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３年前的５月１９日，清华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家梅贻琦（１８８９—１９６２）在台北与世长辞，梅先生是继蔡元培之后将近代教育推向现代的中坚人物。“他毕生的理想是教育，实现这个理想的对象是清华。”在他看来，学校应该由懂教育、负责任的教授们共同治理。梅贻琦的这种教授治校理念对于今天高等教育仍有其借鉴意义。
        梅贻琦早年在天津南开学堂学习，因品学兼优成为校长张伯苓最得意的弟子。１９０９年成为游美学务处（清华学校前身）首批直接留美生，入吴斯特工业学院（Ｗｏｒｓｅｓｔｏｒ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学习电机工程。因勤奋苦读，成绩优异，被选入“Ｓｉｇｍａ Ｘｉ”（美国大学中一种专为奖励优秀学生而设的机构）。他还担任过中国留美学生会书记、吴斯特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学成后回国，１９１５年９月到清华任教，从此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将西方现代教育思想和体制带到清华。
        １９２５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梅贻琦任物理系首席教授兼系主任。１９２６年，他被公选为清华学校教务长。针对新办的大学部“不文不理，年限又长，与国内一般大学不相衔接”的情形，梅贻琦立即着手进行了切实的整顿。将６科拟改成１１系（一度为１７系）；各课程皆以学分制计算其成绩；学分定有最低、最高限度；辞退一批不能胜任大学课程的教师，综合全校教师学历、学力和专长给予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分别部署于各系，并制订新的《教学大纲》。经整顿，新设的清华学校大学部已真正成为了一所现代大学的雏形。
        １９２６年８月，旧制（游美预备部）非毕业学生要求提前出洋，校长曹云祥未征求教务长和校评议会的意见，就答复外交部说：“高三可于今年出洋，高二则可明年出洋”。梅贻琦认为这严重侵犯教务长权限，全体评议员也认为“如此做法有违教授治校之精神”，都呈请辞职，迫使外交部收回成命，校长做了检讨。
        １９２８年，清华学校易名“国立清华大学”。１１月，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其任务是管理分散在全美各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掌握留学经费分配、学业和操行评定等大权。梅贻琦到任后，马上进行全面改革。简化办事机构，精简人员，并以身作则，把两个孩子留在国内，只让太太一人跟随负责做饭，且不给报酬，秘书管买菜，也不另付报酬。同时将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助理员改为半日制的工作，只管打扫卫生。他自己也学会了开车，辞退了专用司机。日常生活坚持一切从俭。监督处的工作大有起色，经济混乱现象很快得到了彻底改观。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梅贻琦离美返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从１９１１年—１９２８年的１７年间，清华十易校长。１９２８年，清华易名国立清华大学后，校长问题风波再起，最后甚至造成清华连续１１个月无校长的局面。梅贻琦的到任彻底结束了校长长期不稳定的局面。从其就任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止，在不到６年的时间里，在华北局势极端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在校政、教学、研究、学风、人才等诸方面创造出突出业绩，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３日，梅贻琦到任。发表就职演说，称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即研究学术和造就人才，“清华在学术上要向高深专精方面去作”，“要造就人才，同时也要注意到利用人才”，而“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发表了著名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观点。
        尽管当时清华大学聘请了国内外名望甚高的师资力量，如国文系朱自清、俞平伯，外文系吴宓，物理系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哲学系金岳霖，历史系蒋廷黻，地学系翁文灏等，但师资队伍仍显不足，尤其是当时计划在清华创办工学院，这几乎是从零开始。于是，梅贻琦提出了“大师论”。一方面，充分尊重原教师队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方面又多方礼聘。一时有识之士闻风景从。从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７年，先后应聘来校的国内外名师有闻一多（１９３２年）、顾毓琇（１９３２年）、潘光旦（１９３４年）、张岱年（１９３６年）、陈省身（１９３７年）等。这时期的清华教师队伍，无论是教师资质还是集中程度，在国内都是无以伦比的。
        清华的“教授治校”发端于“五四运动”之后，到１９２６年大学部设立时才开始。梅贻琦赋予教授会、评议会以更加稳固的权力范围。体现了学术治校的理念，发挥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作用，其本质是教授治教、教授治学，是一种民主管理思想。
        教授治校是以美国耶鲁大学为代表的一种高校管理模式，其根本是教授在大学的决策与管理中起决定性的或主导的作用，学校的行政机构起服务与辅助作用。清华大学当时教授治校的组织基础是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委员会同时存在。教授会由教授、副教授组成。而评议会是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校内最高的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互选之评议员若干人组成。各学院院长都由教授会从教授中推荐，教务长习惯上也由教授中聘任。评议会实际是教授会的常设机构，教授治校的作用通过评议会的职能而体现出来。由校长主持并有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是行政的审议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议决一切通常的校务行政事宜，协调各学院、学系之间的问题等。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曾撰文高度评价这一制度：“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
        梅贻琦作为“三会”的主席，总是倾听别人的意见，而成员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当发生分歧时，他持重的态度却能起到稳定的作用。他每谈治校之道，总说“吾从众”。他“从”的就是广大教师尤其是教授。因而，清华出现了“校长分寄任于诸教授与各执事，诸教授与各执事尽其责于诸学子”的大好局面。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先在湖南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再迁至云南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１９３８年５月正式开学，荟萃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精英，师资雄厚、艰苦办学，设有文、法、理、工和师范等五个学院共２６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在校学生３０００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校。以教授水平高、学风校风好、爱国民主气氛浓、进步力量强大而蜚声中外，被人们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西南联大不设校长，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和联大秘书主任组成常务委员会，公推梅贻琦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校务。梅贻琦按照清华的模式，建立了联大教授会和校务会议的组织（联大没设评议会，但在清华办事系统则恢复了评议会）。
        １９３９年３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通过行政手段，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如颁布大学课程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抵制。１９４０年６月，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等，据理反驳，要求教育当局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１９４１年，以梅贻琦为主席的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公开要求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奉行部令中予该校以参酌旧例之余地”。１９４４年，重庆当局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教学上的一些“部订”规章制度也由于广大师生的抵制和反对，有些流于形式，有些“变通执行”。与其他学校相比，西南联大始终保持着较浓的民主自由气氛。
        １９４０年９月，在昆明的清华师生为他服务于母校２５周年举行了一次公祝会。梅贻琦在答谢中以京剧中“王帽”自谦，称王帽“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是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的，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梅贻琦以大学为重，以教授、学生为重，这是他一贯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