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梅贻琦，字月涵，天津人，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月涵于一八八八年生于天津。读小学时总是考第一名。一九○四年月涵十五岁，以世交关系进入严范孙氏家塾(天津南开学堂前身)学习。我家与严家也是世交，我十岁那年(一九○三年)进入严氏家塾读书，这样我就知道了月涵。

一九○八年，月涵在南开学堂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读书，时年十九岁。月涵在保定学堂还未读完一年，就考取了留美学务处的首批留美生，名列第六。

月涵在美国攻读了四年。在此期间，他的父亲一直失业，天津家中生活十分拮据。月涵在美节衣缩食，把本来就很少的生活费节省下来，寄给家里补贴日用。一九一四年月涵于吴士特工学院毕业，本应继续在美进研究院，但因家中生活困难，父母命他回国就业赡养家庭。

月涵回国后，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任干事。那时我任教于幼稚园，业余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每遇请人演讲之事都是找月涵联系，这才正式与他相识。

二

一九一五年清华周治春校长聘月涵为清华学堂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半年后放暑

假时，月涵回天津去见张伯苓先生，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愿意换个工作。张先生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月涵照老师教导，老老实实回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是他晚年在美闲居时告知我的一段趣闻。我说：“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月涵在清华工作后，家中的困窘才得到缓和。但直到后来二弟贻瑞师范大学毕业，到师大附中任教时，他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婚事。一九一八年，由严范孙、卞肇新为介绍人，我们订了婚，次年六月举行了婚礼。那时他已三十岁，我也年过二十六岁，这在旧社会可算是结婚相当晚的了。我记得我们订婚的消息被我的同学陶履辛(陶孟和的妹妹)听到后，急忙跑来对我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我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就这样，我便开始了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四十三年的共同生活。

三

婚后，我们在北京香炉营头条租了一个小后院。当时公公婆婆还在天津，月涵住在清华的单身宿舍，只在周末回家。他把月薪给父母寄去三分之一，三个弟弟读大学给三分之一，我们的小家只留用三分之一。我作为他的妻子，他给多少钱我就过多少钱的日子，从不计较，也绝不干预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月涵作为长兄，一直供弟妹读到大学毕业。月涵在弟兄中的威信很高。他从不发脾气训人，但弟弟们都对他心悦诚服。他们之间十分和睦友爱，感情极为深厚。

一九二○年，我们的长女祖彬出生。第二年，次女祖彤尚未出世时，月涵又取得清华公费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深造的机会。一九二二年，他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在欧洲作短期游历后归国，九月回到清华继续任教。当年秋天，我们的家迁入清华园南院(现称照澜院)。

这一时期，月涵下班后得以回家和儿女们共同生活了。从这时起我才逐渐了解到他的性格是很温和的，对孩子们很耐心，虽然很喜欢孩子，但绝不宠爱娇惯他们。记得三女祖杉还在襁褓之中时，月涵不让抱着，怕惯坏了孩子。他下班回来后把放着祖杉的柳条箱挎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一走，就算是哄孩子了。他不许孩子们挑食，吃饭时每人给一小盘菜，不适合孩子吃的东西就不给，喜欢吃的还可以添，但盘里的一定要吃掉。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了好习惯，成年后遇到困难的生活环境都能适应。我这做幼儿教育的人，有时气急了还打过孩子，也曾把孩子锁起来以示惩戒。而月涵却从不打孩子，也从不急躁。他批评我说：“你忘记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了。”

四

一九二八年，月涵被派往华盛顿，接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管理清华大学的在美留学生。他为了节省经费，简化了监督处的办事机构，精简了人员。他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并将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助理员改为半日工作，只管搞卫生。饭由我来做，不给报酬。秘书何培源兼管买菜，也不另给报酬。

月涵不赞成在美留学生到社会上去参加娱乐活动，不赞成学生去舞场跳舞，因而尽量把监督处办得好些，使学生们乐于来此。假日，他也允许学生们在这里打打桥牌，搞些健康的文娱活动。

一九三一年冬，月涵任清华校长。那时的清华并不设副校长，所以他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但也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以前，清华的学生和教师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月涵：“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校长?”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所以有人说：“梅校长不爱说话，可是说起话来很幽默。”有一次外出，同车中有月涵、贻宝弟、卫菊峰先生夫妇和我，一路上贻宝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卫太太说：“贻宝啊，怎么校长不说话，你那么多话，你和校长匀匀不好吗?”月涵慢腾腾地说：“总得有说的，有听的，都说话谁听呢。”他就是这样，为人严肃，回到家里对公事和人事问题只字不提，有人来家谈公事时，我和孩子们都不参与，所以我们对他的教育工作、社会活动以及清华的内情了解很少，别人问到我什么，都无可奉告，有时反而是从别的教授夫人处听来只言片语。

五

月涵担任校长后，他的生活几乎就只有做工作，办公事，连吃饭时也想着学校的问题。他对生活要求很简单，从不为穿衣吃饭耗用精力，也不为这些事指责家人。我们住在清华校长住宅甲所时，宅旁有一小片土地，月涵把它辟为小花园，每天清晨起来去收拾花草，既是爱好，也是锻炼身体。

任校长期间，月涵廉洁奉公的作风仍象在监督处一样。过去甲所住宅的一切日用物品包括手纸都是由公家供给的，有公务人员按时送到。月涵继任后一切全免，公私分清，私宅的一切自己掏钱。我和月涵一起进城时可以坐他的小轿车，我一人进城时永远乘班车，从未要过他的小车。

西南联大时期，月涵更加忙碌，以至于在一九四○年九月，月涵的母校吴士特工学院校庆时，来信邀请他去美接受工科荣誉博士学位，他都没有时间前往。月涵一到昆明，就把校长专用的小汽车交给学校公用了。他经常和孩子们一起安步当车，走一段不近的路。

抗战时期，不仅学生生活很艰苦，教授的生活也不宽裕。我们和潘光旦先生两家一起在办事处包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教授们的月薪，在一九三八、三九年还能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去卖。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做好，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糕的事。

月涵一向忙于校务，家里人怎样生活，是否挨饿，他全然不知。直到看见我们这样疲于奔命地维持生活，他才着了急，向重庆政府教育部为大家申请了一些补助。还有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补助联大的学生，我们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月涵却不让领取补助金。我当时参加了昆明女青年会的活动，参加活动的还有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等。大家要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我备饭时，确实没有钱，就在大西门旁铺一块油布摆个地摊，把孩子们长大后穿不上的小衣服、毛线头编结的东西以及我自己的衣服等摆上卖，一个早上卖了十元钱，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这样，梅校长夫人摆地摊的事也就流传出去。当然这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一九四三年，美国陆军大规模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需要大批翻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都被征调去服务，学校号召其他学生自愿参加。我们的独生子祖彦那时才十九岁，也报名参加了。对这件事传说不一，有人说梅校长带头送子参军作为号召；也有人说祖彦要去，家里不同意。这都不是实际情况。据我所知，月涵在学校对教授、学生有民主作风，在家庭对妻子、儿女也同样，一切根据自愿，合理的就支持，从不强迫命令。所以祖彦参军和别的学生完全一样，是自愿去的，月涵既未主动提出，也未拦阻。正象对待我的工作、学习问题一样，月涵都是尊重我个人的意见，不大干预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我在清华曾旁听了一段时间陈福田先生的英语、钱稻孙先生的日语和金岳霖先生的逻辑学，事先曾征求月涵的意见，他不反对，但要求我既想学就要把课程坚持学到底。据我所知，月涵也从不托人情去办什么私人的事情。

在昆明期间，月涵虽然仍象在北平清华时一样地忙于校务，但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忧愤山河沦陷，思念亲朋故旧和他付出了心血的清华园。一九四四年三月，他得知老母病故于北平，无法奔丧，十分悲痛。他一生不喜以诗文抒发感情，只是作作演讲，因此留下文字很少。但在一九四二年却有与顾毓琇先生唱和之句，诗中有“点苍雪浅攀登易，长白云低望见难”，以及“回忆园中好风景”、“五年漂泊泪由衷”等句，可见当时他心情之一斑。

六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月涵乘飞机去南京，后经上海、广州、香港，转道巴黎，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到了美国。我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也从香港到了美国。一九五五年底，月涵前往台湾。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他因患骨癌去世，终年七十三岁。一九七四年夏，我回国观光。一九七七年六月，我终于叶落归根，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定居在北京。

(秦薇整理)

(韩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