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字月涵，天津人，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祖父名茂先。父亲梅臣，字伯忱，清末秀才，后为天津盐店职员，“庚子”后失业。母亲张氏，未曾入过学，其先人在天津鼓楼北开设义生堂药店。

月涵于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天津。父母生五男五女，月涵为长子。读小学时总是考第一名。月涵自幼老成，读书之外，帮助父母做家务事，踩着小板凳帮助父亲记帐，协助母亲照顾弟弟妹妹。一九OO年他十一岁时，随父母至保定避“庚子之乱”，秋季回津，父亲失业，家中生活无着，每餐玉米面都得限量，孩子们经常半饥半饱。

一九O四年，月涵十五岁，以世交关系进入严范孙氏家塾(天津南开学堂的前身)，和严氏子弟一同读书。严范孙为清末翰林，曾在贵州为官，后回天津做寓公，因族中子弟众多，办了一个家塾，收自己家中和亲友及世交的子弟入学。同时还有一位王义孙老先生与严氏合办这个家塾，当时人称“严、王二馆”。由二人出资，聘请张伯苓先生为主要教师。张先生自己教理科，又聘请了其他几位教师教别的学科，教学方式不同于一般私塾，已初具学堂的性质。这个家塾起名为敬业中学，后来(一九O四年末)男生迁入南开区的新校址，遂定名为南开学堂，张伯苓先生被正式任为校长。月涵与金邦正(仲藩)、卞肇新、卞铭新、张彭春、李麟玉等人均为南开学堂第一班学生。月涵在丙班，一直是高材生。我和月涵的相识，即从在严氏家塾求学时开始。

我的祖上在天津开设天成号商行，经营近海运输。曾祖父和祖父均是京官，职位不高。父亲韩渤鹏，名耀曾，为候补道，民国初年在北京政府国务院任谘议之职。

我生于一八九三年(清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兄弟姐妹九人。我家和严家也是世交，严范孙老先生先收我长兄韩振华入了他的家塾。后来他说韩家的女孩子也可以一起来读书，于是我在十岁那年，穿上长袍、坎肩，戴上帽头，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进入了严氏家塾，和严家的姑娘、少妇一起读书。当时除严氏家族的姑娘们之外，尚有亲友们的女孩儿四五个。家塾设在严宅的偏院酒坊院中，男女生各占一边，轮流使用一个操场。女生上体育课时，要把通向男生院的门关上，因我年纪最小，每次都被派去关门。另外，从女生这边隔着窗子也可以看到男生的活动，这样我就知道了月涵和金邦正等人。

我在严氏家塾读了三年书。严家从日本请来先生教授音乐、手工、日语课，还有缝纫课和洗衣课。一九O七年，严家又从日本请来教幼稚教育课的先生，严氏女塾部分遂演变为幼稚师范，日本式的名称为保姆讲习所。当时我还只有十三岁，又是严老先生一句话：“韩五姑可以上幼稚师范。”于是我便上了幼师。

一九O八年，月涵在南开学堂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读书，时年十九岁。这一年，美国开始把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次年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录取了第一批直接留美的学生四十七人。月涵在保定学堂还未读完一年，就考取了首批留美生，名列第六。记得这批留美生中还有金邦正、李麟玉、张子高、王世杰、凌其峻、程义法等。他们一行于十月出国赴美，一九一O年春，月涵考入吴土特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这一年，游美学务处又录取了包括胡适、赵元任、周象贤等在内的第二批留美生七十人。这就是在一九一一年清华学堂正式开办前送出的两批留美学生。

月涵在美国攻读了四年。在此期间，他的父亲一直失业，天津家中生活十分拮据，当、卖衣物，藉以为生。二弟贻瑞高中毕业后即被迫辍学去中学任教，月薪只有四十余元，负担不了一大家人的生活。月涵在美节衣缩食，．把本来就很少的生活费节省下来，寄给家中补贴日用。一九一四年，月涵于吴土特工学院毕业，本应继续在美进研究院，但因家中生活困难，父母命他回国就业赡养家庭。我记得他是和出国考察观光的严范孙老先生同船归来的，我们许多人都曾到大沽口码头去迎接。

月涵回国后，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任干事(总干事都是美国人)。那时我已在幼师毕业，任教于天津严氏幼稚园和朝阳观幼稚园，业余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每遇请人演讲等事都是找月涵联系，这才正式与他相识。月涵回国后，看到家中生活困难，二弟贻瑞过早地中断学业，挑起了家庭重担，心中不忍，遂一人担起家庭负担，保证二弟重新完成学业。他不考虑自己的婚姻，奋力工作，赡养父母，并供给诸弟妹读书之资。

 

二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原为留美预备学校，于一九一O年(清宣统二年)，择定海淀清华园为校址，一九一一年三月正式开学，：第一任校长为唐国安。一九一三年唐校长病故，副校长周诒春继任校长。一九一五年周校长聘月涵为清华学堂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那时时他只有二十六岁，不少学生都比他年长。同时受聘的还有杨光弼先生，为化学系主任。半年后放暑假时，月涵回天津去见张伯苓先生，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愿意换个工作。张先生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月涵照老师教导，老老实实回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是他晚年在美闲居时告知我的一段趣闻。我说：“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月涵在清华工作后，家中的困窘才得到缓和但直到后来贻瑞弟师范大学毕业，到师大附中任教时，他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婚事。一九一八年，由严范孙、卞肇新为介绍人，我们订了婚，次年六月举行了婚礼。那时他已三十岁，我也年过二十六岁，这在旧社会可算是结婚相当晚的了。我记得我们订婚的消息被我的同学陶履辛(陶孟和的妹妹)听到后，急忙跑来对我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我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就这样，我便开始了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四十三年的共同生活。

    婚后，我们在北京香炉营头条租了一个小后院。当肘公公婆婆还在天津，月涵住在清华的单身宿舍，只在周末回家。他把月薪给父母寄去三分之一，三个弟弟读大学给三分之一，我们的小家只留用三分之一。我作为他的妻子，一生没有财权，他给多少钱我就过多少钱的日子，从不计较，也绝不干预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月涵的三弟贻琳、四弟贻璠、五弟贻宝都是以优秀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的，小妹贻玲考入南开。月涵作为长兄，一直供他们读到大学毕业，贻琳与贻宝弟也考取公费赴美进修。梅氏五弟兄之间十分和睦友爱，感情极为深厚。月涵在弟兄中的威信很高。他从不发脾气训人，但弟弟们都对他心悦诚服。正象贻宝在一九六五年所写的《五月十九念“五哥”》一文中说的：’“五哥（叔伯弟兄大排行，梅贻琦排行第五）的言行功业，影响余一生至巨。”

一九二O年，我们的长女祖彬出生。第二年，次女祖彤尚未出世肘，月涵又取得清华公费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深造的机会。一九二二年，他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在欧洲作短期游历后归国，九月回到清华继续任教。当年秋天，我们的家迁入清华园南院(现称照澜院)。

这一时期月涵下班后得以回家和儿女们共同生活了。从这时起我才逐渐了解到他的性格是很温和的，对孩子们很耐心，虽然很喜欢孩子，但绝不宠爱娇惯他们。记得三女祖杉还在襁褓之中时，月涵不让抱着，怕惯坏了孩子。他下班回来后把放着祖杉的柳条箱挎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一走，就算是哄孩子了。他不许孩子们挑食，吃饭时每人给一小盘菜，不适合孩子吃的东西就不给，喜欢吃的还可以添，但盘里的一定要吃掉。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了好习惯，成年后遇到困难的生活环境都能适应。我这做幼儿教育的人，有时气急了还打过孩子，也曾把孩子锁起来以示惩戒。而月涵却从不打孩子，也从不急躁。他批评我说：“你忘记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了。”

一九二六年春，月涵被清华教授会推举，继张彭春先生为第二任教务长。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就是从这时起改为推举产生的。他时年三十七岁，在教授中是比较年轻的。那时清华的教授中获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却选中了他?我以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人品的信任。月涵开始主持教务会议，即已显示了他的民主作风。在会上，他作为主席很少讲话，总是倾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然后形成决议。从此，月涵开始了他操劳忙碌的大半生，整日在办公室埋头于工作之中。我每天下午四点钟给他送一些茶点，孩子没人带，就放在小车里推去推回。

一九二八年，温应星校长在任时，月涵被派往华盛顿，接替赵国才副校长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管理清华大学的在美留学生。

一九二九年，月涵的父亲去世。冬天，我和张彭春先生结伴去美。为了节省开支，月涵不让把儿女都带去，我只好把两个小的孩子留在国内。他为了节省经费，简化了监督处的办事机构了精简了人员。他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并将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助理员改为半日工作，只管搞卫生。饭由我来做，不给报酬。秘书何培源兼管买菜，也不另给报酬。

月涵的任务是管理分散在全美国的清华留学生，掌管他们的经费(美金)，管理他们的学业和操行。他把监督处办成留学生之家，在华盛顿的学生可以随时来监督处活动、休息，在外州的学生放寒暑假时也回这里来休假。后来有些非清华的留学生也常来活动。记得当时常来的学生有蒋以绵、韩寿萱、何义君、王炳南、陈志迈、徐国懋、韩权华(我的妹妹)、王玉霭(王正廷的女儿)、钮明华(钮永建的女儿)、王文山(后为清华图书馆主任)陈慧君(后为西南联大女生指导)等人。月涵不赞成学生到社会上去参加娱乐活动，不赞成学生去舞场跳舞，因而尽量把监督处办得好些，使学生们乐于来此。假日，他也允许学生们在这里打打桥牌，搞些健康的文娱活动。

一九三一年冬，月涵在留美学生监督处任监督三年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李书华(原中法大学校长)请他回国主持清华大学的工作，继翁文灏代校长之后任校长，时年四十二岁。留美学生监督一职由赵元任先生接替。这一消息传来后，许多美国朋友都不以为然，也舍不得他离开。美国人认为做校长就是做官了，他们说：“梅先生不是做官的人，最好继续留在这里。”

由于孩子们的学校尚未放假，因此我须稍晚回国，月涵只身先回国赴任。一九三二年春，我才带着孩子们回来。

从此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六年间月涵一直任清华大学校长。那时的清华并不设副校长，所以他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但也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以前清华的学生和教师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从一九一一年清华学堂开办时起，大约换了十余任校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上任就被抵制了。有人问月涵：“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所以有人说“梅校长不爱说话，可是说起话来很幽默。”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关于月涵不爱说话的故事。有一次外出，同车中有月涵、贻宝弟、卫菊峰先生夫妇和我，一路上贻宝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卫太太说：“贻宝啁，怎么校长不说话，你那么多话，你和校长匀匀不好吗?”月涵慢腾腾地说：“总得有说的，有听的，都说话谁听呢。”他就是这样，为人严肃，回到家里对公事和人事问题只字不提，有人来家谈公事时，我和孩子们都不参与，所以我们对他的教育工作、社会活动以及清华的内情了解很少，别人问到我什么，都无可奉告，有时反而是从别的教授夫人处听来只言片语。

月涵担任校长后，他的生活几乎就只有做工作，办公事，连吃饭时也想着学校的问题。工作之余就是看看报纸，也未见他看过什么小说之类的东西。从留美监督处回国后，几乎几年都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月涵很喜欢听京剧，但任校长后看戏的机会也少了，只在进城开会留宿时才偶尔看看。他对生活要求很简单，从不为穿衣吃饭耗用精力，也不为这些事指责家人。年轻时还喜欢打打网球，后来就没有任何体育活动了。我们住在清华校长住宅甲所时，宅旁有一小片土地，月涵把它开辟为小花园，每天清晨起来自己去收拾花草，既是爱好，也是锻炼身体。他特别喜欢一种倒垂下来的叫做“倒草”的绿色植物。有一次他出去开会两个星期，回来后发现倒草枯死，真的动了气。

任校长期间，月涵廉洁奉公的作风仍象在监督处一样。过去甲所住宅的一切日用物品包括手纸都是由公家供给的，有公务人员按时送到。月涵继任后一切全免，公私分清，私宅的一切自己掏钱。我和月涵一起进城时可以坐他的小轿车，我一人进城时永远乘班车，从未要过他的小车。

月涵对学校的安全和学生的学习环境很为关切，千方百计地创造并维持一个宁静的学习环境。他极力设法避免外界对学生学习的任何干扰，只要是他能够做到的，他都亲自去管。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前，月涵为防备军阀骚扰教育事业，就有护校的措施。有时他亲自和陈福田、毕正宣等先生巡逻校园，直到深夜。

 

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月涵不在北平，他恰好在七月六日离平去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日本兵开进清华园，在校园里养马，学府变成了兵营。九日清晨，陈福田先生把我和儿女们送进城里，住在哥哥家。月涵的母亲把旗守卫十号住宅大门上的“梅”字牌牌也摘掉了。我们都不敢公开来往，只用暗号互相通信问候。

月涵在庐山无法回平，辗转到了长沙。清华留守的先生们把学校的文件陆续运到了长沙，以后又运到昆明。不少教授和学生陆续到了长沙。国民党政府决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要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月涵三人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开课仅两个月，南京失守，武汉也吃紧。到一九三八年，长沙临大又奉命迁到云南昆明、蒙自两地，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张、蒋、梅三人任常委，月涵兼任常委会主席。迁校时，由于交通和经费困难，有不少年轻的教授带着几百名学生，从湖南徒步走到云南，历尽千辛万苦，坚韧不拔地到达目的地，爱国热忱感人至深。一九三八年夏，我带着五个孩子取道上海、香港、海防到了昆明，和月涵团聚，开始了在西南联大七年多的生活。

联大三位常委原定每人轮流任两年主席，但因张伯苓、蒋梦麟两位先生均在重庆另外任职，月涵只好一人办理日常事务，遇到大事再找他们两位商议，因此更加忙碌，以至于在一九四O年九月，月涵的母校美国吴土特工学院校庆时，来信邀请他去美受工科荣誉博士学位，他都没有时间前往。

我们的家先住在昆明花椒巷，一年后迁往西仓坡。正面小楼上是月涵的书房和卧室，楼下即是联大办事处。；我住在西面小楼上，楼下是会客室。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住在南面楼上。月涵一到昆明，就把校长专用的小汽车交给学校公用了。他外出开会、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校长或别人的车，无车可乘也从不埋怨。他经常和孩子们一起安步当车，走一段不近的路。

在昆明的几年中，除了办校外，突出的事情就是跑警报，几乎天天要跑。日本飞机来轰炸时，从容飞来，从容飞走，可以说是畅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一有警报，国民党空军自己先把飞机飞走，保护起来。昆明根本谈不上什么空防。西南联大也没有防空设施，飞机一来大家就跑开躲起来。月涵在走开之前，总是先把文件收拾妥当，放好锁好才走。他作为校长，也和教师、学生门一起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在坟头之间躲避一下。

日本飞机轰炸，至今还给我们的记忆留下一件很难过的事。每次跑警报，办事处都是把学校的文件放在一个简易的防空洞内留下两个工友看守。一次，大家上午跑出去，下午回来时，发现办事处已经被炸，文件全被炸毁，两位工友也被炸死。他们之中一个是青年；另一个是老人，姓尹，以前每次大家跑警报回来时，他都预备些热茶给大家喝，可是这次却不幸被炸死了。一九四一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有些美国空军部队来到昆明，日本飞机不大敢来轰炸了，跑警报的事才少了一些。

抗战时期，不仅学生生活很艰苦，教授的生活也不宽裕。我们和潘光旦先生两家一起在办事处包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教授们的月薪，在一九三八，三九年还能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去卖。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合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月涵一向忙于校务，家里人怎样生活，是否挨饿，他全然不知。直到看见我这样狼狈，看到教授的太太们这样疲于奔命地维持生活，他才着了急，向重庆政府教育部为大家申请了一些补助。还有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补助联大的学生，我们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月涵却不让领取补助金。我当时参加了昆明女青年会的活动，参加活动的还有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等。大家要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我备饭时，确实没有钱，就在大西门旁铺一块油布摆个地摊，把孩子们长大后穿不上的小衣服、毛线头编结的东西以及我自己的衣服等摆上卖，一个早上卖了十元钱，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这样，梅校长夫人摆地摊的事也就流传出去。当然这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一九四三年，美国陆军大规模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需要大批翻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都被征调去服务，：学校并号召其他学生自愿参加。我们的独生子祖彦那时才十九岁，也报名参加了。对这件事传说不一，有人说梅校长带头送子参军作为号召；也有人说祖彦要去，家里不同意。这都不是实际情况。据我所知，月涵在学校对教授、学生有民主作风，在家庭对妻子、儿女也同样，一切根据自愿，合理的就支持，从不强迫命令。所以祖彦参军和别的学生完全一样，是自愿去的，月涵既未主动提出，也未拦阻。正象对待我的工作、学习问题一样，月涵都是尊重我个人的意见，不大干预的。一九三三年至三五年，我在清华曾旁听了一段时间陈福田先生的英语、钱稻孙先生的日语和金岳霖先生的逻辑学，事先曾征求月涵的意见，他不反对，但要求我既想学就要把课程坚持学到底。据我所知，月涵也从不托人情去办什么私人的事情。

在昆明期间，月涵虽然仍像在北平清华时一样地忙于校务，但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忧愤山河沦陷，思念亲朋故旧和他付出了心血的清华园。一九四四年三月，他得知老母病故于北平，无法奔丧，十分悲痛。他一生不喜以诗文抒发感情，只是作作演讲，因此留下文字很少。但在一九四二年却有与顾毓磅先生唱和之句，诗中有“点苍雪浅攀登易，长白云低望见难”，以及“回忆园中好风景”、“五年漂泊泪由衷”等句，可见当时他心情之一斑。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月涵先到南京办理西南联大的善后工作。随后联大结束，师生陆续迁回北平和天津。月涵回北平后，立即开始了接收校舍、筹备复校的工作，并继续任清华大学校长，主持清华的工作，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底。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月涵乘飞机去南京，后经上海、广州、香港，转道巴黎，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到了美国。我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也从香港到了美国。一九五五年底，月涵前往台湾。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他因患骨癌而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四

月涵去世后的十多年，我一直在美国居住。长女祖彬住在洛杉矶，三女祖杉住在费城，我每到一处都住上两三年。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矾和东部朋友都很多，不少中外朋友轮流接我去小住，我没学会开车，大家都开车来接。清华校友聚会我也经常参加，每逢清华校庆都有不少新老校友聚集在我家欢庆一番。我还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学了太极拳，借以锻炼身体。

一九七一年，中国乒乓球队访美时，有一位美国朋友问我：“您来这里二十多年了，不想家吗?”我说：“想家也回不去啊。”她开玩笑说：“您可以学打乒乓球嘛。”后来顾毓琇、缪云台先生等先后回国观光，顾先生回美后告诉我说，他见到周恩来总理时曾代我向周总理致意，并说：“梅太太也要回来。”我听了很激动，就于一九七三年四月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递交了回国探亲的申请书。后来又直接与中国驻美联络处联系，恳切地表示我“归心似箭”。联络处当时的主任是黄镇同志。  他的夫人朱琳同志是梅贻宝在山西铭贤学校任代校长时的学生，常留我一起用饭。她曾问我：“梅贻宝先生在哪里?请他来，我想和他谈谈。”这次我提出回国观光的要求后，很快得到同意，于一九七四年夏日成行。

这次回国观光，党和政府安排照顾得很周到，见到了分别二十六年的小女儿祖芬，儿子祖彦、儿媳、女婿和孙儿们，以及许多亲朋故友，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和新的建设。顾毓琇、缪云台先生回国时，周恩来总理都接见了，我很羡慕，而我回来时周总理已经患病，所以未便提出见总理的要求。等到快要启程返美时，我托妹妹韩权华转交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一封信，表示我的感谢之意，问候周总理的健康，并提出再次回国就定居下来的要求。此信尚未送上，即有中央统战部的同志来问我是否认识总理和邓大姐，我说，在南开中学曾见过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同志。一九一四年，正当周恩来同志参加话剧《一元钱》．的演出时，一天我和月涵去看望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同志恰好走过，张先生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在天津的表妹杨育材是邓大姐在天津女师读书时的同学，她们很熟识，邓大姐在天津工作时曾在杨家开过会。到我动身的前一天，八月二十八日，恰逢我的生日，我被通知说邓大姐要接见，非常高兴。邓大姐十分热情，预备了煎饼等许多天津风味的食品招待我。同席的还有韩权华、张奚若夫人、祖彦、祖芬、儿媳、女婿等人。邓大姐说：“希望你过两年再来。我说：“再来了就不走了。”邓大姐说，“好啊!当然欢迎。你看李宗仁夫人不是回来定居了吗?”

返美后，我立即走访联络处，感谢他们对此行的安排，并提出回国定居的申请。一九七四年十月，我曾写信给联络处马北强秘书，恳切地表示：“离乡背井业已廿余载，如今风烛之年，再不返回祖国怀抱更待何时?此情此意如蒙政府核准，  实乃老人之福!”马秘书答复我说：“您的信我们寄回北京反映一下。”谁想到一反映三年过去了，那时我哪里知道国内有“四人帮”在干扰—切。我经常催问，对联络处的同志们说：“我知道要回去的人很多，但我的情况不同，年纪大了，趁现在还能动，希望快帮我办理。工作人员却劝我说：“不忙。”约在一九七六年下半年，一次朱琳同志请我吃饭，她也说：“梅夫人，  你看着不像那么大年岁的，何必忙呢?再过两三年回去也不迟。”当时我十分奇怪她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又过了些时候，忽然有一天马秘书给我打电话说：“您可以去看万里长城了。”原来国内粉碎“四人帮”后，形势一天天好起来，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新气象，我的夙愿才得以实现。一九七七年六月，我终于叶落归根，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定居在北京。

    我回国不久，尚在北京饭店暂住时，邓大姐就到饭店看望并宴请了我。在为我安排住房时，邓大姐又亲自关照一切。七月份我迁入现在的住房后，邓大姐还亲自来看了房子。在天津的杨育材表妹来北京看我时，邓大姐又特地来我家看望老同学。我回国后，在美国和英国的三个女儿每年都轮流回来探望。一九七八年五月，次女祖彤自英国来看我时，邓大姐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母女。在国外的朋友如杨振宁、李政道、任之恭、张捷遣教授和夫人等回国时，也都来我处一会。每逢年节，清华大学的刘达校长、赵访熊副校长等负责同志和不少老同事、老校友们也常来看我。这几年的请华校庆和校友返校节等活动我也应邀参加了，参观了清华园的崭新面貌，探访了甲所旧居，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大家相聚一堂，心情非常欢畅。

一九七八年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安排我为第四届特邀委员，后来又连任第五届委员。开会学习、会见外宾和看病时，政协都派车接送。每天学习文件，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新闻，写日记，处理信件，成为我的必修课。饮食起居有一位保姆协助料理。看病有公费医疗，并定期进行保健检查。家里由政协给安装了电话。祖彦现任清华大学水利系副教授，儿媳刘自强在北京大学任教，星期日、节假日他们都携带孙子、孙女来聚会。四女祖芬参加过抗美援朝，现在大连铁道学院任教，寒暑假也经常来京小住。

我今年已八十七岁，耳不聋，眼无病，血压、心脏都正常；身体健朗，饮食正常，经常到户外散步，还能打太极拳，练气功，收拾花草，料理家务。晚年在自己的祖国能过着幸福而有意义的生活，实在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为我安排的一切。

我个人在海外滞留近三十年，为国家为人民未曾有所贡献，现在得到这一切，真有无功受禄之感。今后唯有利用有生之年，尽力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做点有益的事，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我衷心地祝愿我们的祖国日益繁荣昌盛，早日完成统一大业。那么，我叶落归根的理想也就完完全全地实现了。

 

                                 1981年春  张宏渊记录整理

 

摘自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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