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与婚事 　　

　　梅先生名贻琦，字月涵，一八八九年生于天津。他们这个梅姓，据家谱上说，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武进北迁，来负责驻防天津卫的。不过到清朝末叶家道早已中落了。到他这一代共有兄弟姐妹十人。他在弟兄中排行老大。他父亲虽考取了功名，但始终不得志，家境清苦，失意之下，常吸鸦片烟。 　　

　　梅先生一九○九年考取清华第一批官费留美。十月到美国，次年入美国吴士脱工业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五年后回国。出国前，家里给他定了婚。回国后，看到家里困难，他就毅然退婚，单身工作好几年，担负着养家的重任。甚至成家之后，还拿出薪水的三分之二赡养父母，照顾弟妹。直到三弟贻琳做事之后，帮助一点家里，情况才稍许好转。 　　

　　说起梅先生和我的婚事，还得先说说我的“家世”。我们韩家原籍安徽。前十代搬到天津。梅先生的叔祖和我祖父是世交，因此，我们彼此熟悉。我父亲与严修(严范孙)先生也是世交。我们家里房子不够住，父亲向严老借房住，一住就是十几年。 　　

　　我们弟兄姐妹七人，都在严老门下读书，是严老培养起来的。我十三岁上幼稚师范，十六岁毕业后在幼稚园当教员。哥哥振华留日归国后主张送我到金陵去继续读书，父亲不同意，说是严老培养起来的人，应给严老效力。于是我在幼稚园工作了八年半。 　　

　　再说梅先生刚回国时曾在基督教男青年会当过干事。当时我在女青年会当学生干事。我曾去邀请过梅先生来女青年会演讲，并劝他妹妹到女青年会来参加活动。后来直到在清华任教的几年中，有替他保媒说亲的，他概不为所动。 　　

　　据他兄弟说：“显然是为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了。”直到他快三十岁的时候，经严老先生从中介绍，始与我缔结婚约。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经过，仍觉得有趣。当时，严老先生先跟我父亲谈，后又跟我哥哥谈，最后由我表哥和同学出面，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梅先生参加了。事后梅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由同学转交给我。 　　

　　我把信交给父亲看，父亲说：“不理他。”所以我就没写回信。不久后梅先生又给我的同学写信责怪说：“写了信没得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我又把这封责问信给父亲看。父亲却出乎我意料地说：“好，好，文章写得不错。”父亲竟因此同意了。此后，我们便开始通信。 　　

　　我们于一九一八年订婚，一九一九年结婚。婚礼在北京东城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由牧师证婚。我们的婚礼在当时是很新式的，家里有人不满意，纷纷批评。因为我上边的哥哥姐姐都是旧式结的婚。 

二、家庭生活 　　

　　婚后，我在家当家庭妇女。八年半中生了六个孩子。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孩子们带大。梅先生在家里很少说话。关于公事，更是一句也没有。对孩子们的教育很注意，从小不让他们挑吃。吃饭时，一个孩子一个盘，把菜分给他们，说：“你们把自己盘里的菜都吃完，喜欢吃的，爸爸再给你们添，不喜欢的就不给了……”孩子们觉得条件不高，就把分给的莱都吃掉，从小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因此，他们都能适应后来在昆明那段清苦的生活。 　

　　从一九三三年开始，我在清华大学旁听了英文、日文和逻辑，前后共两年。那时我已四十岁了。后来在国外，甚至到了五、六十岁的年纪，还在夜校念英文。梅先生对我像对我们的孩子一样，十分民主，愿意工作就让你工作，愿意念书就让你念书。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一九三八年我们把家搬到昆明。那时清华已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梅先生与蒋梦麟先生(北大校长)、张伯苓先生(南开校长)组成联大常委会。 　　

　　在昆明这一段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没有三位常委的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人后己吧。为了补贴家用，联大有很多教授的夫人要做一些零活。我也和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织了一个“互助组”，自制一种名叫“定胜糕”的上海点心。 　　

　　糕是粉红色、形状像银锭，由潘夫人在乡下磨米粉、煮豆沙，并准备其它原料，我和袁夫人负责做成糕，再由我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去寄卖。冠生园离家很远，为了省钱，我总是步行，来往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又舍不得穿袜子，光脚穿一双破旧的皮鞋，把脚都磨破了，腿肿得好粗。 　　

　　这段日子是够苦的。但是我们选了“定胜糕”做为我们生产品的名字，以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念。我把卖“定胜糕”得的钱，给两个大孩子每人六十元，读中学的每人二十五元，最小的也给五元，让他们添置学习用品。后来，梅先生很觉不安，因为教授夫人们孩子多，家务忙，顾了做零工，就顾不上管家，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以后由清华工学院为驻华美军承担设计，建造房子，得了钱分给教职工贴补生活，大家的日子就过得好一点了。 　　

　　抗战胜利后，三校同人准备迁回京津。做过零工的教授夫人们，又在昆明街头摆起“地摊”，处理用不着的和带不走的东西，有旧衣、椅套、毯子和各种日用品。虽然还是“摆地摊”卖东西，但抗战胜利了，比起当年做糕时的情景，真是别有一番喜悦在心头了。 　　

　　胜利回北京时，我带大女儿祖彬和女婿经上海到北京。后来女婿又取道上海到美国去。当时祖彬留在清华大学，任英文助教。 

三、离开大陆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征集青年学生担任军事翻译员时，西南联大很多学生响应了。我的儿子祖彦也报名参加了。当时他在联大机械系二年级读书，成绩不错。老师认为他放弃学业从军很可惜，可是梅先生却没有阻止他。 　　

　　梅先生对自己的孩子，也像对他的学生一样，从不勉强，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让他们自己去选择道路。这样，祖彦在译员训练班受训期满后，又在云南边境战地当了一年随军翻译，以后又到美国。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留在美国念书了。 　　

　　北京解放前夕，我的大女婿在国外，我怕大女儿祖彬与丈夫长期分离，就跟梅先生商量，决定由我送祖彬出去。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我带祖彬及她的两个小孩搭亲戚飞机离开北京，飞往广州。之后不久又转到香港，借住在祖彬爱人的兄嫂家里。 　　

　　这时候梅先生还在北京，他为学校事务城里城外地奔波着。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他进城办事，赶上北京城被围，阻于城内，从此再没有回到清华。南京国民党政府连续来飞机接人，他搭乘最后一班飞机走了。以后，梅先生从南京取道上海到香港。在香港遇到一个法国朋友，约他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样，梅先生就离开中国大陆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梅先生飞抵纽约。以后，在华美协进社内设立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一九五五年台湾请他去当“教育部长”，并筹建新竹清华原子反应堆。十一月梅先生赴台。 　　

　　我没跟他去台湾，而是自己留在纽约。我是一九五一年携带两个外孙由香港去到美国洛杉机，又转往纽约的。六十二岁时，我开始找工作。我在衣帽工厂里做过工，在首饰商店里卖过货，还在医院里做过代班，最后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我一直工作到六十六岁。 　　

　　一九六○年梅先生患骨癌病重，我赶到台湾去看他。他住在台大医院。我白天去病房里陪护，晚上住在设在台北的清华办事处。这样，我陪了他两年。 　　

　　梅先生病危的时候，胡适之先生劝他写一个遗嘱。他不作答，显得有些不高兴。胡先生把此事告诉我，我说请贻宝弟劝劝他，因为他平时最听这个兄弟的话。但经贻宝劝说，他也没采纳。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梅先生在台大医院逝世。 　　

　　梅先生在台湾病时的治疗费和住院费都很高，台湾当局的“教育部”和新竹清华大学都不能开支这笔费用，于是先记账。 　　

　　他逝世后，治疗费、住院费以及治丧费都从前几年他七十寿辰时清华在美国、香港和台湾校友赠的寿仪里开支。 　　

　　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当时我也在场)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在场的人都很感动。后来我想，他没有个人的财产，所以也无须写什么遗嘱。 

四、关于回国 　　

　　我的儿子祖彦，于一九五四年取道巴黎，通过亲友的帮助，在人民政府安排和资助下，辗转回国。 　　

　　至于梅先生，记得当他常来常往于美、台之间的那段时间，国内有一位朋友(教授)曾写信请他回国。看了那封信后我问梅先生：“你看共产党怎么样?”他说：“把国家治理得不错。”但最终他也没有回来。据我想，他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处境，顾及面子，觉得不好行动。 　　

　　最后，我自己回国来了。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后，教育界很多同人都回国来访问。我想，“大家都回去了，我为什么不可以回去看看?”梅先生故去以后，我自己没有立家，而是跟着两个女儿过。家事不多，也没有什么负担，并且儿女之中还有在国内工作的，我也想看看他们。这样，一九七四年夏，我就回国来探亲了。 　　

　　这次回国探亲，见到了无数阔别多年的亲戚朋友，而且有幸能和邓颖超同志会面。在会见时，我表示了愿意回国定居的想法，当即得到了邓大姐的支持。因此，在那次返回美国后，我就向驻美联络处提出回国定居的申请。 　　

　　一九七七年春，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申请得到了批准。当年夏天，就重新回到了祖国。我回国后，政府给了我优厚的生活待遇，还特邀我为全国政协委员。几年来，住在英、美的几个女儿女婿们，也曾先后回来探望，和我团聚。我的晚年生活可说是很美满的。只因年纪过高，未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总是深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