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读到《教育的公平性正在趋向恶化》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写到这里，记起几年前听清华大学毕业的长沙清华中学老校长旷璧城说过一段往事。‘抗日军兴，清华、北大、南开内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到了昆明，既无校舍又缺钱米。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给了很大支持。一天，龙主席来拜访联大梅贻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主持西南联大校务)，说孩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留龙吃饭，请潘光旦教务长作陪。席间，梅校长请潘光旦教务长派老师晚上去辅导龙主席的孩子，等明年再考。还请龙主席付家教费。’抚今追昔，今天有几个高干子女未进入一流大学?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早对此习以为常，能不汗颜?”   

    这篇文章的几位作者朱尚同、冯象钦为原湖南省教委党组书记；刘欣森为湖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彭千梓为湖南农业大学原校长；戴海为湖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几位作者并且建议：设立大学校长尊严奖，条件只有一条，即能顶住任何高官、大款的压力，不招收一个不合规定的学生。希望能逐年多有得奖者，中国之幸！

    看了这段文字，思绪不禁回到1946年秋。那年，我的胞弟梅祖武从当时著名的成都树德中学高中毕业，匆匆赶往北平，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祖武弟一心想学工，最理想的学校当然是清华大学工学院。我们的大伯父梅贻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他报考了清华，但却没有告诉大伯父，他心想如果成绩不合格，告诉伯父也没有用。结果，他没有被清华录取，而是考上了北洋大学北平分部（不久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并毕业于该校。类似的事在我们的家族里并非绝无仅有。 1947年秋，在燕京大学读大三的我刚开学回到学校，在阶梯教室上完张东荪先生的逻辑学课，下课时意外地在教室里见到了堂妹梅祖芬。问她：“来听张先生的课?”答：“我考上燕京了。”我当时愣了一下，马上就明白过来了，我们会心一笑，各自忙着上课去了。祖芬妹是贻琦伯父的小女儿，家就住在清华园甲所。过了几天，又见到了祖芬妹，我们谈及何以不进清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没有考取呀！贻琦伯父任清华大学校长若干年，子侄们都明白想靠人情关系进清华，那是办不到的事。我们知道贻琦伯父曾叮嘱秘书和有关招生的先生们，凡要求破例录取的信件，不必转给他本人，一律按规定办事。好象没有听说为此事得罪过什么人，也可能得罪了他自己却并不知道，或许他公务繁忙，顾不得计较这些琐事。贻琦伯父就是这么自然从容地以身作则，默默地维护着清华大学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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