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何显钦（字荣光），是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部下，在云南省政府任秘书科长及参谋长（接到委任命令尚未到职便病故）等职，与龙主席有很深的交情曾结拜为兄弟。

父亲虽为官多年但两袖清风，并没有给家里留下多少财产。1935年父亲因病去世时，我们兄妹共七人，最大的是大哥年仅15岁，最小的我在父亲去世后三个月才出生。母亲是家庭妇女，还有年迈的外婆。家里的顶梁柱一倒，对我们一家来说，是天都塌了，衣食无着。当时龙主席见我家生活陷入困境，就资助了我家一笔费用，并让我的二哥、大姐在他创办的南箐学校享受“龙公清寒奖学金”。这样我家便在家乡曲靖购置了点土地，用租金勉强支持着全家生计。

但不幸的事接连着发生。修铁路时把曲靖的田地占去一些；抗战时期日本飞机轰炸把我家房屋炸掀了顶、墙开了裂。从此家境越来越差，母亲已贫病交加。可天公不作美，屋漏偏逢下雨，更糟的事又来了：我的大哥毕业于云南讲武堂，18岁当连长，抗日时期在58军被派出滇，龙云主席宽厚仁兹曾劝我大哥留下。但大哥血气方刚，满腔爱国热情，执意奔赴前线，出去后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升到副团长，后在湖南醴陵阵亡。母亲接到阵亡通知书，便卧床不起，几天后也去世了。剩下我们兄妹六人，完全失去了依靠。大姐哭肿双眼抓破了脸，在南箐中学被同学龙国璧知道情况后回家告诉了龙云主席，主席又一次搭救了我家：他请来四位部下商议解决我们姐妹五人的安置问题（二哥已被迫从中山大学辍学回来当了名职员），结果是大姐由河口督办张子豪抚养，二姐由警务处长李西尧抚养，三姐由昆明市市长抚养，四姐由南屏大戏院、西南大旅舍经理、昆文慈育院院长刘淑清抚养，我则由龙主席抚养。

就这样在龙云主席的亲自关怀下，我们姐妹五人终于得到安顿。1942年，我住进了在威远街的龙公馆，曾记得到了龙家首先就是要给我洗澡，由于太拘谨太害羞，我就是不给脱衣服，弄得好多人来安慰劝说，主席把我叫到客厅坐在他身边，亲切地问了些话，叫我不要胆小害怕，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还对在座的人夸我说：“这个小姑娘知廉耻”。主席日理万机，我很少见到他，但他却时时不忘对我的关注，常对我说：“小姑娘，有哪样事要对我们讲”。我满七年时，到了入学年龄，龙主席和顾夫人安排我进在呈贡的恩光小学（好象是一所教会学校）读书。顾夫人缝了四套新衣服给我，还有龙国璧姐姐的一些很漂亮的衣服及行李脸盆等，用一辆黑色小轿车，顾夫人亲自把我送到恩光小学，交给了吴校长。在那里，我读了三年，每年都得了奖状，拿回给顾夫人看后，都得到顾夫人的赞扬：“哦！不错嘛！”第四年顾夫人对我说：“到南箐来读吧，和你的姐姐们在一起也好互相关照”（大姐、二姐、四姐自她们的养父母收养后就都把她们送进了南箐学校）。这样我进了南箐学校，直至毕业。（注：龙主席被软禁在重庆以及后来移居香港，都没有影响我的学业。）

南箐！是一所龙主席创办于1931年为云南培育英才的学校，管理严格、师资力强、教学认真。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优良的的校风、优质的教学、优美的的环境。社会上上流人物的子弟较多，故有贵族学校之称。但学生却没有纨绔子弟之恶习。校内民主风气相当浓厚，平等观念也很强。我们虽是孤儿，被分散在各家抚养，却都犹如父母健在一样能同在这所一流的学校里，受到一流的教育，享受一流的物质生活。现在我和我的姐姐们回想起来，这都是当年龙主席的精心安排，把我们托付给了最好的人家，这些最好的养父母把我们视为己出，当成他们亲生子女一样对待（他们的子女也在南箐读书）。和所有的孤儿相比，我们是何等的幸运！何等的幸福！

在这所学校里，我们度过了无忧无虑、快乐美好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我们得以健康茁壮的成长。1951年南箐初中毕业后，我选读了免交学杂伙食费的省农校，开始自立，也失去了和龙主席一家的联系。

而今，二哥是一名高级农艺师，为我昌宁县的茶叶事业作出了较大贡献，还是昌宁县政协付主席；大姐、二姐是高中教师；三姐、四姐是医生。二姐当年在南箐，接受了爱国民主思想的影响加入了“民青”，参加了“一二一”“七一五”等运动，三姐早年即投身革命，所以二姐三姐现还是离休干部。我也是一名农艺师。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要深深感谢龙云主席和养育我们的养父养母。龙主席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伟人，他重德、重情义、惜受部下，他两次搭救并帮助我们姐妹，对我家恩重如山。我无比崇敬他，但我万分惭愧，从未报答过他老人家及顾夫人的养育之恩，只能借龙云将军网向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及他的家人道声：谢谢！

                                                    何海琳

                                                2006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