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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楷模：中国近代教育家梅贻琦教育思想初探暨纪念梅贻琦先生 | |||||
| 作者：孙希磊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0-22 | |||||
| 【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教育家梅贻琦的教育实践及教育思想，具体分析了他对中国高等工程技术教育理论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和深远影响，并研究了他在教育管理方面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关键词】梅贻琦；通识教育；工程技术教育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他的教育理论和主张，对中国30－4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国著名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都是和梅贻琦先生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在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许多极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其从事于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这些经验和思想是值得我们后人加以吸收、总结、研究和珍藏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加以继承和借鉴。同时，他的令人称道的人格魅力与品德气质以及个人修养，都反映出近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合谐的融合与统一。下面，仅就其一生中几个大的方面略述如下。 一．毕生贡献于近代教育，鞠躬尽瘁于水木清华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家道中落的旧职员家庭，1909年考取清末第一批官费留美生，1910年进入美国武斯特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习电机工程，1915年学成回国，是年9月，应清华学堂的聘请担任物理教师，至此开始，他和清华大学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之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写下了他颇为不平凡的人生一页。从1915年他到清华担任教职算起，至到他于1962年5月19日在台湾患癌症病逝，他和清华的渊源关系长达53年之久，其中，担任清华教职47年、担任清华校长31年。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及治校经历，跨越了晚清、民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地区统治，这三个变化剧烈的历史时期。在他73年的人生经历之中，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是和清华大学的成长息息相关的。清华之所以能从一个原隶属于清朝外务部的、以庚子赔款的部分基金创立的留美预备学堂（没有现代大学的基本涵义而且西化色彩很浓），经过数十年的艰辛奋斗，发展成为三十年代中期就已经享誉中外的、学科及学术水平很高的著名现代大学，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作为西南联大一部分的清华大学，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坚持以严谨的学风办学，培养出了许多日后成为世界级的优秀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这些是和梅贻琦穷其一生的兢兢业业的努力和奋斗分不开的。 1915年9月，当梅贻琦应清华之聘，初次担任教师，讲授物理和数学课程时，清华还算不上现代意义的正规大学，只是专门为派遣留美学生而设立的预备性质的近代学校，一切课程的设置都以顺利留学美国为宗旨和目的，于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无关，清华最高班的程度，只相当于美国大学的二年级水平，学校也不分院系，只在必修课之外，开设一些学生按自己兴趣选择的文史和理工方面的选修课。面对这样的环境，梅贻琦开始并不甘心情愿长期从教，半年后他回天津见他的恩师、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表示对教书职业没有兴趣，张伯苓先生教诲道：“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⑴因梅贻琦早年家境贫寒，主办天津南开学堂的严修、张伯苓曾对入学的梅贻琦关爱和提携有加，1908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堂，以此而奠定了日后学业有成的基础，因此，他对张伯苓很尊敬。他按照老师的教诲，回到了清华继续任教。他在晚年时曾对其夫人韩泳华感慨道：“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⑵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梅贻琦任物理系专任教授，1926年4月，被清华教授会选举为教务长，1928年－1931年，他被派赴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之职，1931年冬，是梅贻琦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他被南京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长李书华推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直至他于1948年底离开大陆止，1937－1945抗战期间，他在云南昆明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校务，不过，他在30－40年代的主要教育活动还是放在清华大学的发展方面。特别是在30年代中期，在他的管理之下，清华大学全面步入了快速、协调发展的时期。 30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动荡不安的时期，国内政局变化莫测，国外强敌虎视眈眈，这种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也必然牵扯到教育界，作为一所初创伊始、但确颇具财力、且有欧美国家作背景的清华大学，一时间也成为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竞相角逐和竭力控制拉拢的对象，而清华又有一批十分崇尚西方国家“教育独立、思想自由”观念、对国内腐败政治深恶痛绝的教授，这些因素都决定着清华将会出现、或者说将会选择一个什么样背景、具有什么样的人格特征的人来出任校长。梅贻琦所以能顺利担任此重任，而且一干就是17年，其中的历史背景和特殊条件都颇值得一考。清华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一所很特殊的学校，它的产生和发展所走过的路径和近代中国的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的办学体制都有所不同。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直接与美国的庚子赔款有着十分密切的连带关系，而这一笔较大的款项既和美国教会无关，也非私人捐款，却是和美国政府行为有很大的关联，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是直接出面操作此事，而是通过建立基金会的形式来运作。1901年签定的《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千2百多万两，折合美金2千4百多万元，美国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分30年“退还”给中国，指定用于文化教育，清政府在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们的支持下，成立官办“游美学务处”，用此款作为留学经费，派遣留美学生，经过两次政府直接组织考试选送后，清政府外务部为赴美留学的方便，在北京城外海甸镇的清华园修建了“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一千二百五十四万五千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⑶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⑷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征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议维持的尴尬局面。1928年，国民党政府收复华北及平、津之后，南京政府竭力想控制华北地区的教育大权，清华自然首当其冲，要将其统属权纳入教育部管辖，并改为国立大学，罗家伦任校长，但他任期不长，因试图推行党化教育、学生军训等措施，屡屡与清华教授会发生摩擦；继任者仍是南京委派的吴南轩，此人属C.C系背景，清华学生坚决抵制，吴仓皇躲进东交民巷，成为清华校史上的一桩笑柄，中原大战期间，山西军阀阎锡山曾派过一个校长，师生又掀起抗议风潮，这位校长的境遇更惨：连清华的校门都没有进入就悻悻而溜走了。⑸之后，南京又派地质学家翁文灏、物理学家叶企荪代理校务，但皆非最佳人选，结果，清华就出现了长达十一个月无校长治校的奇怪现象。学生会公布的一则“清华校长人选五条标准”颇使人感到其中的几分缘由，也向外界道出了清华学子的心愿：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卓著；⑹这反映出清华大学的师生在风雨飘摇的中国政局之中，企盼坚守一块不卷入政派之争的“教育净土”的普遍心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经过多人次的反复遴选（各方面推荐的人选有十几个，鲁迅亦在其列），最终，梅贻琦以他优秀的品质和学识，成为清华校长的最合适人选。此外，梅贻琦当时虽在国外，但他与清华长期的历史渊源关系和其留美教育背景，也是被人所接受的原因之一，他的人品及其性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陈岱荪先生曾分析：“梅贻琦一直是清华的教授，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求教师意见，这也和的谦逊的性格有关。……保留清华这块净土这是他和全体教师的共同愿望。”⑺正是基于上述的多重因素，梅贻琦开始了他执掌清华校务的人生历程并以教育家的身分活动于近代中国教育的历史舞台。 他的教育实践活动的时间跨度较长，其中，最有成功业绩、贡献于近代高等教育最多的大致有两个比较时期：三十年代初至抗战爆发；八年抗战中独自主持西南联大校务；下面，仅就其中荦荦大者，记述如下。 ㈠1931－1937期间，他在治校方面，主要从事有以下的工作：②建立并完善了校务管理体制，形成了所谓“教授治校”的较为特殊的教育管理制度。二十年代末期，清华按照南京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建立校、院、系三级教育行政体系，成立了文、理、法三个学院（罗家伦任职时期加以确立），但同时，清华还存在着一个与上述官方钦定的教育行政结构并行的、但又在精神实质上不同于校长独揽大权的新领导体制，而且，这个体制实行了二十年之久，西南联大时期也并没有中断，其中的关键就是，作为校长的梅贻琦对此是赞成并身体力行地执行，并没有因自己的权力受到一定的制约、限制而心存芥蒂，这也体现出他治校的民主作风和他自身平和谦冲的性格。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清华教授会和评议会，再加上由校长、秘书长、各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三驾马车”协同管理一切学校的重要事宜。评议会是其核心，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长、教授会选出之评议员若干人组成，它实际是教授会的常设机构，其职权包括：议决大学的重要章程；审议预决算；议决建设及重要设备；议决学院、系的设立与废止；议决选派留学生计划和经费分配；议决校长和教授会交议的事项。学校的主要法案、章程也都由评议会发起动议、制定，它还是校长的咨询机构，所以，评议会是清华大学的最高决策、立法、审议机构，其决议都对学校的各级行政领导有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所谓“教授治校”的思想是通过评议会的职能和作用来体现的。1930年至1931年间，这一体制已初具规模并已实际开始运行，梅贻琦任校长后，接受它并且加以扶植，1931年－1937年，又得以发展和巩固，最终定型。西南联大时期，虽处在战火纷飞、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梅贻琦也仍然持之如故，但稍加变通，其一以贯之的思想无丝毫变化，这就是仍继承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精神，以教育学术民主为治校宗旨，并以此精神来管理大学。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之下，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健康发展、尤其对清华大学在一段时间内能有一个较为宁静、宽松的教育环境和学术水准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曾任清华法学院长的陈岱孙教授如下的评论是十分有道理的“在清华实行了十八、九年的校内领导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环境下的产物。在校内，它以民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由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这一体制的确立和巩固，是和梅贻琦先生长校时的作风和支持分不开的。”⑻ 值得关注的是，在当时中国教育界学潮时常涌起、大学校长往往夹在师生中间，左右难堪的窘境时常发生，而此时的清华大学的情况则平缓一些，梅贻琦和大师芸集的教授之间，相互关系基本是比较融洽的，在学生中也享有声誉。而清华实行的较有特色的管理体制，无疑对较好地处理大学校长、教师、学生三者的微妙关系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这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又是决定着一所大学荣辱兴衰的关键所在。作为一个出色的教育家，梅贻琦在这方面待人处事之能力亦足以令人称道。浦薛凤先生回忆道：“当时所谓教授治校，绝非教授干预学校行政，更非校长推诿责任，而是环境、传统、作风、需要、交织形成。……在校长方面，因虚怀若谷，尽量听取同仁意见，在教授方面，正因校长谦虚诚挚，故对其所持意见特别尊重。往往会议中争论甚久，梅师一言不发，及最后归纳总结，片言立决。……正因如此，清华园内，一切协和安定。当时一般学风动荡，华北局势紧张，清华之所以能宁静如恒，自非偶然。”⑼ ②根据当时中国近代工业极为落后的状况，积极发展工程科学教育，在清华大学建立起工程技术学科较为齐全、有一定专业特点和优势的工学院。1931年，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方向发展”，又多次对吴泽霖先生讲“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我们有责任这样做。”⑽梅贻琦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自己本人就是留美学习电机工程专业的，从南开学堂、直隶高等学堂，直至留学美国专习工程科学，他系统的接受过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的教育，深受近代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的影响及熏陶，更为重要的是，他有在国外大学学习、考察、生活的亲身体验与感性认识（1921年――1922年，梅先生又获得清华公费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工学院机诫工程系进修深造，并在欧洲作短期游历考察），因此，他对办一所先进的工科学院是深谙其道的，同时，又充满了信心。 当时，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步伐十分缓慢，虽然国内也有几所大学设立了工学院，但是，国内工程技术高级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依然存在。更为严重的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工程技术教育的起点就很低，而且办学方向与培养人才的目标距西方现代大学相比较，也有本质的、深层次的区别。特别是在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方面，对培养什么类型的工程技术人才，中西方在认识观念上的差距极大。西方国家的高等工程教育，源起于欧洲十八世纪兴起的工业革命的浪潮，是近代工业化迅猛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在欧洲十七世纪近代科学体系形成并迅速发展之后的必然结果，即工程技术的进步深深地植根和依存于近代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在此坚实的基础上，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高等工程教育才由此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中国近代社会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国势衰败，为了救亡图存，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国也办了几所新式学堂，其中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唐山路矿学堂尤为知名，但是，它们完全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以传授“技艺”为主、只培养能够掌握一门初步操作技术的工匠。而且，都附属于清朝的各级官府之下，封建衙门色彩很浓。这样的工程教育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它不是建立在系统的近代科学基础之上，而将科学技术的完整体系“肢解”，只学其“流”，而不深究其“源”，这种急功近利、本末倒置的教育方式是注定不会长久的。对此，梅贻琦作为一个深谙其中深刻道理的大学校长，一生几乎都在为此而不懈的奋斗。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有一种观点，认为“工是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惟其不入流，所以工的地位才江河日下”⑾。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因素就是大力培养数量更多、素质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 在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导下，清华大学的工程教育得以迅速的发展。1933年，工学院成立，设有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聘请了施嘉炀、蔡方荫、刘仙洲、顾毓琇等工程科学方面的知名教授任教并担任系主任。之后，又修建了已装备了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仪器的机械工程馆、土木工程馆、航空实验馆、化学馆、生物馆，扩建了图书馆和学生宿舍。之后不久又将机械系航空工程组的教师队伍扩大，在江西南昌创立中国第一个航空研究所，该所建立的风洞也是中国第一个研究飞机结构的大型风洞，原拟在湖南长沙建立无线电研究所，后因抗战迁到大后方昆明，装备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真空管制造设备，并致力于当时很先进的超短波和微波方面应用技术的研究。这两个研究所的建立直接是为了中国国防军工的实际需要服务的，也是在抗战爆发之前，为了准备可能发生的中日战争，中国政府加强国防力量和军事工业所采取的国防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西南联大期间，清华除了以上两个研究所外，又设立了农业、金属、国情普查三个研究所。四十年代，梅贻琦考虑抗战的时间会很持久，国家又迫切需要国防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他采取二项措施：一方面，在招考派遣留美生的专业项目中，特别引导与中国实际工程科学需要的专业：航空结构、发动机工程、造船工程、无线电学、汽车工程等；另一方面，立足于本国培养工程科学人才，他决定恢复清华原有的研究院，以满足更高层次的专业人才的继续深造。在昆明时，恢复了原有的文、理、法各科的研究部之外，又增设了土木、机械、电机、航空四个研究部。抗战胜利后，清华工学院又增加了航空、化工、建筑（始称“营造系”）三个系，变为五个系；建立了农学院，包括有农艺、植物病理、昆虫、农化四个系。 值得我们研究的是，梅贻琦不仅是一个实干型的教育家，亲身创建了工学院、工程研究所、台湾新竹清华原子科学院……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治校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他经过深入的思考，参考和借鉴了国外比较先进的教育理论，提出并深入阐述了系统的关于中国怎样培养适合国情条件的工学科类人才的观点。并提出以“通识教育”的理论来改革当时中国的工程科学的教育模式，培养真正适合中国工业化特点的高素质人才。1943年，他和潘光旦先生合作，写了《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其中详尽地提出了系统的对我国工科教育的培养思路和改革方案。他们认为：实现工业化的三要素（资源、资本、人才）中，人才又是最关键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应需要有两类必不可少的人才：一是技术人才；二是组织人才，都须均衡培养，绝不可偏废，或非此即彼，因为“近代西洋从事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性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⑿而我们在培养工科学生时，“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第二种，即技术的训练，与专家的养成。”但由于我们分不清基础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之间的差距和联系，以及他们之间根本不能混同和替代的功能，造成工学院出来的学生在理论与实践动手能力、待人接物方面等都存在好高婺远、轻视劳动的弊端。“西洋文明之有今日，是理工并重的，甚至于理论的注意要在技术之上，甚至于可以说，技术的成就是从理论的成熟之中不期然而然的产生出来的。真正着重技术，着重自然科学对于国计民生的用途，在西洋实在是比较后的事。”这就从学理的角度澄清了近代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源与流”的辩证关系，匡正了人们对待西学存在的急功近利的心理。他们提议，根据工业化的实际要求，应将国内的工科教育划分为具有不同功能的三类层次的教育体制：工厂附设的艺徒学校（初级工业学校）――高级专科工业学校－－大学工学院。初级、中级、高级的技术人才都由前二种学校培养训练，而“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有其更大的使命，”梅先生有远见的认为，在工业化所需的二类人才中，工学院着力培养的应当是工业组织人才，而绝非仅仅是纯粹的技术人才，后者应放到各类专门的技术学校中去培养。他参考德国工业化成功的经验时说，单靠工学院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的技术人员是很难的，即使勉为其难地大量招生，质量也难以保障。与其囫囵吞枣的灌输，还不如办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各取所长，按需培养或训练不同规格的人才，“大学工学院的设置，我认为应当和工业组织人才的训练最有关系。”因为，“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他的最大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工学院的教育目标应当是“对于此一工程与彼一工程之间，对于工的理论与工的技术之间，对于物的道理与人的道理之间，都应当充分了解，虽不能游刃有余，最少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境之中，可以有最低限度的周旋的能力。惟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领袖，而除了大学工学院以外，更没有别的教育机关可以提供这一类的人才。”⒀既然给大学工学院这样的一个定位，又应如何改革目前的状况呢？他们提出了“造就通才”的观点，这种“通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博学通才，而是特指的工业建设中高素质、复合型的工程技术的组织者，而非只会做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设计或操作技术工匠。那么，怎样将这样的教育理念具体地落实到大学工学院的教育实际环节之中呢？梅、潘（潘光旦曾长期任清华教务长）两位先生提供了一套实施方案：他们认为，“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因为，“工业建设靠技术，靠机器，不过他并不单靠这些。……因此他至少对于经济地理、经济地质，以至于一般的经济科学要有充分的认识。没有人力，或人事上得不到适当的配备与协调，无论多少匹马力的机器依然不会转动，或转动了可以停顿。因此，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同时，还应开设如“工业心理”、“工商管理”、“人事工程”（Human Engineering）等类课程，其结果，“旁及得愈多，使受教人愈博洽，则前途他在物力与人力的组织上，所遭遇的困难愈少。”他认为，工业人才的造就，正象一座金子塔，“越向上越不能太多，越向下便越多越好。”所以，大学工学院不宜无限制的添设，工科教育总的目的是：“应该重通达而不重专精，期渐进而不期速效。”⒁大学所设立的工学院应是“金字塔”的“塔顶”，在其下，应该多设立一些中、高级的技术专门学校，其数量也应比工学院要多些，这样，工业人才的布局才是平衡的。 总之，他对中国高等工程技术教育的观察和思考是相当深刻和敏锐的，而其视野又是极其开阔和广博的，把握住了近代西方工程教育之精华，而非仅袭其皮毛，又对中国实际情况很熟悉，洞悉其中之弊，用具体的措施加以匡正，并以清华大学为对象，实现他的教育理想。 ㈡1937年－1946年主持西南联合大学校务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畔的抗日枪炮声，划破了清华校园昔日的宁静与安祥，平津先后被日本军队攻陷，清华、北大、南开先迁至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2月，广州沦陷，长沙已成为抗战的前线，几所学校又于1938年春再次南迁，最后到达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部分师生为了尽快复校，曾转徒数几省，步行数千里，历经艰苦，最终抵达昆明。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梅贻琦组成“联合大学常委会”，梅贻琦任主席，而蒋、张二先生另有政府职务在身，平日也常驻重庆，无暇顾及校务，故主持三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校务的重任就落在了梅先生肩上了。抗战八年，梅贻琦以他特殊的办学才干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辛勤工作，团结具有不同校风、不同历史的三所学校的师生，使联大在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民族保存了复兴的希望，使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并造就了一代人才（包括后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优秀科学家），被中外人士称为中国抗战教育史上的奇迹。为了适应战时的环境，使教育能够为民族解放之战贡献力量，梅贻琦积极支持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⑴积极提倡和鼓励广大师生为抗战服务。1938年，重庆政府需要训练大量的机械化部队，清华工学院机械系二、三、四年级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交辎学校受训，分赴抗日前线，直接投身于抗日的疆场。1939年2月，为了战时的需要，在电机系增设了电讯技术专科，大量培养战时急需的通讯人才。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大西南的许多地区成为美国作为进攻日本本岛的战略基地，有大批美国军人来华助战，需要一批翻译人员，梅贻琦动员联大四年级学生参加受训，应征有四百余人，连同加入中国驻缅远征军的学生，共计达六百余人。⒂ ⑵在抗战中，鼓励西南联大和政府有关部门合作，直接为社会服务。例如：清华工学院与交通部联合对滇缅公路的各项技术参数进行科试验，又于水利部联合设计昆明的水利设施，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合作，对云南全省的水利发电站址进行勘测，并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联合设计、监理了云南藤冲、下关、大理、喜州的水利发电站。这样做有一举双得的益处：既能够为抗战贡献教育界的力量，以知识和科技报国；又能在具体而复杂的工程实践中，提高教师的工程技术水平，也对今后从事于工程技术工作的学生是一次难得的实际锻炼的机会。对清华工科专业的教学与科研，都是很好的提升水平的机遇，尤其对水利工程、电机工程、土木交通工程、机械工程、电子通讯工程等工科类专业，都有极大的好处。 ⑶为了解决西南联大教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组织了带有创收意义的科技咨询机构，称为“清华服务社”。进入四十年代后，战争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及其贫困，而作为公教阶层的教授的生活，更是困苦不堪，但是他们依然甘居清贫而从教不缀，表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气节。当时，联大教授中出现了闻一多刻图章，以校长夫人韩泳华为首的几位教授夫人自制米糕、徒步自卖以贴补家用之不足的窘迫情景。梅贻琦为此向各方请求帮助，成立服务社的目的是向社会承揽项目，以所得报酬补助教师们的生活之用。例如：承接昆明机场的测绘与扩建设计等，崭解燃眉之急。 二．弘扬中华文化精粹，融合西学人文主义教育理念，阐发现代大学之精神 很多学者认为，梅贻琦的教育思想的主体是“通才教育”论（Liberal Education），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当我们仔细研读和揣摩其教育言论，并深入观察其教育实践的活动后，对梅贻琦十分丰富的教育理论，及其中之精华，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最先提出此理论主张的是蔡元培。1916年－1919年，身为北大校长的他率先以北大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以德国大学的经验为参考（主要效法德国柏林大学之办学思想），以“学理与致用分开”的原则，对旧北大的校、院、系进行了改组，第一个在大学中设立研究所，将旧北大的五个二级学院，合并成文、理、法三所学院。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就是西方大学实行甚广的“通才教育”理论。作为蔡元培继承者的梅贻琦，其治校经历虽比蔡晚了十几年，所面临的学校不同、教育背景也不同，但是，在精神的层面上，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属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家的范畴，不过，梅贻琦因自身的特点及他所身处的教育环境，其教育思想中必然有着更为特殊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深入考察。从梅贻琦一生的历史观察，他至少有着以下三个显著的特征，一般也被世人所公认： 1．在旧中国教育界，他担任大学校长的时间属较长的一位资深教育家（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先生也是很长久的一个），这在三十－四十年代学潮不断涌起的背景下，尤而不易。 2．他在任职期间的贡献和业绩是有目共睹的，对其人的口碑也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认同的。虽然他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人物，但也得到了包括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公正评价，周恩来总理谈到他时曾表示，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并欢迎他回大陆。梅夫人最终于七十年代末，从美国返回大陆定居，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接待和安置，并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台湾各界，他更是享有极高的声誉，受到普遍的敬重。这种不因其人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观点的不同而能够对其仍持以较高的评价，实属不多见。 3自身廉洁奉公、宁静谦逊的品格也是受到社会称道的一大特点。他虽长期担任高层领导职务（几次出任教育部长），又长期独自掌管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谨守原则，过着清贫简朴的生活，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而多年经管的基金帐目却笔笔一清二楚。 正是这些人生经历，对其教育实践与理论的逐渐形成，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他在教育思想方面较为重要的有以下三个部分： ①“大师论”的观点1931年12月2日，他在就职典礼上，宣布了几项重要的办学方针“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问，一是造就人才”，“清华在学术上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在学术研究方面向高深、专精方面去做。”清华的经济与环境都有条件到达此目标。用什么办法来实现上述的两大目标呢？他认为“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⒃他提醒人们，“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拥有众多的大师级教授，这才是清华最应该考虑的问题。⒄ 而教授的职责又是什么呢？仅仅讲好课就算是好的教授吗？不是的，梅贻琦指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就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有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⒅ 在此思想指导下，经过他多年的罗致聘请，清华果真成为大师荟萃的一所名校。例如：国文系的朱自清、俞平伯；外文系的吴宓；物理系的叶企孙；化学系的高崇德；生物系的刘崇乐；历史系的蒋廷黻；数学系的熊庆来、杨武之、华罗庚；哲学系的冯友兰、金岳霖；社会学系的陈达；体育部的马约翰；王国维、粱启超、陈寅榷、赵元任“四大导师”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梅贻琦直接聘任的多是理工方面的名家：庄前鼎、刘仙洲、顾毓琇、陶葆楷；文史方面教授有：潘光旦、雷海宗、吴晗、闻一多；无线电学方面专家：任之恭、赵访熊。同时，聘请国际著名学者来华做学术访问：冯卡门、维纳、哈达玛、华敦德、郎之万、狄拉克等，其中，俄裔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长期在清华任教，曾经培养出费孝通这样的优秀弟子。在这些名师的教诲下，清华培养出了许多日后也成为大师级的人物：钱钟舒、曹禺、王竹溪、林家翘、陈省身、杨振宁… ②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格修养的提高 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与一般专业或职业教育不同，不应着力于某一门专业的“专论”，而应着眼于“通识”的训练，以使毕业后能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的学问或研究。他认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别事业之准备也，……社会之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也就是说，教育的目标，“教人做人是第一位的，教人有一种专业还是余事。”（潘光旦语）如上节所述，他特别强调对大学所有学科，都应以“通识教育”为主导思想，重视各门基础课程的学习，知识要广，要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教育和熏陶，这样出来的人，既受到系统完整的科学训练，又具有人文修养和相当的旁类知识作基础，从知识、修养、人格这三个方面平衡发展，其人才必有大的发展余地。 ③融合中西文化之精髓，深刻探研现代大学之精神 四十年代中后期，在有着近二十年的教育实践经验逐渐积累的基础上，他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和系统，对于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及存在的弊端，都有一些非常深刻的见解，以《大学一解》一文最为著名。其中，基本反映他的教育主张和观念。有以下几点： 1．关于“教育”的本质究竟应该是什么？他融合中西人文教育思想的契合点，认为：虽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从“精神”本质方面看，中西方又是相互融通的，并不是矛盾的。古今中外，均从“修己”开始，古希腊哲学之精华，即“一己之修明”（Know Theyself）；我国儒家思想中，孔子也主张“古之学者为己”，“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国古代强调个人修养的目的，更是为了社会与众人的幸福，“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不足也。”⒆因为，教育的本质不外乎使个人与社会之间能够协调发展，即关注“己”与“群”之间的和谐与统一，教育的主要功用，“亦不外乎使其二者各得其所”。他非常推崇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大学》，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作了深刻的现代诠释，并融入了近代西方大学自由教育的理念。他认为，现代教育中的种种措施，始终不出“明明德”和“在新民”这二个范围，只不过是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高的理想而已。也就是说，现代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二个，不是一个，即人格品德的教育与科学技能的教育（文理工商农各门科学）。他认为，培养一个人，首先使其达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之后，才能推而向外，“足以仕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这就达到了孟子的“修身而平天下”、荀子的“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人生理想。梅贻琦将中国传统人文思想融汇贯通，结合现代教育的特点，为进一步提出大学之精神，奠定了坚实的中西文化基础。 2．提出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全人格的人”，即“整个之人格”的观点。在梅贻琦心目中，所谓“整个之人格”应包括三大方面：“治、情、志”。三者是一个整体，缺一则全废。所谓“知”，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训练，以解决“求知”问题，属于“智育”层次。他尤为强调在求知过程中，“内动力”、“好奇心”、“求益心”的作用，教师的责任重在启动于此、调动于此，“教师举其一而学生反三”。所谓情，指情绪；所谓意，指意志。这二点也是很重要的，但又往往被教育者所忽视，梅很早就注意到了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情商”问题，并认为，这对一个人的成长特别重要。他说，大学教育应使学生“意志得以锻炼，情绪得以裁节”，使其成为“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认为，求知也好、治学也罢，都和“意志之坚强，治学贵谨严，思想与情绪之稳称”有极密切之关系，“忌一偏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办”⒇，在这方面，他认为教师的作用极大。而师生的关系绝非是“演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而是一种密切的“从游”的关系，他把学校比喻为“水”，师生是其中的“鱼”，“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期而至”，教师的真正作用应是：既传道授业，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其品德举止对学生产生出潜移默化的巨大功效，所谓起“言传身教”之作用。 此外，他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例如：不赞成给学生增加更多的课业负担，他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使学生“失去慎独”的时间和机会，应给他们更多的“心灵之空间”，自由的汲取广博的知识；他主张“通才教育”观，大学不只是培养某一方面的“专家”（他认为专靠大学的四、五年是培养不出专家的），而“应在通而不在专”，“社会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专家的出现，他认为有三条道路可以实现：一是继续升入研究院深造；二是入大学之前就上各类专门技术学校，专门训练其动手及实际操作的能力；三是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他的这种“通才教育”理论和他长期在清华大学所从事的实践活动是有者极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在其成功的教育实践的背后，正是蕴涵着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及观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完善，转而又去指导其教育活动。因此，他才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丰富的成就。成为近代中国一代著名的教育家。 三．俭、宽、实的人格魅力 梅贻琦在其成功治校的经历之中，除了他有丰富的办学经验、深刻的教育思想、极其负责的办学精神之外，他之所以能够在教育管理的实践中获得成功，是和他自身的人格魅力（Strength of Charactor ）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看似“无形”的精神力量体现在身上，并从其言行举止之间自然袒露出来，深深地感染着他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也间接的影响着清华校风的形成。他的学生高本乐先生深有感触地写到：“清华的校训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我从梅校长的生活实践或者说从他身教中，得到很大的启迪。我的理解，厚德载物就是德行高尚，能挑重担。”电机学教授顾毓琇先生曾以诗评价其一生的为人：“淡泊高明宁静志，雍容肃穆霭和衷”。（21）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文章中说深刻地指出：“对于一个时代和整个历史进程来说，杰出人物所具有的高尚品德也许比他们纯智力上的成就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即使后者也依赖于人格力量，而这一依赖的程度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高的多。”（22）这些品格包括：坚强的意志和力量、严于自律、公正客观、虚怀若谷的谦虚品德等等。这一评价说明：凡是能够取得成就的历史人物身上，都有着对其行为起着重要作用的品德的力量，梅贻琦也是具备了这些优秀的品德。 1．俭――其个人生活的节俭于朴实、治校的公正清廉。据他的学生、后又成为他的助手的赵赓扬回忆：从他当校长起，首先放弃了校长的特权，家里的工友工资自付、电话费自付、不要校方提供的两吨煤；他的弟弟梅贻宝回忆：抗战期间，身为大学校长的他，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波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他的夫人卖过米糕，他的儿子的眼镜丢了没有钱去配一副，他一生两袖清风没有集蓄，病患后住进医院，医疗费无力支付。韩泳华回忆：在病桌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身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23） 2．宽――其待人接物的宽厚和诚恳，并在治校中以宽容、平等的民主作风为原则。抗战之时，国内曾先后成立了几所由几校联合而成的大学，但是，除了西南联大坚持到抗战最后的胜利，圆满复校之外，其余的几所大学都因种种原因而中途散伙了。西南联大所以能团结一致，坚持办学，并保持名师荟萃、集于一校的局面，和梅贻琦正确的领导方法和谦逊平和的作风与人格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而成，都是名牌大学、校长的资力都很深、各个学校的历史及师资条件各不相同，如论设施条件清华因属一流，而梅又身为曾是清华校长，现在又具有双重身分，其中之关系甚为微妙，如处理不当，或有失公允，必会引起各方的矛盾，影响教育的大局，梅贻琦对此非常注意，处置十分得当。例如：在安排学校人员编制时，将很大一部分清华师资没有编入，而另外设立五个研究所，发挥清华工程学科的优势，以应用科技研究为清华发展的主要专攻方向，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时他的心目中与他的作为都止有联大，没有清华了。他对整个联大一样看待，所以整个联大也一样看待他，因此就一直联到底了。”（24）梅贻琦是这样来认识的，他说“三校原有之精神，已潜滋默化融洽于整个联大之中。”西南联大在八年抗战时期，毕业学生共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其中不乏以后蜚声国际的科学家和专家学者，而三所风格不同的大学，在八年之中合作无间，相得益彰。梅贻琦以宽厚的心态、兼容并包的的精神，完成了艰难的战时教育的使命。 3．实――他严谨、笃实、沉默的办事风格和作风。在长期的治校经历中，他的这种作风被各界所一致称道。他曾经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做表面上的工作。他的处事原则是，少说多干，不尚空谈。叶公超曾评价道，“梅先生为人、做事、读书，都是非常谨严，”是“呐于言而敏于行”的人。五十年代，梅在台湾组建清华原子能研究院时，已是七旬老人，但是，办事仍然十分认真和周密。从院址的选定、研究院的规模及研究内容、选购设备，到校舍的施工、教授的选聘、招生等，他都一一过问和操心，并从美国聘请著名的学者，如：吴大猷、袁家骝等物理学家到台湾讲学。从此，奠定了台湾新竹清华的发展基础。 我国教育学家、清华校友傅任敢先生对梅贻琦有一段很中肯的评价：“清华之所以成为国际闻名的大学，原因自然很多，可是梅校长的一生贡献给他，要为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25）研究和回顾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及其品格，它的真正意义，是使我们能够从中汲取有益的部分，对我们的教育事业有所借鉴。 2000年8月21日 参考文献 （1）（2）（5）（6）（8）（9）（10）（15）（17）（21）（23）（24）（25）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第296页、第407页、第301页、第91页、第287页、第291页、第289页、第53页、第261页、第59页、第58页； （3）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中华书局1980版；第165页－第166页 （4）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商务印书馆第416页； （7）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 （11）（12）（13）（14）（16）（18）（19）（20）刘述礼、黄延复主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第180页、第184页、第186页、第10页、第23页、第99页、第101页； （22）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10月第一版第33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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