届），1972年春迁回北京清华。

在三门峡干校（当时称为教育革命基地）的一年多时间，我的最大收获是参加了几次徒步踏勘。第一次参加是1970年3月从三门峡到黄河中、下游及渭、泾河沿线的调查。黄河中游和渭河下游都因三门峡水库蓄水后潼关水位抬高而导致河床泥沙淤积，河道不畅，两岸土地盐碱化。此次调查主要是了解桃花汛后河床的变化情况，从这些资料中找出泥沙淤积规律，以便确定三门峡大坝的改建要求和以后水库运用的方式。我们先是到沿河各水文局站查阅记录及资料，并向当地河工及群众了解洪水过程的实际情况，然后组织踏勘调查。踏勘的基本方式是背包步行，每天行军30-40里路，每一处停留2-3天。出发时是初春，天气尚冷，还下过雪，每人都带了两条棉被，背包有20多斤重，走路久了背上出汗，连棉衣都湿透了。我们每到一处，都向当地单位借住，以不花钱为原则，曾睡过土炕、地铺，也睡过椅子和办公桌。在华县下庙，我们住在作为小学的关帝庙里，白天小学生们来上课，晚上我们睡在关公像下。我们每早出发前带上干粮，中午在路上买些开水或菜汤。村里的小饭馆多数卖羊肉汤，因烹调方式简陋，羊肉膻味很大（有时进村前就先闻到气味），大家都不习惯吃。这段时间，无论是劳动还是行军，都是重体力劳动，每人食量都很大。但手中粮票有限量，每餐都要仔细合计，是一件苦事。

       在踏勘的途中，作为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我们9人去攀登了华山。“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游览的人很少，旅游地点也极缺乏设施，这次虽然游览了一处名胜，但也是相当艰苦的一次体力劳动。华山又名太华山，是五岳 (嶽)中的西岳，属秦岭东段。这里山峰挺拔，有壁立千仞之势。山峦中有东西南北中5个峰，最高峰为西峰，游人最多到的是北峰。华山山势险峻，我们队伍多数同志走到一半高度就停止了，只有我和谢森传、司振贵最后爬到西峰顶。西峰又名莲花峰，海拔2083m，山顶有一庙宇，有两进四合院，为气象台的所在，这个气象台是一个重要的气象观测站。在峰顶极目远眺，只见东、南、西三面都是别的高山，峰峦起伏，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而北面则是渭河平原，千里沃野，一望无际。心中不禁念道，好一片大好山河！但何以为了要“革命”，闹得全国如此人仰马翻？

       1970年4月我们随潼关水文站的人员去黄河上测量河床淤积。黄河每年有两次汛期，大汛是夏季，来水主要是上游的暴雨，小汛是春季3-4月间，来水主要是上游冰雪融化，为期较短，因为每年都是在桃花开的时候，故又称桃花汛。这一年的桃花汛4月初就过了，汛后组织人力去测量河床断面的高程，与大汛后的资料相比即可得到半年来的冲淤规律。三门峡库区由坝前到潼关划了41个断面，每个断面都在两岸有杆塔为标志，我们的测量船到每一个断面上测量一遍。

当时进行河床测量没有如声纳或超声波之类的先进工具，只有使用相当原始的方法。主要设备是一条大木船，在河中顺流而下，到了一个断面即抛锚停下，两边各放下一只小船，各乘坐3人，向两岸划去，黄河河道中间流速较大，小船要快速划到浅水区，否则有被卷入旋涡的危险。在河的中央，水深较大（一般汛后会冲深），由大船用铅绳测量，水浅处（一般汛后会淤高）由小船用水准仪测量，每100m一反视，一直测到岸边。河窄处不到500m，宽处则有3km以上，测量一个断面需2-3小时。这次测量16个断面，用了两天半时间。

       1970年12月为向解放军学习，响应“一号通令”，在三门峡也组织了行军拉练，并访问厂矿，向工人阶级学习。这次行军师生共60多人，由张教官率领（在三门峡开学后，派来了军宣队，他们都是大连海军学校的教官，素质较高，对知识分子也较了解，大家对他们的印象不错），12月20日出发，向东行军到渑池县， 1971年1月2日返回三门峡，行军路程共380里。最后一天行李由卡车运回，全队一整天走了110里路，可算是这次拉练的高潮。

       我们的学员虽来自工农兵，但很多人没有吃过什么苦，对于严格的集体生活也不习惯，故这两次行军拉练，对于他们确实是很好的教育。教师们虽然年纪大多了，体力也差些，但是克服困难的自觉性要比学员们强得多。我们到处访问，听过很多次报告，关于阶级斗争、先进人物、忆苦思甜各方面的都有。当时说话谁也避免不了“文化大革命”的套话，但在基层和农村，人们毕竟更接近生活一些，讲的内容要实在得多，比工宣队的说教要有实际内容，对于学员和老师都有教育意义。

       1969-71年我在三门峡基地劳动锻练一年多，在个人一生中，是难得的一段经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里到处受到歧视。但到了农村工地后，劳动人民能够平等对待我们，使我们觉得还有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通过在第一线的磨炼，也确实使自己受到了考验，感到自己在政治觉悟、技术知识以致体力健康上都存在很多不足，从这意义上说，接受再教育是有必要的。劳动本来就是人的本能和需要，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使得自己知道广大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对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很有益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劳动作为对群众一种惩罚手段则是完全错误的。

       我把在三门峡基地的经验和观感也写成过一篇短文，详见本书第一部分。

12．西藏之行

       1976年初，清华大学工宣队提出了要派人到西藏去“开门办学”，指定了水利、建筑和电力三个系的师生到西藏去办学，支援建设。一行60多人，于1976年4月1日离京，11月4日返回，在西藏实际6个月另8天。

       对于这样一次异乎寻常的长途开门办学大家思想上都有些疑虑。特别是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惩罚。直到上了路以后，才逐渐认识到此行倒是个人难得的一次机会，得以深入我国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实地观察体验。在西藏的见闻实在太多了，到结束这次任务时感到确实不虚此一行，收获很大。

       西藏处于我国西南边疆。民国期间，在西藏和四川之间有西康省，东起雅安市，西至江达，占地53万km²，人口330万人。1959年西藏的上层反动集团发起了叛乱，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出逃，但到1962年叛乱才全部平定，进一步实行民主改革，到1965年建立藏族自治区。西藏多年实行政教合一的政体，地主阶级对劳苦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实行奴隶制。到解放之前，还是处于极端黑暗专制的状态。西藏的解放和民主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封闭落后的封建制度一下转变为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前后的反差是很大的，改革的难度要比内地大得多。

       我们60多人的队伍1976年4月乘火车由北京向西北行到甘肃省柳园后，换乘汽车一直向南行到拉萨。沿陇海铁路西行，过了宝鸡以后，铁路只有单轨，沿渭河迂回前进，并穿过很多隧洞。3日早晨过乌鞘岭，这里是甘肃省东部的分水岭，岭顶高3300m，仍积满白雪。过兰州后进入戈壁滩，地貌完全改变，遍地沙丘，寸草不生。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各地，所见到的城市建设都很简单。晚上过嘉峪关，因天黑只能看到雄关的模糊暗影，3日夜到达柳园。

在柳园停留等车一星期后才向南进发。第一天宿敦煌县城，第二天过当今山口，宿青海大柴担。次日进入柴达木盆地，公路修在长30公里的盐湖底上，路面是灰黄色，但下面就是雪白的盐块。第三日到达青海西部重镇格尔木，海拔2762m。这里是两条入藏公路的汇合点，当时正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西格段和入藏的输油管。在格尔木休息一日，公路即进入山区，第五日过了昆仑山口（海拔4200m），晚上到了托托河（再向上游称为通天河，就到了长江源头）。第六日通过唐古拉山口（海拔5100m），这是我们到过的最高点。过了此点就进入西藏境界。第七天经过那曲、当雄、洋八井，晚上到达拉萨（旅行很慢是为了使我们适应缺氧的环境，当地卡车一般2－3天就可以到达）。

       到拉萨后听了几次报告，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及解放后的改变，称西藏的革命是将一个最反动、最黑暗、最野蛮、最残酷的封建社会跨过几个世纪带到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讲的套话虽多，但对旧社会的黑暗状况，大家都得到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也去参观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前者正准备封闭修理，只看了一部分，后者刚修理完，彩绘鲜明，但房舍庭院都很乱。当时西藏的管理工作基础还很差，园林管理可说是相当落后。

       我们支援水电站的一个组乘汽车由拉萨东行到林芝。林芝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的尼洋河上（海拔3000m），这一地区处于横断山脉的北端，雨量丰沛，气候温和，植被茂盛，公路两侧就有原始森林。因为邻近森林，居民住房多为木材搭建，屋瓦亦用木材。藏族劳动人民不穿城市里的长袍，而是把一块长条的毡子或牛皮在中间开一个园洞，套在头上，腰间用带子一束，就形成一个宽大的齐膝的外罩，叫作氆氇。

       在林芝军分区我们水动专业的小组投入电站增装第二台机组的工作。这里在3年前安装了一台125kW的水轮发电机组。后又订了一台同样的机器。我们的任务是由山顶渠道进水口再装一道400mm的钢管引入厂房，同时安装新机组，并制作3块配电盘和1个控制台。军分区的发电厂也供应地方使用，所以县里也派了技术员和民工来帮忙。我作为指导教师，什么问题都得管，包括我不很熟悉的测量、混凝土浇筑和起重吊装等。有3个学生对电工有些经验，由他们主要干电气活。在我们回北京前一周，新机组投入运行。

       到西藏以前，觉得它是个很遥远的富有神话般的地方。实际到过以后，看到它一点也不神秘，那里的土地并不是那样特别，那里居住着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但是他们以前受到的阶级压迫要比我们想象的深重得多。藏族人对于外来人有点戒心，他们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对于肯给予帮助的汉族人是十分欢迎的，他们只会用相当俭朴的方式表达诚挚的感情。到西藏的半年里，通过实际的支边工作，认识到在祖国大地的许多角落还有那么多在很差的条件下生存的人们，他们很需要我们带来的技术，对我们的期望是很高的，离开时感到有点依依不舍。

       在本书第一部分中有一篇文章对西藏之行作了更详尽的描述。

13．国际学术交流

近二十年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展，我们在水力机械方面开展了不少活动，主要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编书。

1）国际水力研究协会

到水利系工作后，加入了水力机械这一新的专业，从刊物上知道有个国际水力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ydraulic Research，简称IAHR），是研究水力机械问题的权威性机构。这个协会主要是围绕工程水力学而组织起来的，总部设在荷兰，下属有多个专业委员会(section)，分别定期举行学术性年会。

1960年在法国成立了一个水轮机、空蚀和装置专委会，每2年在一个不同国家举办学术讨论会。因为参加这个专委会的有不少制造厂的专家，会议内容实际问题较多，和我们的研究特点相近，因此很注意其活动情况，想去参加会议^[4]。

然而由于台湾方面不断地在搞“两个中国”局面，多年来国内学者都未能去参加IAHR的会议^[5]。70年代末IAHR有代表来中国介绍其活动情况，争取中国的参加，清华水利系钱宁教授也找过IAHR中的负责人做工作，经中国政府的要求，IAHR答应在正式场合不使“中华民国”的字样出现，台湾来的人均称“中国台北”，然而会议组织者并不能制止哪个代表这样写，故此事反复折衷好多年，到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后，有关部门也就不再追究这样的小事了。1980年我国才有人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IAHR“水力机械和空化”专委会第10次学术会。

我首次参加IAHR水力机械专委会的活动是1988年在挪威Trondheim举行的14次学术讨论会，以后又参加了1990年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的15次学术会，1992年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16次学术会，1994年在北京举行的17次学术会，和最后1996年在西班牙Valencia举行的18次学术会。

从这10年来IAHR会议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国际间使用计算机进行水轮机优化设计的深度和广度加大很多。在1988年的会上有相当多关于模型试验和量测技术的文章，而后几年这一方面的文章就较少了，可能是由于对计算机计算的信心逐渐提高了。

1989年在IAHR的倡议下，由日本一个厂家提供了水轮机的叶片曲线和内部流动实测结果，各参与单位回去用自己的算法计算流动分布，在1990年的学术会及以后场合进行比较，在这一轮计算中还有些单位用无粘性三维有旋流动来计算，而后来就都用粘性方法计算了（虽然不断有人质疑用通用的k-e方法的准确性），目前大概已经没有人再用理想流体假定了。

进行水轮机部件内部流动分析时，以前多半针对一个部件进行计算，随计算技术的提高，现在多是把几个部件的流动连接起来计算，以便更好地考虑上下游影响。不过这也还有问题，因为静止部件的计算用的是绝对流速，而转动部件使用的是相对流速，在动静部件交接的地方怎样考虑流速度转换？所以最新的研究成果更多集中在动静部件之间的过渡区，也就是研究动静部件的相互作用问题。

IAHR各专委会的委员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水力机械专委会有十多位委员，任期6年，每2年有部分委员新旧交替，一般是老委员推荐接任他自己的新人选。专委会有主席、秘书各1人，由委员们推选。委员多为大学教授，也有不少制造厂的工程师，他们很注重实际。欧洲大学的教授一般都先有多年的工程经验，故和工厂的代表们相处得很好。专委会主席没有太多事务，因为最大的一项活动，每二年一次的学术会的筹备工作都由承办国去做，主席只是给以精神支持。1988年原北京水电学院段昌国教授（清华1961年校友）被选为专委会委员，他是这个专委会的第一位中国委员，其任期到1994年届满，因后继人有争议，又延期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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