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办好一所大学，除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外,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经费充足，二是校长称职。有了充足的经费，才可能聘请优秀教师、购置先进设备、资助困难学生、提高教学质量、活跃校园生活……；有了称职的校长，才会把这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位好校长，经费再多也不会花到正经地方，弄不好还会落入私人腰包。

所谓称职，除懂行外，更重要的是人格高尚。人格修养与制度建设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前者属于自律，后者属于他律。在制度尚不健全或完善时，人格修养就尤显重要。当年清华大学能成为人们心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因为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为它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梅贻琦校长的人格风范为它步入辉煌提供了可能。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说来比较复杂；但梅贻琦先生的人格风范，却是有口皆碑。由于时过境迁，梅贻琦的名字可能已被大多数人遗忘，其人格风范也近乎绝响，但如果大家都能把梅先生的所作所为当作一面镜子、一份遗产、一种资源，那我们的教育或许也就有点希望了。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据说其先祖是朱元璋的驸马，受命驻防天津卫。从此，“天津梅氏”成为当地望族，并享有“以忠厚积德为家法……子姓繁衍，书香继美，一门之内，孝友著闻” 的声誉。清朝末年，梅家开始衰败，梅贻琦的父亲虽是秀才，却在店铺谋生，后又因庚子之乱失业，全家陷入困境。1904年，15岁的梅贻琦以世交之谊进入南开学堂，因成绩优异，颇受张伯苓赏识。1908年，他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第二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与“游美肄业馆”（清华大学前身），招收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他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1915年，梅贻琦获工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半年，后应清华邀请前去任教，从此他以毕生经历贡献于母校。所以，他经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来形容他与清华的关系以及他对清华的热爱。

1925年，清华设大学部，梅贻琦任物理系首席教授。第二年4月，他被全体教授推选为教务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正式改为国立大学。不久，因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财务混乱，他被派往美国担任该处监督。1931年，在清华校长连续易人、局势动荡不定的情况下，他奉调回国任校长，终于稳住局面，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

二、一句名言的来历
梅贻琦任教务长时，曾拟定《清华发展计划》和《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前者认为，清华发展的关键是根据财政状况来聘请好教员，增加新设备，至于行政部门则不要继续扩充；后者则提出培养人才的各项方针，其中特别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之重要。此外，他还参与制定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和《国立清华大学规程》。

任校长后，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明确指出，办大学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为此，他提出“学术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 观点。用此观点来对照当今大学校园流行的量化考核制度，真是发人深思。

在这简短的就职演说中，梅贻琦还说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话虽广为流传，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其来历。据追随梅贻琦多年的赵赓扬回忆，当年梅先生回国任校长时，正是美金升值，学校经费绰绰有余的时候，为此，各院系除大量购买图书仪器外，校园内还大兴土木。因此，他在就职典礼上说这话，是要强调大学的好坏取决于大师的多少，而不是大楼有多高。后来施嘉炀教授也说，抗战胜利后，梅先生还在《校友通讯》中写道：“纵使新旧院系设备尚多欠缺，而师资必须蔚然可观，则他日校友重返故园时，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吾清华最应致力者也。”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若梅先生在九泉之下获悉，如今建筑市场的潜规则在校园大行其道，而广大教师在各种压力下也很难提高教学研究水平时，他会作何感想呢？

三、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
诚然，当今高校也有重金聘请名师和留洋博士的举措，但那往往是为了争取经费、争夺课题、申报博士点等需要，相比之下，梅贻琦聘请教授，却不仅是为了教书育人，还为了群策群力，共同管理好清华大学。
这就涉及清华传统之一——教授治校。近年来，国人不时议论教授治校这一管理模式，但如不解决操作程序，教授治校就可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一个口号。据当事人回忆，大约在1925年后，清华有一段没有校长或有校长也不起作用的时期，学校事务由校务会议决定。为了保证学校行政独立、学术思想自由、抵制上面派来的校长独揽大权，清华教授们经常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学校大事。这一点，从1926年的吴宓日记和其他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教授会之外，还有一个由教授会推选的评议会。那么，校务会、教授会、评议会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查民国十五年（1926）梅贻琦参与制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才知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以及七名评议员组成，其职权如下：
一、规定全校教育方针；
二、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
三、议决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
四、制定校内各种规则；
五、委任下列各种常任委员会（委员会名称从略）；
六、审定预算决算；
七、授予学位；
八、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门主任之任免；
九、议决其他重要条件。
教授会职权如下：
一、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
二、审定全校课程；
三、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
四、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

从这里可以看出，评议会的权力很大，其成员除校长外，都由教授会选举产生。也就是说，由梅贻琦参与制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为教授治校奠定了颇具操作性的制度基础。

然而，要让这制度付诸实现也有个过程。据陈岱孙回忆，当年蒋梦麟由教育部长改任北大校长后，曾非常明确地说：“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但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却极力支持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并把它带到西南联大。

陈岱孙还说，在这体制确立的过程中，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也起了很大作用。早在1929年，清华大学要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由于院长是评议会当然人选，所以院长如何产生，就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重要问题。按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组织法》的规定，院长应由校长任命，但教授们认为校长有权任命教务长、秘书长等行政人员，却没有资格任命学院院长，因为院长是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负责人。幸亏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因此经过协商，双方作出让步：教授会为每个学院公推两名候选人，让校长从中选择一位。这样一来，除了校长由教育部任命外，评议会其他成员依然要通过教授会才能产生。 陈先生所说的情况，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讲得很详细。

经过大家努力，清华大学教授会和评议会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冯友兰说，当年清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他还说，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其实是清华的“三级会议”——评议会好像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校务会又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三级会议不仅权限分明，各司其职，还有严格的议事规则，以免会而不议，议而不决。 行之有效的操作性，为教授治校的实现提供了可靠保证。

四、“吾从众”的民主作风
清华大学是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后才改为国立大学的。根据国民党的说法，中国人素质低下，不具备公民资格，只有经过训政，才能实行宪政。所谓“训政”，就是把国民党“党义”定于一尊，在文化上推行“党化教育”，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这对于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是一个严峻考验。

在人们的印象中，梅贻琦是文弱书生，他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按规定，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都要由校长主持。凡是学校规章制度、年度预算、新增项目、建筑设计等，都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据说，开会时梅校长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是博采众议、无为而治的典型。梅贻琦说，他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有人说他有一种忘我的人格，只知有事，不知有“我”。他待人以诚，遇事都要公开讨论，如果大家意见不一，争论不休，他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指出症结所在，使问题迎刃而解。在具体事务上，他也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当年数学大师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因此朱自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清华的民主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就不可能确立，而梅贻琦“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

这些年来，国人也承认大学需要大师，但如何才能把大师请进来、留得住，却未必清楚。往往以为只要有钱、有优厚报酬和优越环境就能罗致人才，殊不知真正的学者更需要人格尊严、教学独立、思想自由。因此，大学校园里的民主空气就非常重要。最近看到陈丹青教授要退出清华大学的报道，就是例证。陈先生在2000年被清华大学以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从美国请回来，但归来后他却无法适应本土的招生制度、量化考核和行政化管理。由于他多次向校方呼吁都无济于事，只好选择离去。我想，如果他遇上了梅贻琦这样的校长，想必不会失望。

蒋廷黻说，当年梅贻琦主持评议会欲通过一个教师待遇条例，其中一条规定要减少授课时间，为教师研究提供方便。蒋认为当时清华与其他国立大学的薪水相同，如果教师只看重收入，就不必到清华；如果他们看重研究的便利，就会来清华任教。这只是谈到问题的一个方面，相比之下，还是傅任敢说得好。傅先生似担任过清华中学校长，他在梅贻琦诞辰60周年之际撰文说：“一个大学仅仅有钱有设备是办不好的，它得有好的风气，好的教授。风气如何才能好，好教授如何才肯来呢？这是由于清华的校务真正公开，校长绝不独断独行。因为一切集思广益，进步自然愈来愈大；因为分工负责，人人均觉清华自己也有一份，所以大家工作都有兴致。……在清华，一切没有私，一切是公开。因此，学术的风气才能增进，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在这方面，以身作则的就是梅校长。”

除奉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原则外，梅贻琦在学校管理上还主张“精兵简政”。吴泽霖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说，当年教育部对国立大学人事编制有具体规定，但梅先生嫌其机构重叠、人员繁多，并没完全执行。因此清华大学从校长到教务长、训导长、秘书长、院长、系主任、图书馆馆长、体育部主任以及各级行政部门，都不设副职。查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1929年颁布，1934年修订），其中规定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系主任都是只设一人。我想，吴先生的回忆所以有误，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对该组织法不了解，二是有感于后来的大学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过于严重。

五、什么是体育精神
曾担任北大教务长的樊际昌说，梅贻琦是个只知有事，不知有“我”的人。他服务于清华（含台湾新竹清华）近五十年，非常关爱学生，先后培养出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这些人为学术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梅贻琦对学生的关爱，主要体现在他的通才教育思想上。关于这问题，我曾撰文《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这里我只想强调，通才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根本区别，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就是前者要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后者想把人变成“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或 “会说话的机器”。陈丹青所以感叹，如今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我看这与多年来整个社会不重视通才教育有关。

梅贻琦对学生的关爱还表现在其他方面。翻开《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有不少是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或其他活动时的讲话。比如当选教务长后的梅贻琦曾对即将留美的学生说，你们到美国后，只有保持科学的态度，才能对美国有充分的了解，才能获得真正的学问。他认为所谓科学的态度是：“第一不预存成见；第二要探究事实；第三要根据事实，推求真理；第四要对于真理忠诚信守。” 这些话朴实无华，却意蕴深刻。

我注意到，这本书涉及体育内容的很多。早在民国初年周诒春任校长时，清华的体育活动就非常活跃。绝大多数人认为，体育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锻炼身体，磨练意志；二是夺取奖牌，为国增光。但这认识是有问题的。梅贻琦任教务长后，就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 1934年，他任校长后又对同学们说：“青年对于学问研究，精神修养各方面，均须有人领导提倡，而体育的主旨，不在练成粗腕壮腿，重在团体道德的培养。我国古重六艺，其中射、御二者，即习劳作，练体气，修养进德。后人讲究明心见性，对劳动不甚留意，是以国势寝弱。吾们在今日提倡体育，不仅在操练个人的身体，更要藉此养成团体合作的精神。吾们要藉团体运动的机会，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故运动比赛，其目的不在能任选手，取胜争荣；在能各尽其可尽的能力，使本队精神有有效的表现，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倘遇比赛，事先觉得无取胜可能，遂避不参加，忘其为团体中应尽的任务，是为根本错误。”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介绍西方成功经验，并希望现代文明的种子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是梅贻琦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把这些话与储安平早年写的《英国采风录》对照一下，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体育精神。

储安平说他写这小册子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比较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看看他们在做人做事方面有何异同；二是想探讨英国强大、中国衰弱的原因何在。书中有一章专写英国人的个性和风度。据储安平介绍，从个性上看，英国人有许多优点，比如注重实际、不尚空谈、正直无私、含蓄幽默、讲究礼貌、坚韧勇敢等，但是最让人受启发的还是书中对“费厄泼赖”精神的解释。

“费厄泼赖”这词自从被鲁迅当作一篇文章的标题并入选中学语言教材后，国人就对它产生严重的误解，这实在遗憾。储安平说：“费厄泼赖(fair play)”这个词很难翻译，它本来是体育术语，意思是说任何体育比赛都是一个整体，一场游戏（game）。因此运动员既是比赛的合作者，也是游戏的参与者，大家不仅要尊重队友的人格和存在，也要尊重对手的人格和存在，否则比赛就无法进行，游戏也玩不起来。把这种理念推而广之，就形成英国人的一种处世哲学。储安平认为，费厄泼赖与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点类似，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偏于消极，费厄泼赖却包含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显而易见，储安平介绍的费厄泼赖精神，在足球比赛中表现得最明显。

储安平还说，因为有费厄泼赖精神，英国人才能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渐进，反对破坏性革命；有费厄泼赖精神，他们才能制定一系列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让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全社会监督下共同完成一场“政治游戏”；有费厄泼赖精神，他们做人做事才会坚韧、刚毅、勇敢、平和，才不会作伪、取巧、走极端，施诡计，才有宽容异己的雅量和勇气。这也是英国人在大学里特别重视体育并把足球当作国球的原因所在。

抗日战争中，李长之在文章中表示，梅先生说的“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梅贻琦还对学生说：现在教书的想做官，做官的想发财；但大家要看得远一点，要有赤子之心，做一个平凡的人。由此可见，面对当今社会表现出来的以官为本、崇尚金钱、弄虚作假、轻视生命等问题，应该追究教育的责任。

六、廉洁奉公 两袖清风
梅贻琦被视为做人的楷模和清华精神的化身，不仅因为他有现代的教育理念、集思广益的民主作风，更因为他有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美德。任校长后，他主动放弃了前任校长享受的几项“特权”，其中包括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和免费拉两吨煤等待遇。他说：“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直到晚年，他都要用自己的钱买办公室需要的火柴、茶叶、肥皂等物品，绝不公款私用。

清华园因为环境幽雅、经费充足、设施一流，素有贵族学校之称。因此他在就职演说中除了提出著名的“大师论”之外，还告诫大家：“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他还要求同学们平时要穿布衣布鞋，不要沾染纨绔子弟的恶习。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初到中国时，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蒋廷黻、金岳霖等人交往很深。1942年他再度访华，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所承受的艰难所震惊。他在回忆录中说：“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裔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面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银洋200元。” 在谈到蒋梦麟和梅贻琦时，作者这样写：“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

费正清毕竟是外国人，尽管他的回忆大体不错，但某些字句还是与事实稍有出入。相比之下，梅夫人韩泳华有更准确的回忆。她说：一九三八年我们把家搬到昆明。那时清华已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梅先生和蒋梦麟先生（北大校长）、张伯苓先生（南开校长）组成联大常委会。在昆明这一段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没有三位常委的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先人后己吧。为了补贴家用，联大有很多教授的夫人要做一些零活。我也和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织了一个“互助组”，自制一种名叫“定胜糕”的上海点心。糕是粉红色,形状像银锭，由潘夫人在乡下磨米粉、煮豆沙，并准备其它原料，我和袁夫人负责做成糕，再由我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去卖。冠生园离家很远，为了省钱，我总是步行，来往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又舍不得穿袜子，光脚穿一双破旧皮鞋，把脚都磨破了，腿肿得好粗。这段日子是够苦的。但是我们选了“定胜糕”做我们生产品的名字，以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念。

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子卖“定胜糕”的事。……

月涵一向忙于校务，家里人怎样生活，是否挨饿，他全然不知。直到看见我这样狼狈，看到教授的太太们这样疲于奔命地维持生活，他才着了急，向重庆政府教育部为大家申请了一些补助。还有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补助联大学生，我们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月涵却不让领取补助金。

此外，梅夫人还谈到她两次摆地摊的事情。

引述这些往事，是觉得抗战时期虽有孔二小姐带着爱犬坐飞机逃难的丑闻，但中国知识分子并没被艰苦所吓倒，他们竭尽全力地维护着学术尊严、文化命脉和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没被日本侵略者征服的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费正清才感慨地说：“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们承担的社会责任，以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如果我的朋友们打破这种观念，为了改善生活而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工、泥水工或铅管工，他们就会搞乱社会秩序，很快会丧失社会地位，即使不被人辱骂，也会面为人们非议的对象。”

1948年12月北平被围困时，梅贻琦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的。他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梅贻琦去美国后，生活非常艰难，年过花甲的梅夫人不得不再次出去打工。后来，梅夫人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梅先生晚年病重的时候，胡适想劝他写遗嘱，好对公事、私事有个交代，但梅先生不爱听，直到去世也没写。不过在他的病床下有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梅先生去世后，秘书先把这皮包封存好，然后在一个公开场合打开，大家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

对于此事，孙汉观谈得更透彻。孙先生说，当年他从美国回到台湾，曾与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校长）的陈可忠闲谈，陈盛赞梅先生的伟大。陈说这些年来，“清华庞大的美金收入，全由梅先生一人管理和支用，无人监督，而到今梅先生还是‘两袖清风’，真是了不起可钦可佩的廉洁！之后梅先生病故，一无遗产留下，更证实此语之不虚也！”。

许多人听了这些故事，也许会认为梅先生确实伟大。但孙先生却有另一番感慨。他写道：“不过凭良心说，在当时作者听到这句话时，心中非常难过。因为那时刚从美国久住回台，在美国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位大学校长可把校款私用，公款公用是一位校长的本分，如果一位校长做到了，他只是守公守法，没有什么可特别褒扬的。……现在看来……梅先生能在长时期在无人监督的情形下不随污逐流，真是黑暗中的一颗明星。陈可忠先生认为梅先生的“两袖清风”，是最高的美德，诚有极深刻的意义！也影射着我们社会美德的堕落也！”

孙先生认为：“与节俭一样重要，但一样被人忽略的是廉洁。”什么是廉洁？“廉洁就是不贪污”；什么是贪污？贪污“就是偷窃或抢劫公家的财物和权力，作为私用。”他还说：“大家都知道偷窃或抢劫别人的财物和权力，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公家的财物和权力，似乎是另一回事，人们可任意偷抢，而不认为是在偷抢，因此贪污几乎已成了一种传统的文化。”

这些话讲得太好了，但对最后一句我却不敢苟同。因为在我看来，贪污腐败产生不应归罪于传统文化，而应依靠高尚的人格和完善的制度来解决。

（作者：山西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