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

大师之道与大学之道：与黄延复谈梅贻琦           ★★★ 【字体：小 大】
大师之道与大学之道： 陈远 与黄延复谈梅贻琦
作者：陈远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0-1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双子星座"，没有哪所大学能够像她们一样对于一个国家的进程有过如此深远的影响。 4月27日（最后一个星期天）是清华大学建校92周年纪念日，围绕着清华大学校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我和黄延复先生就清华的传统、理念等话题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
陈：黄先生您好，众所周知，您是清华校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今天想跟您一起谈谈梅贻琦。让我们先从您的情况谈起好吗？
黄：我是1950年考进清华读书的。我的中学先后是在沈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和北京（当时叫北平）私立汇文中学读的。我进清华是在北京刚刚解放、院系调整尚未开始以前的一段时间，其时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已经离校，但许多大师级人物（如冯友兰、潘光旦、叶企孙、陈岱孙、费孝通、梁思成、马约翰......等等）仍在，学校虽已"新生"，但是沿用的仍是老清华的体制，所以，老清华的传统精神我也赶上了一段尾巴。这些当时就很有名的学校的优良校风、学风、优秀的师儒风范，使我饱受教益和熏染。我最初进清华是学经济的。毕业后几经人事推排，我被安排到清华校史研究室工作，使我得到了广泛而深入地浏览清华史料、特别是了解她蕴含深厚的传统精神以及教育理念的机会。所以说，我生命的后期能在弘扬清华传统精神以及包括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内的、体现这些精神的众多清华人的优良品质方面尽些绵薄之力，确实也不是偶然的。
陈：您对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有何看法？
黄：正如近来许多教育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当前的教育（我主要指的是大学教育）现状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但是经过政府教育部门和各校当政者的努力，又有一大批以振兴民族教育事业为己任的社会贤达（如杨东平、谢泳、谢志浩等先生）们执著的直言诤求，还有像梅贻琦这样优秀的先驱者们的成功经验作前鉴，前途无疑是光明的。
陈：没错。我们的教育还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但是诚如您所说，他的前途无疑也是光明的。让我们先重点谈谈梅贻琦先生吧。1931年，时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的梅贻琦临危受命，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国内的情势可谓是雨急风骤，教育界更是学潮汹涌。在清华，由于受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影响，学生与校领导之间，学生与教授之间，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在梅校长之前，经常出现校长地位不稳的局面。当时梅校长就是因为在校长风潮（有三个校长接连被赶走）后长期物色不到合适的校长而被请回国来接任的。他接任以后，一连就是十七年，地位十分稳固。在之后的历次学潮中，无论学生与学校的矛盾发展得多么尖锐，总没有人反对过他。甚至有人提出"反对某某某"时，还不忘加上一句"拥护梅校长"。您觉得梅校长获得如此大的威望的原因何在？
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就是学生和教授们觉得只有像梅校长这样的人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校长。在他之前，清华曾数次发生"校长危机"，证明清华的校长是不好当的。在这次校长风潮期间，清华曾出现接连11个月没有校长的局面。期中，学生会曾代表全体同学提出所谓"校长条件"，其中一共有五条：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梅校长接任后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一生行迹都证明，他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而且是绰绰有余的一位校长人选。具体来说，清华的校长应该是清华传统精神（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完美体现者。已故著名教育家、前首都师范学院校长傅任敢曾用"专、大、公、爱"四个字来概括梅校长的人格和风范：所谓"专"是指他"终生一职"，一生只作一件事（清华校长），决不"今天干教育，明天弄政治；干着校长，想着部长"。......所谓"大"，是指他的大公精神。傅先生举他抗战时期主持西南联大校政为例，当时三个学校联合在一起，要是从世俗观点来看，清华是"划不来"的，因为无论从人力、设备、经费......各方面看，清华都处优势地位。工作中稍有差池,就会或者使清华一方面感到吃了亏，背了包袱；或者使其他两校感觉到受了委屈。可是八年下来，三校始终处于一种"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五音合奏，中和且平"（联大纪念碑碑文）的局面。所谓"公"，是指清华一贯奉行的校政公开，奉行教授治校（也称民主治校）的方针。所以梅先生办校始终采取"无为而治"、"吾从众"的谦逊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学校应该由懂教育、负责任的教授们共同治理。至于校长就好比是京戏舞台上的"王帽"那类角色：他"每逢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但会看戏的，决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只是由于他的命运好，搭在一个好的班子里，当观众为这台戏鼓掌叫好的时候，他也感到‘与有荣焉'而已"。所以朱自清说："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人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是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所谓"爱"，是指梅校长一贯爱护青年学生的精神和事迹。他的一句格言是"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也是我的学生"。前不久我读到谢泳先生《老大学，老校长》的文章，其中也提到梅校长这方面的一些事。总之，梅校长的爱护青年是真挚的，诚心诚意的，决不含含糊糊，躲躲闪闪；当然更不会和反    动统治者沆瀣一气来迫害学生，或如傅先生所指出的有些人那样，"爱护青年其名，出卖青年其实"；"爱护其名，放纵其实，或利用其实"......

    陈：梅校长在题为《大学是什么》的就职演说中，首次提出他的著名论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时梅校长的这种说法是基于什么样的环境？对照现在，您以为梅校长的大师论对当下有何启发？
黄：当时梅校长提出"大师论"，主要是针对清华的校内情况说的，也是针对当时全国的情况。在校内，清华于1925年设立了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事前（1924年）请清华1910届留美生张彭春来校任教务长，襄助当时的曹云祥校长筹划相关事物，相应地也聘请了若干当时国内外有很高名望的师资以应时需，如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国文系的朱自清，外文系的吴宓，物理系的叶企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等等。转年（1926年），梅贻琦出任教务长，在大力整顿教学体制的同时，也着力整顿和充实师资队伍，又一批著名学者陆续荟集清华园，使清华师资队伍坚实而完备。1928年改成完全大学以后，罗家伦先生被派来做校长，他提出要使清华学术化的雄伟目标，同时也请来一些名家充实师资队伍，如国文系的杨振声、刘文典、俞平伯，物理系的吴有训、萨本栋，历史系的蒋廷黻，地学系的翁文灏等。但在当时，能够聘到高质量的师资是十分不易的，罗家伦校长曾感慨地说："家伦奉命太迟，那时个大学均将开课，良好教授十之九均已受聘，再加上其他大学之竞争，一时想要聘到多数的良好教授，确属不易。"所以说，罗校长同样知道充实清华师资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罗个人作风方面的原因，他很快就被迫辞职离校，留下"壮志未酬"的遗憾。所以当梅校长接任时，优秀教师不足的矛盾有突出地摆在他的面前，特别是他接任伊始就计划在清华创办工学院，而这方面的师资尤其不足，几乎需要从零开始。于是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提出了他的"大师论"，并尽全力加以争取。如他在稍后几年总结工作时多次指出的那样："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深切，故亦图之至急"；"大学之良窳（好坏），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师资为尤要"。清华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的情况可想而知。这就是梅校长当时提出"大师论"的现实意义。至于现在，我因退休多年，信息闭塞，确实没有多少发言权。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师资的情况（他们的"综合素质"）究竟如何？能不能在学业、做人方面都能引导学子向正确的轨道上发展？梅先生在其力作《大学一解》里，曾谈到正确的师生关系应该像是鱼儿在水中游泳那样的融洽。他说：
古之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大鱼在前，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之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意不 远哉！......
在现在的校园里，还能看到这种亲密无间、令人向往的师生关系吗？
下面我顺便谈一谈我对"大师"一词含义的认识。
梅校长在"大师论"中所说的"大师"，其实是泛指"名师"，是在业务上和思想上都能引导学子"从游"的教师。当年清华的教授，由于"聘用关"把得极严，平时又有学术自由（实际上也是一种竞存，比争），聘来的教授大体上都是这样的名师。但即便在当时的清华园，也不是人人都可称为"大师"。现在我觉得存在一种滥用"大师"称号的现象。动不动就是"大师"、"泰斗"，实在是轻率了些。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称大师呢？前些年，曾有学生就这个问题访问过我，我给他举了吴宓先生的例子。吴宓先生当年无疑是清华教授里的佼佼者。他做人的座右铭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作为外国语文学系的教授，他对一些外国经典文学作品可以"倒背如流"，而且能做出精辟的讲解。按说，他应该符合"大师"的标准了。但是他却不止一次感慨他各方面的不足。他说，比起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如陈寅恪）来，他明显地存在着如下之欠缺：1、渊博之学问，2、深邃之思想，3、卓越之识见，4、奇特之志节。当时我对同学说，吴宓先生具有的，加上他所欠缺的，应该就是一个大师所应具备的"综合标准"了。所以我给"大师"提了几条标准现在再说一次做参考：超人的德风、超人的学识、超人的思想、超人的志节、超人的文采。最近，通过对清华先贤们的进一步研究，我还萌生了这样一些想法，我认为，古往今来，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大体上可以分为圣、哲、贤、士四个层次。"士"指一般读书人，可不具说。"圣"者，圣人也。过去习惯地把"于事无不通"或"道德修养造乎极地"者方可称为圣人。这样高的标准在今昔清华人中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担当。"贤者，多才也，有善行也"。梅校长所说的"大师"，其实是指这样的人；老一代的清华学人中，大多数属于这样的人。在老一代清华人当中，还有若干"才能、识见超乎寻常"的人，我把这一类人归为"哲"，这也是我所认为的大师。在样的人在老一代清华先贤中，为数也是不多的，5-6人而已。
陈：同是在《大学为什么》一文中，梅校长针对当时国内的情形提出学生的努力学业与搞学潮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象这样的说法当时还有：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几乎是当时清华教授们的普遍看法。在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读书的目的固然可以说是为了救国建国，但是做教师和做学生的，读书（教书）才是第一要义，不能让所谓救国的口号压倒读书的过程？
黄：是的，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这是符合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读书救国"的思想的。实际上，抛开学生运动背后的党派色彩不论，学生运动与校当局之间的诸多"矛盾"和意见分歧，大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你上面引用的那段话，反映的就是这种分歧。当时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有主张停课搞军事训练，必要时开到前线杀敌的。闻一多说的比较直接，他说：到前线打仗，那是大兵的事。一个大学生的价值比一个大兵的价值高多了。梅校长基本上是同情并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的。就在"就职演说"中，他就叮嘱学生"时刻不忘救国的责任"。但他不能放纵学生放下书本去搞运动。另外，大学校长是政府委任的，从组织上讲，他必须听命于政府，政府当局当然希望他站在自己的一边阻挠甚至镇压学生运动。事实上，当时也确有的学校当局带领军警到学生宿舍捕人的。当然，大多数校长没有这样做，特别是清华的梅校长，他总是从卫护学生的安全出发，想尽办法同政府当局周旋，如当军警冲进学校抓人，逼着校长要学生名单和住处时，他就给他们一纸过时的名单；当"特别刑事法庭"传讯学生时，他就把要抓的名单公布出去，名义上是要他们去投案，实际上是通知他们躲藏起来。但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只要出了危险（包括被抓走），他总会毫不迟疑的挺身而出，千方百计地加以营救，甚至不惜以"去留"去捍卫师生的安全。这方面的例子不是举不胜举的。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上一篇文章： 大楼与书桌

  • 下一篇文章： 教育的公平性正在趋向恶化：几位前大学校长、教委主任的忧虑和呼吁
    		•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注】本站文章均已注明来源，凡未注明来源者均属本站资料。请转载者在转载时注明出自“梅贻琦网站”！否则，本站将追究责任！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 Copyright© 2002-2005 PowerEasy V4.03 网络供应VS虚拟主机提供：68互联【赞助：罗承】
    站长：龙美光 昆明江岸小区.云南民族中学 邮箱：longmeiguang@163.com 邮编：650221 滇ICP备05002034号
    站长电话：0871-6599831 站长邮箱 站长声明 QQ：378179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