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也是清华大学最著名的校长。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到1949年短短的一二十年间，清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形成了其独特的“清华精神”【1】，这一切又与梅贻琦校长长校期间大力实施和贯彻其教育理念和思想分不开的。然而长期以来，这个清华历史上被誉为“终身校长”的重要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尘埃遮盖下的历史盲点，这与清华大学在中国当今高等学府中的地位和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合。因此，揭开历史迷雾，透视梅贻琦校长长校其间的教育思想及其在清华的实践很有必要。本文正是从这一方面来进行尝试。
                         
一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校，创办于1911年，当时名叫“清华国立学堂”（Tsing HuaCollge）,系因校址设在清华园而得名。他在美国通常叫做“赔款学校”，因为它有“庚子赔款”的历史背景，因此老一代清华师生都称自己的学校为“国耻纪念碑”。【2】1900年，美国参与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清政府战败，翌年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该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向列强支付巨额赔款，即白银4.5亿两，加上“利息”共达9.8亿两。美国从中分得了3200多万两，约合2400万美元。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认为赔款“原属过多”，借以与清朝政府进行交涉，要求把“多余”部分退还给中国。其真正的用意正如一位美国大学校长在一份致其总统的备忘录中所说，“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的收获”【3】，“我们现在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4】，“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5】（A.H.Smith:Chian And America Today,1909年美国版）。于是“美国决定以庚子赔款的半数（约为1100万美元）还赠中国，捭贵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6】。美国决定自1909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退款办学”政策。这一政策规定清政府在最初几年必须办好以下两件事:第一，自“退款”第一年起，连续4年，每年至少派出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第二，同时应着手“在京郊清旷地方”筹办一所“肄业馆”，招收符合条件的学子接受训练，毕业甄审合格者全部派赴美国留学，接受高等教育1 909年8月在北京招考了第一批47名学生，梅贻琦即为此批学生之一，考试成绩名列第6以后，游美学务处又于1 910年、1 911年分别招录了第二批70人、第三批63名以及“幼童生，’l2名分别派遣往美国这4批学生校史上统称为“史前生”，或“直接留美生”梅贻琦与清华的“血缘”关系即由这时开始。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出生于天津，我国现代最优秀的教育家之一。祖上曾为“津门巨族”，至清末家道中落。1904年，梅贻琦以世交关系入天津南开学堂读书，为南开第一班学生，在校期间一直学品皆优，南开毕业后，梅贻琦按校章被保送至保定直隶高等学堂。1 909年夏，恰逢游美学务处在京招考首批庚款留美学生梅贻琦决心应试，终以优秀成绩考取。接着他于10月份入美国吴士脱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1914年获工学士。翌年回国任教于清华。1921一1922年，由清华派往美国进修一年，并获工程硕士学位。1922年10月，回到清华园任“物理系首席教授”。此前，由于“退款办学”这一历史背景，使得早期的“清华文化”不可避免的具有双重性格——或浓或淡的半殖民文化性格和强烈的爱国自强性格。。因此历代清华人都在与美国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去争取清华的独立。正如冯友兰所说：“清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步一步的历史过程，这个历程就是中国学术独立的历程，就是中华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不只表现在对外方面，而且历代清华学人也不断地与当政者的干涉校务进行顽强的反抗，从而来获得清华在学术和思想地位上的独立。正是在20年代后半期中国的政治一片混乱之时，各种政治势力角逐中原，他们也纷纷想染指清华学校的事务。清华师生联合起来进行了反抗，爆发了空前浩大的“三赶校长”的学潮。1930年外交部指派的吴南轩校长之后，众人皆推当时正在美国的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历史的巧合与机缘同时落到了他的身上。他从当初的清华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到留美学生监督直至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从此，梅贻琦凭借自身的经历及其中西合璧的教育理念，在清华园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沃土上演绎了别样的人生。
                                
二

      梅贻琦是一位实践型的人物，1931年起，他担当“驾驶”清华大学这艘“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的“船”“坚忍前进”的历史重任。梅贻琦虽不爱说话，以“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7】为座右铭，有“寡言君子”之称，但“他是个有很高理想的人”。 “他毕生的理想是教育，实现这个理想的对象是清华”。其论著很少，迄今所见到的入《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大学一解》及《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三文，其余大多系对师生的讲话与工作报告【8】。从他的言行之中可窥见他的教育思想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重要部分。
      （一）教育的目的。梅贻琦青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处于为难之际，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状况并未发生令人满意的改变，内部仍然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外部仍然受到列强的压迫。梅贻琦也像其他有识之士一样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梅贻琦在中国完成初、中等教育后，作为庚子赔款第一批留学生之一，于1909年赴美就读吴斯特工业学院(worcestor Polytechnic Institute)电机工程专业，五年后获得工学硕士学位。后又有两次分别在美进修和任职，因此，梅贻琦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求学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人才对于救国救民的重要性。因此早在1927年，他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一文中就指出了自己的办学方针：“办大学的教育方针，概而言之，可谓造就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 1931年，他又在接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言说中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9】在这里他将学术研究放在教育目的的第一位，这些办学思想都是借鉴当时盛行于美国的两大办学思想：大学是研究中心和大学应该为社会培养人才，而不是致力于“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为目的”【10】。
      在实践的过程中，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也不知不觉地吸纳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其集中体现在自己十年教育经验的总结《大学一解》一文中。文章开头他便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所以他认为中西教育有可同之处。他又指出中国的传统教育之最大目的在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知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也就是使个人与社会相得益彰，各得其所。在这里他并未否定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同时有借鉴了西洋的教育思想，最后借用《大学》里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与致善”一句话来阐述教育之最终目的仍在“明明德”和“新民”。“大学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为此，他主张大学应该保持“自由探讨之风气”，并引用宋代教育家胡援关于学者应“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之语论述了“学术自由”之真谛，认为:“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Freedom)而已矣”【11】。从这里可见他又将教育的目的逐渐转向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思想。“修己以安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梅贻琦的“明明德”“新民”最终还是为了大量的培养和造就人才来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这是与当时的时代需要相吻合的。这也是中西两种不同教育思想珠联璧合的新型教育目的观。
      （二）“通才教育”。这一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正是奉行和好好贯彻了这一思想，清华才能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就培养出后来在各个领域称得上是卓越的一流人才。“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近代西方大学所普通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简单说来，这种思想主张“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尤其接受普通教育，此普通教育并非专门知识的准备，而应渗透在整个大学课程中。”【12】大学课程“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分量是属于普通教育的，每个学生对于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三种，都应融会贯通”【13】。梅贻琦正是在吸纳西洋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通才观。这集中表现在他的《大学一解》中。他认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就是对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知识三者都要有“相当准备”，并能领会“其一以里之之道”和“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专才可由社会上的其他部门来培养。“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所以他一方面反对时人偏重专科的理念，另一方面又不赞成通专兼备，因为大学四年时间短促，“即令上智者亦不能兼顾”，所以大学之“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即使是工学院和工科大学，也应该以造就工业通才为目标，相应的增加通识课程，减少专业技术课程。理由是发展工业，除了技术之外，更需要运用资本、组织原料和人力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来自于人文社会学科，诸如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所以工学院的学生必须修习。所以，他长校期间，清华学生第一年不分院系，实施通识教育，第二年其选定专修学系，“且让学生就其性之所近选修旁系科目”，但他仍嫌不足，建议暂缓分院系之年限至第三年，或于第一年中增加“通论”课程。他认为大学所要造就者，不是粗制滥造的专家，而是“周闻洽见，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
      （三）“大师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4】这句话是梅贻琦校长提出的最著名的论断。它既是对中国20世纪上半期名家辈出，个领风骚的时代写照，又是清华能够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迅速崛起的又一重要原因。早在他接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言说中就指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15】“我们的智识，因有赖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于教授的inspiration”【16】，清华要想向高深研究方向去做，必备两个条件：设备和教授。设备比较容易办到，而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只能“随时随意延揽而已”。事实上他也一直很留意招揽人才，在其长校其间，清华大学成为了大师云集的一所名校。在校任教的教师大都是科学文化，学术素养很高的“博古通今，文理兼通”者。自然科学方面有翁文灏、吴有训、陈省身、陈岱孙、华罗庚、周培源、任之恭、吴大猷等：社会人文科学方面有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冯友兰、沈从文、张溪若、雷海宗、闻一多、朱自清、费孝通等著名学者、一代宗师、文坛泰斗。此外外籍学者维纳（美）、哈达玛（法）、华敦德（美）、原田淑人（日）等相继在清华执教多年，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清华大学的师资队伍，在当时的国内是无与伦比的。这些都是与梅贻琦校长的对大师重视程度分不开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又想起了梅贻琦的这句话，而且达到耳熟能详的地步，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高等院校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一些地方或学校有了钱，往往都是忙于校园的硬件设施建设，而不注重师资队伍的等软件设施建设，而且攀比之心比比皆是，大有“大兴土木”的迹象，这的确值得我们好好地体会梅贻琦校长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除了以上所论述的教育思想外，“思想自由，学术民主”“教授治校”“全人格教育”也都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就不再一一详述了。有的学者指出，梅贻琦的大学理念有三个来源：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和西方古典教育哲学； 欧美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思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思想【17】。应该说，这一概括是基本符合现实的，不过在受西方教育思想影响方面，他实际上还是从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特别是美国现代高等教育思想中吸收的东西要多些，如他的核心思想“通才教育’。另外，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渊源也是来自西方(德国)的教育思想及民主法治思想，他和梅贻琦的共同点就在于把西方的先进理念同中国的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

     如果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荡漾开来，而且越漾越远，越漾越大。今天看来，蒋梦麟将蔡元培入长北京大学喻为“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18】，用在梅贻琦入长清华大学这件事上也再贴切不过了。而“知识革命之石”就是梅贻琦校长的先进的教育思想。他使情华“不再是个政治皮球，步上了正规”【19】，奠定了清华大学在中国大学中的领军地位。
当今的中国教育界正在努力争取建立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借鉴和吸取历史经验，重新研究和探讨梅贻琦校长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1】1988年底，王窑先生在纪念朱自清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所讲：“取消的不是一个系，而是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就是“清华学派”，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葆耕等进行了不断的研究，并发掘出了“清华精神”
   【2】【6】黄延复. 《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 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第13页
   【3】【4】【5】同上，第13页
   【7】黄延复.《清华逸事》.辽海出版社，1998，第98页
   【8】转引自苏云峰.《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第46页.：梅贻琦，《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1927年）《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册1，页273——275。《赠别大一诸君》（1927年，谈科学态度），《体育之目标》（1928年），《就职演说》（1931年），《体育之重要》（1934年），《对战后清华发展之理想》（主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大学一解》（1941年，文言文，是系统深入的一篇），《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1943年，梅提纲，潘光旦代笔，有创见），以上诸文均见：黄延复和马相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页295——340
   【9】【14】【15】【16】梅贻琦《就职演说》
   【10】袁琦《梅贻琦教育思想浅析》《高教探索》 . 2002年第4期
   【11】郑华. 试析梅贻琦之大学教育理念.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2002年第4期
   【12】【13】黄延复. 《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 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第53页
   【17】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18】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角色与身份》. 《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9】转引自苏云峰.《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第49页.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1979年），页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