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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梅、竺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书生本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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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梅、竺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书生本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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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智效民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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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竺者，北有梅贻琦、南有竺可桢之谓也。之所以想起这两位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校长，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十分相似，其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形象，实在令人羡慕──
第一，他们的生日相近（梅生于１８８９年１２月，竺生于１８９０年３月），从小都受过严格的国学训练。第二，他们都在２０岁那年考取了庚款留美资格（梅是第一期，竺是第二期），成为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姣姣者。第三，他们都深受崇尚实学思潮的影响，留美期间，梅选择了电机专业，竺攻读的是农学和气象学。第四，回国后他们都有十年左右的教师生涯：梅在清华教授英文、算学和物理等课程，竺先后在武汉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等校任教。第五，他们都是在临危受命的情况下出任校长的：梅上任时清华大学因校长屡屡被逐，已经是１１个月虚位以待了；竺到浙江大学也是因为该校发生了驱赶校长的风潮。第六，在校长任上，尽管遇上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他们还是团结了国内最杰出的学者，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所不同的是，４０年代末他们因为政权易手而离开学校之后，便分道扬镳了：北梅南下，随即去了美国；南竺北上，到了中国科学院。
俗话说“卖什么吆喝什么”，这本是人之常情。作为学有所长的专业人才，如果梅竺二人在学校里倡导专才教育，好象也是情理之所在。不过，为了让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他们却都把通才教育放在了第一位。这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２０世纪，特别是外患不已，内战不止的那些年代，诚属不易。
众所周知，实科教育即专才教育，乃是本世纪的一大主题。我查过《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在１９２９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有“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的规定；１９３３年，国民党中央又颁布《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也把“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并且有实用科学的知能”，作为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在这样一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最后，国民政府……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４４３页）也就不足为怪了。
梅贻琦是１９３１年担任校长的，为了纠正上述偏颇，他一上任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１７页，以下凡引该书均不再注明）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２４页）第三年，他又在开学典礼上说，听说今年的新生大多数愿意学理工科，“这大概是因为社会方面近来注重理工之故。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他还介绍说：为避免同学们在选修专业时有“匆率勉强之弊”，学校决定今年的“一年级新生并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自己该学什么专业。（５２页）
到了１９４１年，为庆祝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他写了《大学一解》的学术论文，进一步阐述通才教育的主张。文章说，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格可以分为“知、情、志”三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是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再加上学校生活在时间、空间和以人为鉴等方面不利于个人的人格修养，这就势必要导致学生“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许多人便只知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却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也就毫不奇怪了。这一切，都与不重视通才教育有关。
在这篇文章中，梅贻琦还反驳了所谓“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衷观念。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只能是扰民。基于以上这些理由，他提出：专才教育，必须改革；通专并重，“窒碍难行”；“通重于专”，方为上策。（９９至１０９页）难怪有人要说，这篇文章是对“目光短浅”（朱自清语）的教育方针的发难。（《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１９４３年，他又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工业方面的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１８４至１８５页）
与梅贻琦相比，竺可桢也是所见略同。当时浙江大学的人文学科比较薄弱，他一上任就在校务会提出增设国文系、史地系和一年级不分系等议案。为了聘请第一流的文科教师，他曾多次造访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和邵裴之，希望他们前来执教。几个月后，他又对自己迎来的第一批新生说：你们进入大学之后，能够学会一技一能固然很好，但养成清醒之头脑更为重要。为此，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我“主张添加文哲教员，此又与教育部之政策相冲突。以大学教育而言，则文哲确极重要，但与近来之注重实科则又背道而驰矣。”这与梅贻琦的通才教育主张，及其“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见识，不谋而合。关于竺可桢的人文关怀，我已在《竺可桢的人文关怀》中作了介绍，在此恕不赘述。
北梅南竺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三四十年代，他们不仅培养出以杨振宁、李政道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也使清华、浙大跻身于世界著名大学之林。可叹的是，自从他们离开学校以后，随着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他们竭力倡导的通才教育，不仅日渐式微，而且被彻底否定。于是，在５０年代那次院系调整中，清华、浙大与全国许多大学一道，都被迫砍掉了文科和理科，办成了单纯的工科院校。更可叹的是，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要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教育模式。在这种办学思路的指导下，整个社会的人格委琐、思想委顿、精神委靡，也就在所难免了。
总而言之，北梅南竺之所以值得世人怀念，不仅是由于他们认识到通才教育与专家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要培养“无所不思，无所不言”（梅贻琦语）的独立人格，后者是要造就不会思考、只会听话的驯服工具；还在于他们在办学实践中，既没有拘囿于自己的专业，也没有屈从于世俗的偏见和当局的压力，而是以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为出发点，来履行大学校长职责的。──这就是他们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书生本色，也是其最令人尊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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