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之扩展为大学，始自民国十四年，至今不过十年。 过去五年，正为大学成长充实的重要阶段。此五年中吾人 所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吾人常言，大学良箴，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是以 吾人之图本校之发展，之图提高本校之学术地位也，亦以 充实师资为第一义。至其实况，可于下列三事见之。……总之，师资为大学之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亟也。

　　凡一校之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 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易《四书》中两 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吾还是这样想。因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导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 导学生如何作人，因为求学与作人必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 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作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清华在国内的大学中，是被认为比较完善的。外人评论之点，有谓地势优良的，有谓建筑宏大的，有谓图书设备充 足的，还有谓经费宽裕的。实则就以上各点论，尽有别（的）大学胜过清华的。尤以经费一层，有好几个国立大学是多过 清华的。但是吾们所最注意的，同时亦愿诸君认为是更宝贵 的，就是领导诸君工作的师资。

　　而梅贻琦的关于师资的说教，是以下列理论为基础的：

　　1．知、情、志——培育“全人格”的三个基本环节

　　梅贻琦认为，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应把培育学子的知 （知识）、情（情绪）、志（意志）作为三个基本环节。而当年（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教育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概多侧重于“知”的 一面，而极大地忽略了“情”、“志”两个方面。即便是从“知”的这 个片面上看，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 之功不得二三。”梅贻琦认为，通常所说的“治学精神”、“思想方法”等，似乎只属于求知一方面的“心理生活”。其实不然，它与意志之坚强与否、情绪之稳称如何均有极密切的关系。治学贵严谨，思想忌偏蔽，而这一切除非意志坚定和用情有度的人是办不到的。他写道： 　

　　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 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 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 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 所收修明之效，固已极有限也。然即就知之一端论之，目前 教学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扩充者。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故贵在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斯能收自新之效。所谓举一反三者，举一虽在执教之人，而反三总属学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学，恐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明明德之义，释以今语，即为自我之认识， 为自我知能之认识，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而执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尽，过此即须学子自为探索，非执教者所得而助长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孟子有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诱或善喻之效也。今大学中之教学方法，即仅就知识教育言之，不逮尚远。此体认不足实践不力之一端也。

　　2．“以善先人”之教

　　梅贻琦进一步分析说，优秀的教师，不但要善于用循循善诱 的方法引导学生攫取知识，而且应在情、志两方面均作出榜样， 树立楷模。既如此，教师本身即须在“意志锻炼”与“情绪裁节”方 面具有相当的修养工夫，而且能“于日常生活中予以自然之流 露”，使得“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他认为，古人之所谓 “身教”，所谓“以善先人”之教，所指大抵就是这两方面的属于品 格范畴的教育，而与知识之传授无甚相于。他说：

　　至意志与情绪二方面，既为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则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为教师之树立楷模，二为学子之自谋修养。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为教师者果能于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工夫，而于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谓身教，所谓以善先人之 教，所指者大抵即为此两方面之品格教育，而与知识之传授 不相干也。治学之精神与思想之方法，虽苦完全属于理智一 方面之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之坚强与情绪之稳称有极密 切之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忌偏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 有度之人不办。孟子有日，“仁义礼智根于心，则其生色也， 时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日根于心 者，修养之实；日生于色者，修养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设学子 所从游者率为此类之教师，再假以时日，则懦染所及，观摩所得，亦工复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学记》所称之善喻，要亦不能外此。试问今日之大学教育果具备此条件否乎？曰否。此可于三方面见之。上文不云乎？今日大学教育所能 措意者仅为人格之三方面之一，为教师者果能于一己所专长之特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为明晰之讲授，作尽心与负责之考课，即已为良善之教师，其于学子之意志与情绪生活 与此种生活之见于操守者，殆有若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历年既久，相习成风，即在有识之士，亦复视为固然，不思改作，浸假而以此种责任完全倭诸他人，日“此乃训育之事，与教学根本无干”。此条件不具备之一方面也。为教师者，自身固未始不为此种学风之产物，其日以孜孜者，专科知识之累积而已，新学说与新实验之传习而已，其于持志养气之 道，待人接物之方，固未尝一日讲求也。试问己所未能讲求 或无暇讲求者，又何能执以责人？此又一方面也。今日学校 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于不相谋面，军兴以还， 此风尤甚，即有少数教师，其持养操守足为学生表率而无愧者，亦犹之犊中之玉，斗底之灯，其光辉不达于外，而学子即有切心于观摩取益者，亦自无从问径。此又一方面也。

　　3．从师受业，谓之从游

　　梅贻琦认为，今日大学之师生关系，仍应如古人那样：“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即建立一种“游于圣人之门”式的师生关系。他说：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日：“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