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本文是由去年（2005年）应人之邀所写的一篇短文扩展修改而来，原文题目是《从梅贻琦教育思想看中国近现代教育对传统的继承》，因为要求在2500字之内，因本人水平之限，很多内容语焉不详。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做了适当补充，同时，引用的注释从略。此时，拿出此文，也有对母校九十五载风雨之纪念。

2006年是清华大学建校95周年，也是清华进入大学时代80周年（当然，“清华大学”的建立是在1928年）。1926年，清华学校建立经济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工程学系、外文系等17个元老系，是清华历史上揭开伟大大学篇章的一年。1925年开始的清华学校大学部、清华国学研究院，在1926年迸射出璀璨的光芒，首先是因为经历了一年的筹备工作；其次，与一个人开始进入清华领导核心不无关系——1926年出任清华教务长、后来执掌清华长达18年的梅贻琦。

一、梅贻琦教育思想概述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1909年考取游美学务处选派的首批留学生赴美留学。1914年毕业于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系，获工学士学位。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梅贻琦于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56年~1962年出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是清华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校长（在大陆18年、在台湾6年），历经清华学校、清华大学、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北京清华、新竹清华等六个时期。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与南开张伯苓、北大蒋梦麟共同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 “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梅贻琦被称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逝世后葬于台湾新竹清华校内——很多人反对说“大学不能成为校长们的陵园”，但梅贻琦终因威望至高而葬于新竹梅园。他接长清华期间，清华大学从一所有名无实的留美预备学校成长为一座国际名校。老一代清华和西南联大为祖国培养了理、工、文、法多方面的人才，这期间，作为校长的梅贻琦居功至伟。

梅贻琦在名作《大学一解》中提出了“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的著名论断，其教育思想三大内容之一的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不仅是老清华的教育特色，更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上的一大创造。而这种思想从渊源上看是既具有国际视野和时代性、又承接中国文化和传统性，集中的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思想的大爆发和大融合的特点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情况。

二、梅贻琦的通才教育观

梅贻琦提出的“通才教育”首先就是知识结构上的贯通。

在一次报告中，何兆武先生曾经很有兴致的讲起当年在西南联大要学许多基础课程的故事：历史系的学生也要学习数学（这曾是何老当年比较头疼的）、理化，严格的写作课程，然后才是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等课程。而这一传统就来自于梅贻琦接长清华后。1933年开始，清华文、法、理三院学生一年级不分系，要求统一学习国文、英文以及通史、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地理）、数学（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各一门。这样宽广的基本课程要求很像是1945年《哈佛红皮书》中提出的通识教育制度。这种广泛但不庞杂的课程设置体现了对语言能力（包括外语）、数学能力和人文知识（历史教育）的全面要求。

梅贻琦认为，大学生“对此（注：自然、社科、人文）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梅所述的通才从知识教育上而言，首先是通过学习文理各种知识而均衡发展的，让人形成一种综合而宽广的视角。否则“犹木工水作之习一艺耳”、“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

其次，梅的通才教育是综合能力方面的。

梅贻琦提出通才教育的目的是为祖国培养能够独当一面的社会人才，所谓“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而这样的社会精英，只在知识结构方面有优势还是远远不够的，品德修养、意志情操等方面也都要十分出色才行。

梅贻琦在建立清华工学院的过程中，一方面尽力延请名师，另一方面也对工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认真地考虑。工学是应用学科，社会性很强，受到了社会实业界的欢迎，和解放后以工学教育出名的清华、交大等校以及近年来理工热一样，工学在上个世纪初叶热门专业、是政府鼓励办学的门类。清华工学系自建系以来“每年新生，十之三四均进入该系”。富国强国的历史背景也期待着大量工学人才的培养。工学院建立之初，梅贻琦亲任院长，一年后由电机系主任顾毓秀接任院长。工学院的课程设置最具特色的大约有三点：首先，清华工学院一年级的国文和外文课程比其他学校要多得多；其次，清华工学院一年级开设有经济学课程；第三，清华工学院各系专业的课程有部分交叉。这些都是梅贻琦等人的想法、注重前三年的广阔性；梅曾说，“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常识”。

梅把各种知识结构的训练学习看作是大学生“新民”之术，同时还提出“明德功夫即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准备”，而“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也就是说“成才先成人”，整个人格的修养是经世济民的根本，是通才的基础。梅又将“明明德”进一步解释为“自我之认识”，并分解为“知、情、志”三个方面。 也就是强调人格的健全和能力的全面。类比哈佛红皮书中提出的教育目标能力，梅的通才观也是相当有理论系统性的：前者更侧重于从客观评价的角度描述教育目标，而后者则从主观认识的角度来讨论人才培养作为教育本质的答案。

三、梅贻琦教育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来源，一般认为有三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现代教育和中国当时一些教育界先辈的思想。

从梅的生平中可以知道，他留学美国吴士脱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WPI）。该校含涉经济、金融等商业课程的综合应用工学传统或多或少给了梅人才培养结合社会需要的启迪，摆脱旧学重意识形态和哲理文法、轻视社会应用的桎梏。

梅是南开中学的第一届学生，教育家张伯苓的高足；梅也十分推崇蔡元培学术自由的倡导；这些前辈教育家也都是梅自身教育思想的源泉。

然而，就通才教育观而言，从《大学一解》中可以看出，其主要思想来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首先，梅的通才教育观是针对社会的需要而提出的。培养通才是为了新民。这样的精英责任是一种“士的教育”。梅对于大学生的培养的理解是一种可以适应多种社会需要的通用型的、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的人。这与哈佛红皮书提出的“完整的、有教养的人”教育目标很近似，但并不能认为梅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因为从援引的思想源头上可以发现梅是承袭《论语》、《孟子》、《礼记》等中国儒学传统的。

其次，梅的通才教育观是基于对人性的尊重的。在讨论通专并重这一教育理念的时候，梅贻琦曾经给予了完全的否定：“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这一思想也正是中国传统中讲求从人生认识社会、以生命体悟世界的延续与继承。

最后，梅的通才教育提倡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梅的通才教育重视人的性格培养——“明明德”或者“修己”，他强调“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并讲到“慎独”在个人修养中的重要性，提倡《大学》中提出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五个层次。

通才教育观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创新，在这一理念下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而究其根基，仍然是发轫于中国传统的士人理念和社会责任感，是儒学传统的创新。

2006年4月16日

北京市草桥村

梅贻琦像

新竹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