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1912年1月建立了“云南军都督府”。1913年至1928年的十余年间，云南的军队不断征战，军费开支连年增长，使云南这个财政收不足，长期靠中央政府补贴的省份财政危机日趋加剧。1928年初龙云掌握云南大权后，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到抗战开始，云南基本摆脱了财政危机的局面。

民国前期的财政危机状况

    清代，云南的财政收不足，主要靠中央政府补贴（部库拨款）及邻省协济。辛亥革命后，云南脱离清廷，各省纷纷独立，原先的拨款和协饷骤停，而南京临时政府又无力接济。为维持地方财政，云南军都督府于1921年（民国元年）成立省立富滇银行，自铸半开银元150万元做准备金，发行纸币（滇票）。以3元滇票抵半开1元（即2枚），共同流通，滇票可兑换银元。富滇银行属官办性质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如各类存、放款；兑换外国币及买卖生金银；经营各种票据及保管贵重物品；期票贴现、受政府委托办理国家及地方公债；省内外汇兑及银单押汇外，还具有发行纸币的中央银行职能，另外还有一项代垫省款的职能，规定“在不妨碍营业的范围内，得依云南政府的命令，筹付款项，以供财政上的需要”。这条规定实际上把财政挂到了金融上，这就为以后的通货膨胀、滇票贬值埋下了伏笔（一旦政府形码骤增，而准备金又无增加的话，将迫使滇行滥印钞票去满足财政上的需要），

    民初之际，云南的工商业规模尚小，滇票仅限于省城昆明及滇越铁路沿线各县，且又准备充分，所以滇票信用可靠，市面物价稳定，加之蔡锷政府又厉行节俭（蔡锷本人就曾两次带头裁减薪金），使当时的滇省内“廉洁成为一时风尚”。并裁撤浮冗机关，举办救国公债，遣散军队。经过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整顿，云南的财政在民国元年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还节余了20余万元，这与清代云南财政历年入不敷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如蔡锷当时所说：滇省在辛亥重九起义后，“财政上不甚困难，金融机关甚形活跃”、“一切善后布置，俱井井有条，秩序上之整严，实为南北各省之冠”。滇币对国币、港币的汇率大体对待，较为稳定，

    辛亥革命中投机起家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在窃取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企图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的公愤。云南敢为天下先，于1915年底，在袁世凯登极称帝前，率先打出讨袁护国的义旗，次年出兵发动护国战争。护国军拟分三路进军，兵力不敷分配，只得紧急扩军，总兵力近3万人。云南的护国起义，是以一省之力来抗击袁世凯的的整个北洋军，不仅兵力悬殊，财力尤感困难。随着军队的扩充，军费支出大幅增加，云南都督府乃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如提取省内各机关存款；裁并闲冗机构，节约行政开支；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将教育款项移作军费；截留原解中央的盐税关余；动员省县各地乡绅捐款，并向海外华侨募捐；没收袁世凯政府在昆明设立的中国银行云南分行存款等，同时向富滇银行借款80万元，此数字占该行1916年度滇票发行额400万元的20％。这是云南省政府第一次向滇行借钱，开创了滇行向政府垫支款项的先例。云南人民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作出了重大牺牲。

    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结束，国内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地处偏僻之地的云南在唐继尧的把持下，也对外穷兵黩武，企图割据滇、川、黔三省，又出兵攻打两广。连年征战，军费开支日见浩繁。唐政府便沿用了护国战争期间的做法，不断地向富滇银行透支借款，数额有增无减。到唐继尧下台前的1926年，省政府向滇行的借款额由1916年的80万元猛增至2 940万元，占该年度滇票发行额的76％，而滇行的自用资金仅占24％。如此少的自用款，很难使其真正发挥商业银行的作用，只能成为政府的保险柜。巨额的政府借款，迫使滇行不得不滥发钞票，结果必然造成币值低落，引发物价上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云南外贸中在大宗出口货个旧大锡滞销，进口洋货增加，出现外贸逆差。从1921年起至1932年，平均每年逆差达3 600万元滇币，不得不输出大量银元，以填补外贸赤字，因此滇行无法补充其准备金，仍就是开办之初的150万元，滇票与半开银元的兑换比率由3比1贬到了5比1。由于滇行实际上已无充分的银储备，经常停兑，滇币几乎成了兑不了现银的废纸，老滇票在人民中信用一落千丈，金融已呈危机状。究其危机的起因，主要还在于唐继尧政府的对外军事扩张所致。对此，唐继尧自己也直言不讳。他说：“朔金融恐慌之原因，实由纸币之发行过多，而纸币之发行逾额，实由政府向银行借款过巨。政府之不能不向银行借款，则又由军事之不能收缩”，一语道破。金融危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危机。《富滇新银行小史》中记载：“银行挤兑停兑之风已成常态。从民十年至民十八年（1921-1929年），本省金融无日不在此纷扰混乱之中艰苦挣扎。彼时政府当局、社会人士注意焦点，或集中于金融问题。佥谓金融若不解决，则军队不能维持，政治不能稳定，乃至工商百业莫不受其影响。情势危殆，岌岌不可终日”。终于，1927年2月6日，发生了以“倒唐”为目标的“二.六”政变，推翻了唐继尧。唐政权的垮台，虽有其政治、军事及内部矛盾，但金融失控，不能不说是根本的原因。唐之后，滇军内部又继而发生了三年争权夺利的混战，使云南的财政金融状况进一步恶化。至1930年，滇票发行额已累计达9 200万元，而滇行准备金仍未有丝毫增加，滇币同国币的比率贬到10比1，币值之低已达极限。龙云在统一云南全省后，又出兵攻打广西，此战的目的之一便是解决云南的财政困难。但滇军的伐桂战争失败，未达到掠夺财富、扩充地盘的目的。此次对外军事征讨的失利，给龙云以很大的刺激。自辛亥革命以来，云南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战争，耗尽了物力、财力。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全省工商萧条，经济衰退，财政金融已面临崩溃，各地土匪蜂起，民不聊生。云南迫切地需要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

龙云采取的币制改革措施

为摆脱困境，龙云停止了对外军事扩张，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至整理、控制云南内部的问题上来，要建设一个他所谓的“新云南”。他曾上书蒋介石，要求允许云南“力图自治，减轻中央补助”。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自顾不暇，只得顺水推舟允许云南自辟财路。龙云便乘此机会，以财政自给为由，对本省的财政金融进行整顿和改革，为其在云南的统治奠定经济基础。

1929年（民国十八年）11月，省政府召开整理财政金融会议，成立审查委员会，考查了过去金融混乱的症结，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不能彻底划分财政金融两者之互相羁绊”、“政府财用不足，全恃银行发行纸币以资挹注。因财政而影响金融；又因币值低落，财用愈感不足，复由金融影响财政，彼此互为因果，以致金融财政两蒙其害”。富滇银行成立之初时，曾被规定过得依政府的命令，为财政上的需要筹付款项。这条规定在当时为护国战争提供军费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在以后的连年战争中，政府不断地向滇行透支借款，而滇行准备金又无法增加，只能滥发滇票，造成币值贬值，而政府以此低值纸币为本位，实际收入减少，便向滇行透支，又造成币值进一步贬值。如此相互拖累，形成恶性循环，促使物价轮番上涨，终于酿成了政治、军事危机，导致唐继尧的下台。龙云政府较清醒地认识了金融危机的危害，制定了解决方案，决定将金融、财政彻底分开。因战事已平息，政府不再向滇行透支借款，另行编制军政预算，改由国家税和地方收入中支出，并设法筹还滇行借款。为稳定币值，将滇币与半开银币的比率定为5比1，由政府维持信用，不使以后暴涨暴跌。自1930年1月1日起，税收改用银本位制（可用滇票折抵），取消苛捐杂税，只保留烟酒、田赋、印花等7种税，并将税收权从军人手中收回，委给商人投标承办，以增加政府收入。同时严禁银币出口，防止现银外流，另又开征入口货特捐，再加上禁烟收入，专用于到沪、港购买银条（又称“大条”、“大条银”。旧中国从外国输入的条银，主要用于铸造宝银、银币，不在市面上流通。银行、钱庄亦时常用做准备金。）回滇铸造半开银元，以充作银行准备金。根据以上方案，议决办法10条，从1929年11开始实施。实施结果，使云南的财政收入状况大为改善，政府收入骤增5倍。除去必要的开支外，尚有节余，随即用于归还滇行欠款。鉴于旧富滇银行信用已受损，社会印象不良，省政府便借此机会整理之机，将其结束，设立整理委员会，筹集基金1 600万元（包括半开银元和其它资产）作为发行新滇币的兑换保证金。1932年9月1日成立富滇新银行，规定以其发行的新滇票为全省的通用货币，可按1比1的比率兑换半开银元，并按新币1元抵旧币5元的比率，逐年收毁老滇票，先后共收8 520万元，占旧滇币历年发行总额的93％左右。经过一系列的整理，财政与金融从此分离，新滇币不再受财政拖累，且新行又准备金充分，使之能够建立起稳固的银储备制币值因而逐渐趋于稳定，成功地仰制住了通货膨胀。新滇票开始获得民众有信任。富滇新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云南金融由破坏转向建设。

通过此次金融基础的重建，云南的财政金融状况比过去在为好转，形成自己的一套财政经济政策和独立的金融系统，又未用兵，全省的政治、军事形势也比较稳定。政府收支相抵，已连年有节余，龙云便大力巩固其在云南的统治地位，并着手建设他理想中的“新云南”。他在省建设厅外，又设立了云南经济委员会，作为管理全省经济企业的机构，着重矿业开发。云南的采矿冶炼业主要在这时才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会。如个旧大锡的出口额，由1927年的1 400万元国币，增加到1937年的2 900万元，并且官商合办了个旧炼锡公司，将出口云锡的成色提高到99％以上；炼铜业也采用电解法提炼出成色高达99.9％的精铜，提高了云南出口矿藏资源的附加值，大增加了外汇收入。经委会所属企业达到38个，地方企业收入在1936年只占全省总预算的3％，到了1937年就上升到35％。工业收入逐渐代替了鸦片收入，云南的财政基础开始转变，本省的民族工业逐步发展了起来，同时，还通过省建设厅大力发展棉纺、针织、水泥、水力发电及农、林、茶、蚕和水利灌溉等，成立开蒙垦殖局，开垦荒地。云南的经济开始复兴。金融币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状况的改观。经济的发展又保障了金融货币的稳定。云南进入三十年代后，基本上摆脱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由于战乱引起的通货混乱局面，获得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生活较为安定，教育也得到较大的发展。1935年，在昆明大西门外建立了一个比较集中的学校区，先后新建了农、工、中、师4个校舍，并创办了专为培养上层人物子弟的南菁中学。

由于财政已有节余，才使得龙云有财力来充实其军事力量和加强政权建设。省府先后拨专款达5 000万元，购买了足够装备40个团的法式军火武器（抗战期间，滇军的装备之好，曾使国民党中央军惊叹）。为了便于统治，龙云把全省划分为1个市（昆明）、112个县、15个设治局和2个对讯督办区，在少数民族地区设殖边督办和独立营。全省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均按区乡自治组织，编为保甲团防。各县编制常备队，用于培养正规军的后备力量。在川滇交界的金沙江边，设江防营，俨然一独立王国。

龙云主持云南后，通过包括金融重建、币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使边疆省区的云南呈现出新面貌，成为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注目的省区，也使龙云政权能够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

云南改革的成就，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肯定。1935年5月，蒋介石来昆，除布置反共军事外，也实地考察了云南的情况，做拉拢龙云的工作，但他意外地发现当时的昆明，社会秩序良好，整齐清洁，与全国各大中城市中，是很突出的。蒋介石对云南经济委员会做出的成绩很感兴趣，曾高兴地对说：云南“矿藏丰富”、“全省气候良好”，“如果我们要建设工业，应当从云南入手”。当时的《大公报》也把云南描绘成“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抗战期间，沿海沿江地区的工业大量迁入云南，不仅因为云南是大后方，其矿藏资源的丰富，不能不说也是吸引内工业的一大因素）。三十年代的云南，不仅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社会状况也较为安定，而且“云南政府全体成员的团结一致，是四川无法相比的”(陈布雷语)。当时云南各方面的情况均好于邻省的四川、贵州。蒋介石对此高兴，又不安。他意识到，无法用解决贵州王家烈的办法来解决龙云的地方实力派。因此，只得暂把问题（即夺取云南的军政大权）搁置起来。云南地方实力的增强，使蒋介石不敢过早地对云南动手。

龙云在三十年代前后，对外停止军事扩张，对内实施金融货币改革，使云南的经济得到复兴和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又利用外来的工业和资金曾一度创造了战时“繁荣”，直到抗胜利后，随着龙云政府的垮台和法币体制的崩溃，云南地方经济发展才停滞下来，并且陷入困境，直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