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梅贻琦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的领导工作，被视为清华的终身校长，积累了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主要体现在：思想自由和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民主管理学校的办学模式和勤俭办学的优良作风。这些对我们今天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仍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梅贻琦 学校管理 清华大学

    梅贻琦从37岁任清华学校教务长，开始步入清华大学的领导行列。后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清华大学校长，直至去世一直担任清华大学的领导工作，被视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在长达37年的学校管理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校管理思想。

    一、思想自由和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

    思想自由和服务社会是梅贻琦办学的两个基本指导思想。思想自由是指校内而言，是对学校内部管理遵循的基本原则。服务社会是指学校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学校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其与社会的关系是培养人才、建设国家、服务社会。只有坚持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才能造就符合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最终达到推动社会前进的目的。因此，思想自由与服务社会是有密切联系的。

    (一)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也称学术自由，是梅贻琦办学的灵魂。他认为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前者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的。他在1932年欢迎新同学时指出：“请君要拿出恳求的精神，切实去研究。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谨慎，不要盲从，不要躁进。”独立思考不盲从，是做学问的根本原则，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由此出发，梅贻琦把“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作为思想自由的准则。他说：“大学之设备，可以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这是因为要实现大学“新民”(改造社会)的重任，则“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职思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绦，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这就是梅贻琦办学采思想自由政策的理论基础。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与闻一多、吴晗、潘光旦“谈时局校局颇久”后，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可视为这一思想的总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这就是清华在梅贻琦治理下，步入中国一流名牌大学的关键所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梅贻琦的确实现了他的理想，使清华成为继北大之后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

    梅贻琦学术自由的思想确实贯彻到了他的办学实践中。据清华教务长吴泽霖回忆：“梅先生办学，一贯主张学术自由，对不同思想兼容并蓄，校方不应干预学生和教师的政治思想。”据清华学生林从敏回忆：“梅校长主长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的政治思想。”相反对政府干涉学术自由之政策给予坚决抵制。20世纪40年代，为加强党化教育，政府加紧对大学的控制。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这份决议由梅贻琦转呈教育部)，对专制的党化教育提出公开批评。指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唯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文章虽不出自梅贻琦之手，但由他亲呈教部，表明文中观点他是同意和支持的。这篇文章在当时被视为“民主教育思想”与“专制教育思想”的公开决裂。表明了梅贻琦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即使顶头上司教育部违背这一原则，也毫不留情地抗争到底。

    由于梅贻琦较好地贯彻了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使他主政的清华大学，校长与教师、教师与教师、学生与教师之间形成平等讨论学术问题的良好风气。校内各种讲座、讲演经常不断。有讲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有讲共产主义制度优越的。1933年当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之时，冯友兰从苏联归来大讲苏维埃政权的各种优越性，并结论说：“苏俄实为进步的国家，所谓唯物史观，吾等决不应轻视，因有绝对真理存于其中。”在四十年代，梅贻琦容许被国民党深恶痛绝的吴晗、闻一多等进步教授在校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据冯友兰回忆：“联大没有因政治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原因干涉学术工作。”因此，当年的清华园(以及联大校园)的教授群中，既有老资格的共产主义派(张申府等)，也有“战国策派”和“野玫瑰派”(雷海宗、陈铨等)；既有早期国家主义派(罗隆基等)，又有三民主义派(周炳林、姚从吾等)。同一个冯友兰，既可以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又可以响应蒋介石政府的号召开设与《中国之命运》宣传相呼应的“伦理学”。而他们的学术地位始终得到尊重，人身安全始终受到保护。之所以如此，关键是有一位梅贻琦这样的“同情民主制度”的校长。1944年，国民党政府曾暗示联大解聘闻一多等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一些“部订”教学上的规章制度，也因广大师生的抵制而流于形式。总之，在梅贻琦主持下，清华大学始终成为一所民主自由空气十分浓厚的学府，后发展成为“民主堡垒”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服务社会

    梅贻琦的办学宗旨是服务社会，培养建设国家的实用人才。他在1927年《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中明确指出：“清华大学的教育方针，概括言之，可谓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这成为梅贻琦发展教育的终生指导思想。在1932年的毕业生典礼上他指出：“诸位将来投身社会之后，是否能如我们的期望和诸位自己的抱负，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材，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我们大家现在都要认清了这个目标——成为社会上有用人材——就本着这个目标分别努力，以求其实现。”本此目标，梅贻琦不断调整办学内容，以期更符合社会的需要。1933年，针对当时情况，加强实用科学研究。他说：“近来国人提倡科学运动的日多，实因我国对日作战，非忠勇之气不能过人，徒以科学逊色，武器不及，为未能克敌致胜之原因。我们要从速研究实用科学，以供国家需要。”为此，梅贻琦于1934年倡设“特种研究事业”，呈文教育部“鉴于国内需要，拟即举办特种研究及理工特别设备。”提出增多有关国情课程计划；举办航空讲座；进行水利研究和工业化学设备研究。在谈到增多有关国情课程计划时指出：“拟多设有关国情之课程，俾得造就青年，益切实用。”其他的几项特种研究，也是为了建设国家的实际需要。这些特种研究事业，在抗战时期发展为5个特种研究所，分别是：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金属学研究所、农业研究所和国情普查研究所。在当时，都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高科技，对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建设国家，服务社会的原则出发，梅贻琦办学密切联系当时中国实际，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决不搞花架子。这在他创建工学院和农业研究所时体现最充分。梅贻琦创办工学院的原因，一方面是奉教育部命令，“一方面是应社会的需要。”因此，他决定工学院的政策是：“应当注重基本的知识。训练不可太狭太专，使学生有基本技能，而可以随机应用。此类人才，亦就是我国工业界所需要的。”社会需要使梅贻琦创建了工学院，同样是社会需要决定了他办工学院的政策。梅贻琦在创办农业研究所时更体现了这一宗旨。早在1933年，教育部就曾令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创办农学院。梅贻琦认为：“培养农业人材之始，应先对农业亟宜改良之各项问题详加研究，以期洞明其相，及研究稍有基础，然后按照需要设系招生，施以相当训练，停学成后能在乡间作推行改良之实际工作，则效验可收，复兴可期。否则农科人材虽已养成，不能深入乡间，致于衰落之农村毫无裨益，则非国家提倡农业教育之本质矣。”有鉴于此，梅贻琦没有创办农学院，而是创办农业研究所，对农业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先办农事试验场，聘请专家研究关于农科之各项重要问题，研究得有结果，再行设法推行，使农民得以利用。”经调查研究，清华农业研究所“择他处尚少注意之病害、虫害两方面，为第一步研究标的；亦因北平一带富有果产，受病害、虫害亦甚多，如能就近解决，亦增加生产之一补。故先着手于此。”从梅贻琦创办工学院和农业研究所的情况看，他办教育是非常慎重的。新专业务必设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要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有的放矢，目标明确。这样，培养的人，才能立足于社会，为社会所欢迎。这是梅贻琦务实精神的体现。

    二、民主管理学校的办学模式

    梅贻琦自1925年被选为清华教务长，即致力于学校管理的民主化、制度化建设。任校长后，更是不顾其权力必然受到削减的可能，“变本加厉”地完善清华大学的民主管理体制，这是他一贯作风民主的结果。据清华法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授回忆：“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询教师意见，这也和他的谦逊平和的性格有关。”因此，虽说清华在梅贻琦之前已有民主治校的态势，但最终使民主管理成为定制的是梅贻琦。朱自清是这样评价的：“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十八年。……但是这个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觉得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梅贻琦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吾从众”，并把自己比喻为京剧里的“王帽”，意思是虽然锦袍玉带、前呼后拥，其实并非主角。这不是梅贻琦自谦，而是他真正把自己纳入了民主管理的体制之中。

    梅贻琦民主管理学校的核心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就是在学校管理中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让其参加具体的管理学校的工作。教授治校的组织基础是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同时存在。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其职责是：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和学风改进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和学位的授予；建议于评议会的事项及由校长或评议会交议的事项；互选评议员等。教授会不经常开会，但对校内发生的大事是主动过问的。教授会由校长(无校长时，由执行校长职务的校务会议)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可以自行建议集会。校务会议由校长主持，教务长和各院长参加，它是学校的行政审议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议决一切通常校务行政事宜，协调各学院、学系间的问题等。评议会是这个体制的核心，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互选之评议员若干人组成。互选之评议员人数比当然成员的人数规定要多一人。同时各院院长都由教授会从教授中推荐，教务长习惯上也由教授中聘任。评议会实际成为教授会的常务机构。其职能包括：议决大学的重要规章制度，审议预决算；议决基建和其他重要设备；议决学院、学系的设立或废止；议决选派留学生计划和经费分配；议决校长和教授会交议的事项。学校的主要法案、章程也都由评议会发起动议、制定，它还是校长的咨询机构。可见，评议会是校内最高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其决议对学校各级行政领导有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所谓“教授治校”是通过评议会的职能和作用来体现的。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下，为清华大学创造了一个宁静、宽松的教育环境，对清华大学“黄金时代”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对此陈伤孙教授是这样评价的：“在清华实行了十八、九年的校内领导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环境下的产物。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民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这一体制的确立和巩固，是和梅贻琦先生作风和支持分不开的。”现在看来，这个评价是相当公允的，它充分肯定了梅贻琦在教授治校管理体制形成并最后确立中的作用。

    在民主治校中，梅贻琦特别注重法制的作用。他长校期间，别人称之为“无为而治”，他本人则常以“吾从众”自喻，其实质则是他一生奉行不渝的法制思想。民主与法制是一对孪生兄弟，只有奉行法制，才能更好地发扬民主。梅贻琦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任校长期间，凡校中大事，无不设有专门的立法机构，订有完善而具体的规章制度。据刘述礼等编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附录来看，收入梅贻琦遵行或主持制定的规章制度，如《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研究院章程》、《图书馆委员会章程》等多达59件。对清华大学的各种制度都作了明确规定，使学校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譬如在学校高层领导方面，仿效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三权分立”制度，使校长、教授会、评议会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使任何人都无法独断专行。这种权能分立、互相制约的管理体制，对于想独断专行的校长会感到处处碍其手足，但对梅贻琦，这一切不仅没妨碍他管理才能的发挥，相反却使他摆脱了不必要的纠缠和干扰，安心去实现他的理想。“一切照章办事”，除此之外，他手中决无任何超越权限之外的诸如“校长特批”、“校长专款”之类特权。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吗?

    民主治校不是松散管理。相反，梅贻琦对学校管理是相当严格的，这在对教师和学生的管理中体现最充分。梅贻琦对进入清华的师生均有严格的标准，而且形成制度。使一些不够格，而想通过不正当途径进入清华的人不能“越雷池”一步。教师入聘，须经校内最高水平的聘任委员会认可，否则，任何人都休想混入清华教坛。学生入校，一律凭入学考试成绩。梅贻琦与秘书约定，凡是这类求情信件，不必呈阅，也不必答复，搁在一旁，“专档收藏了事”。他的女儿就因不够清华录取分数线而入了其他学校，谁还敢在这方面网开一面呢?在教学管理上，要求教师上课不能迟到和无故缺席。教师上课要点名，并根据教务通则第33、34条规定，“学生一学期内，无故缺课(体育及军事训练在内)满16小时者，由注册部予以警告。满20小时者，由注册部报告教务长，酌予训诫。训诫后仍无故缺课5小时者，即令休学一年。”“一学期中因任何事故于某学程缺课三分之一者，不得参与该学程之学期考试。该学程成绩，以零分计。”在学校和教师的严格督促下，一般学生不敢轻易旷课，使学校维持了良好的教学秩序。梅贻琦治校严格的另一表现是当时清华大学对学生的淘汰率极高。梅贻琦任校长之初，理学院对学生的淘汰率最高达60％，最低也有42％。工学院最高59．4％，最低32％。淘汰率过高使学生学习紧张、压力过大，但对保证清华的学生质量，形成良好学风，无疑有巨大促进作用。

    三、勤俭办学的优良作风

    勤俭办学是梅贻琦一贯坚持的原则，这与他生活俭朴和廉洁奉公的高尚人格有直接关系。

    梅贻琦生活俭朴是非常著名的。他早年生活清苦，家庭负担重，每月收支精打细算，连买一个小物件也在帐本上记得清清楚楚。抗战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委员，却“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他的夫人韩咏华卖过点心，儿子的眼镜丢了，却没钱再为他配付新的。做为名大学校长，有时不免参加一些官场聚会，但对一些现象每每流露出不满之情，常在日记上有所表露。如1941年10月13日，他写道：“晚×××请客，在其办公处，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饮食之余，不觉内愧。”1943年1月27日又写道：“晚赵××夫妇饭约……酒肴均极丰盛，或太费矣！”1948年，梅贻琦离开大陆后，客居美国纽约。那时，全部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都掌握在他手里，但他住的公寓却“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他自己每月仅支薪300元，家庭生活相当拮据。俭朴的生活作风，直接影响了梅贻琦勤俭办学工作作风的形成。

    建国之前，清华大学的经费是较充足的，“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持。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图撙节与经济罢了。”“力图撙节与经济”成为梅贻琦使用清华基金终生奉行的原则。他多次表示“当此困难严重时期，各事更应力求节省，期以最廉之代价，求得最高之效率而已。”“惟有以最经济之标准，应最迫切之需要，庶费不浪用，而事无不举可已。”对于学校经费较宽松而能做到如此节俭，实属难能可贵。它是梅贻琦崇高人格的体现。

    无论何时何地，梅贻琦治校都注重一个廉字，勤俭办学未尝一刻忘怀。首先，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他初任校长，一住进清华校长住宅(甲所)，就主动放弃了过去校长所享有的几项“特权”。家里的工人自己付工资，电话费自己付，不要学校无偿供应的两吨煤。他认为：“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1928年，他奉派去作留美学生监督，是因为那里的经济发生了混乱。他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从自身做起，力行节俭。冬天全楼的温暖全靠地下室的一只大火炉供应，司机和烧炉工合为一人，他经常下地窖去从炉子里掏出有用的煤渣。抗战期间，他同一般教授一样住在租用的民房里，阶沿上摆几把椅子就算客厅。他常用孔子“饱受波折，东奔西跑，栖栖惶惶，被困于蔡，绝粮于陈，但对教育事业始终如一”的事迹自勉和鼓励他人，坚守自己的岗位。

    其次，精减机构，减少开支。梅贻琦长校期间，总是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必要的办事人员减到最低限度。他常说：“因事设人效率高，因人设事扯皮多。”因此，他从不虚设一个可有可无的岗位。当时教育部曾为国立大学制定了一套统一的人事编制。梅贻琦嫌其机构重叠，员额繁多，未遵照执行。在他任内，校长、教务长、训导长、秘书长、院长、图书馆长、体育部主任等各级行政领导干部都没有设立副职。各学系都没有专职的办事人员，一般教授都担任二至三门课程。这样既减少了学校的经费开支，又提高了办事效率，是当前高校改革中应吸收借鉴的。

    第三，调节经费，用于关键。梅贻琦一生都在与“庚款”打交道，以其清醒的头脑和廉洁的作风，在使用经费方面也成为令人叹服的典范。一般而言，清华经费是相对充裕的，但随事业的发展，经费也颇感捉襟见肘。“数年以来，事业扩充，突飞猛进，范围年有增加。如工学院之成立，如农业研究所之增设，为需款之尤多者，而经费之总数，依然如故；以是一切开支，至感拮据。虽然国内经济状况萧条已极，吾人处此，一方面对于事业固不能不力图发展，以应国家社会之需要，一方面于经费之支出，则惟有权力调节，节彼就此。以求得更高之效率而已。”所谓高效率就是要把钱“撙节花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在这方面，梅贻琦做得非常好。寓美期间，他掌握着清华在美的全部基金。有人劝他把这些钱用在台湾，梅贻琦表示“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经慎重考虑，他用这笔钱创建了清华原于科学研究所，使原子炉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为推动中华民族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梅贻琦坚持勤俭办学的原则，且率先垂范，使清华大学形成了俭朴好学的优良学风。梅贻琦对此做了充分肯定。“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袴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校长率先示范，教师群起响应，学生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看来，俭朴好学的校风也是非常应该提倡的，它对于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