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院初期的学院正大门
          

今日团结、平等、共同发展的民主观念已融入云南民族大家庭每一个成员的血液中，但对于解放初期各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状态差异极大，并且长期存在民族隔阂的云南来说，这些观念的建立过程却是历尽艰难。在这一过程中，云南民族学院（今云南民族大学）所发挥的独特历史作用不应被遗忘。
    龙云捐赠校址
    １９５０年９月，西南军政委员会电报指示云南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精神，应着手筹建云南民族学院。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中央政务院第６０次政务会议批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试行方案》规定：从中央至有关省、县应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１９５１年１月，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后，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几次来电催促，希望早日成立云南民族学院。于是，学院筹建的各项计划和校址选择工作开始进入实际操作。
    按照中共云南省委指示，院址的确立要体现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对民族教育的重视，一定要把较好的场地和建筑拨给云南民族学院。通过实地查看，几处场地和建筑都不理想，院址一时确定不了。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亲临昆明，与相关负责同志一起选中了私立南菁学校校址。该校的主体建筑坐落在昆明市北郊莲花池畔的商山上，竣工于１９４３年底。“商山晚樵”曾是昆明著名的“八景”之一。校内柏树掩映，环境优美。当时，南菁学校因经费困难，急待结束办学。经西南军政委员会与该校董事长龙云协商，征得龙云同意，将南菁学校捐赠云南民族学院作校址。南菁学校教职工分别按照原薪调用安排，学生转入昆女中、昆一中等学校。校方积欠的水电费、学生保证金、银行欠款由民族学院在开办费内偿还。
    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１日，云南省人民政府第２２次行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云南民族学院筹备委员会，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白族）任筹委会主任委员。经过校舍修复、人员调配、办学设备采购等紧张的准备工作后，１９５１年８月１日，云南民族学院宣告正式成立。
    将军任校长
    １９５１年８月２日的《云南日报》早已泛黄变皱，我们从资料库中像抱初生的婴儿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它捧下报架，拂去灰尘，同时也翻开了一页鲜活的历史。
    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高规格。云南民族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的消息报道在当日《云南日报》头版上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同时配发了社论《必须十分重视和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祝贺云南民族学院成立》。社论指出，“（云南民族学院）是云南省大量培养兄弟民族干部的一个重要的新型的教育机构，是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云南地区具体贯彻的一个重要创举和范例……这在云南各民族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的大事情。”
    据《云南日报》的报道，８月２日１４时，开学典礼在民院礼堂举行。到会的有省、市各机关领导、群众团体代表、民院全体师生共计５００余人。省委书记宋任穷、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卢汉等亲自到会讲话。首任院长由省政府副主席周保中兼任。典礼上，周保中院长对学员们的训导实在而简洁：“团结、友爱、互助、互让；躬行实践和艰苦朴素的风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保中——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杰出的民族英雄，一个永远镌刻在中国抗日战争　　历史上的不朽名字，足以令所有云南人为之感到自豪。１９０２年２月７日，周保中出生在云南大理湾桥村的一个白族农民家庭。１５岁时在云南护国起义浪潮中投入滇军，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七期工兵科，参加过北伐战争。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２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周保中被中共中央派遣到东北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开始了在东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战斗生涯。
    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先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等职。在１９４０年抗联最艰苦的岁月里，周保中带领的部队遭到日本陆军、空军９０００多人长达６个多月的围堵，断粮绝餐、吃树皮草根成了家常便饭，最终他率队突出重围保存了抗日武装力量。在１４年的抗日游击战中，他三次负伤。有一次腹部中弹，他忍着剧痛用手将流出的肠子硬塞回肚中，坚持战斗，直到歼灭敌人。抗战期间，周保中与杨靖宇一起领导了东北抗日，牵制了日本精锐的关东军六七十万人，有力支持了全国抗战。
    解放初期，周保中直接领导云南民族工作，对当时全省的安定和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５２年，周保中调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卸去了云南民院的任职。１９６４年周保中因病逝世。
    贵族、奴隶成同窗
    民院的首批学员都是由各地选送的，第一期来了６８５名学员。这可能是云南民族教育史上，差异最大的一批生源了。其中，民族成份多达４０种（当时尚未进行民族识别），５６％来自边疆，３０％不懂或略懂汉语；年龄小到１４岁，大到５１岁；文化水平从大学、中学、小学到文盲。为尊重民族文字，懂本民族文字但不懂汉文的不算文盲，就是这样文盲仍占四分之一，除干部学员外，多数信仰不同宗教。学员出身有农民青年、奴隶，也有年轻的土司、贵族子弟、山官、头人和阿訇、海里凡，还有小凉山的奴隶主等。对他们来说，能走进同一所学校，这本身就是一件新鲜事。要一下子打破千百年形成的出身、等级和族种的所谓贵贱观念不现实，但向平等迈出的这第一步，却多少有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色彩。
    经反复研究，初步确定一般学生编为政治训练班，各地领导干部编为政策研究班。政训班又根据学员文化水平和语言的不同分成了一、二、三班。其中的一、二班为通汉语班，各族学员混合编组。不懂或略懂汉语必须配备翻译才能听懂的学员则统编为第三班，并按各民族语言（包括方言）的不同分成几个队。另外，为了照顾各信教学员过宗教生活，又分别设立了藏传佛教、小乘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五个宗教活动场所。
    由于一些民族上层既要求参加学习又不愿和一般学生混在一起，经过请示批准学院将政研班分成了甲乙两班，甲班为民族上层学习班，乙班为各地领导干部学习班。甲乙两班除共同上大课外，属上层学生的甲班，着重根据他们对政策的疑问、特别关心的问题、境外的政治传闻，甚至对内地土改道听途说的偏差等都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先由本人自己讲，再由大家讨论，然后请各有关领导来解答，若不满意不清楚还可再讨论再解答，直到大家信服为止。上层对这种学习方法十分满意。有一名多次反叛回归的澜沧土司叹服地说：“按照上级这样好的政策，我若再叛国，那就不是人了。”并引用三国时代孟获的话：“丞相真神人也，南人不复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