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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主席对体育运动很感兴趣,特别对篮球等球类运动较为喜爱,1949年初李惠堂来昆明作足球比赛时他就带我到志舟体育馆观看过。1950年4月中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要我陪他到顺城街布新小学观看解放军的篮球比赛,当我陪他走进球场时,只见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解放军过来和他握手,并请他到前面就坐,只听那位解放军对他说“卢主席也喜欢看篮球啊!今后我们有球赛一定请你来观看”。球赛结束时,这位解放军又热情地送卢汉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跟他握手讲话的那位解放军原来就是中共昆明市委书记谷景生将军,在球场上亲切招呼他的另一位女解放军则是周保中将军的夫人王一知同志。卢汉后来出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大概跟他球类运动有点关系吧! 1950年12月左右的一个夜晚,时间已经过了七点,我正准备离开卢府回家,这时张嫂上楼来告诉说“周军长来了”,卢汉当即叫我先下楼去招呼客人,当我请周希汉军长到客厅落座后,卢汉已接着就进来与他握手寒暄,事后才知道,那晚周军长是在调离昆明前,专程来向卢汉辞行的。 卢公馆 在风光如画的翠湖东南侧,绿树掩映着一幢别致的法式建筑,这就是抗日爱国将领、云南起义的领导者、原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住宅——翠湖南路4号卢汉新公馆。卢汉的这座公馆系紧邻他原来青莲街的旧公馆而建,故又称为卢汉新公馆。 卢汉新公馆系两层,砖墙、木屋架,部分钢筋混凝土结构;其屋顶为陡坡硬山平瓦,侧面皆为正三角形,具有明显哥特式风格。墙体立面及窗体十分讲究几何构图的形式美,简洁明快而富有变化。起居室设壁炉,主次卧室及餐室皆由落地式门窗与阳台相通,东西侧为三面体立面凸窗。红瓦白墙,配之以灰色边框线条,和谐而美观,是一幢采用新技术来满足新功能和创造新形式的近代优秀建筑。 建筑文化,以其存在的长期性,记载着人类历史长河中艺术和特技的光辉篇章。近代建筑处于承前启后和新旧交替的阶段。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探讨近代建筑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对现代建筑的发展,无疑具有借鉴作用。近代昆明在1905年自辟商埠、1910年滇越铁路通连之后,建筑风格和式样方面受到本文建筑文化的深刻影响,出现了一批欧式或中西结合的建筑。卢汉公馆不仅以其典型的法国建筑式样证明了这一多元化建筑文化的历史进程,而且由于它精美庄重素雅建筑样式和庭园绿化布局,丰富了昆明的文化景观。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施。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房屋的主人卢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 卢汉(1895~1974)原名邦汉,字永衡。云南昭通人。彝族。1914年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历任滇军排、连、营、团长等职。1928年至1931年任原云南省政府财政厅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卢汉被任命为陆军第六十军军长,于9月9日在昆明誓师,10月初从云南出发,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3月,日军在鲁南攻打台儿庄失利,从各战场急调30万兵力于鲁南,分3路进攻徐州。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敌人第一次在一个战场上集中如此众多的兵力。卢汉的部队在前往集结地途中,还未来得及掌握地形和敌情,即与突入之敌不期而遇。经过2天战斗,卢汉命令部队坚守阵地,加强工事,不准擅自撤退。由于加强了工事,官兵们等敌人临近时才猛然跃出战壕,使敌猝不及防而就歼,不仅使敌人损失不小,更是重挫了敌人的傲气。敌人气急败坏,以重炮连击中国守军阵地达1小时之久,大地被炸得尘土腾空,不见天日。敌人正面突破台儿庄示得逞,又集中全力从侧面攻打禹王山。卢汉部队奉命阻击。卢汉率全体官兵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顽强抵抗,工事随毁随修,阵地失而复得,浴血奋战3天。敌坚攻不成,只得改变方案。卢汉的部队经过27天苦战,对鲁南战局起来了很大的稳定作用。 由于台儿庄战,颇著战功,卢汉所部扩编为第三十军团,任军团长。后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等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卢汉奉命率部去越南受降。同年12月,接替龙云任省政府主席。 卢汉主政云南的五年,正是我国由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到推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史时期,卢汉审时度势,从与蒋家王朝保持一定距离逐步发展到率部发动云南起义,走上了光明大道。 在这一复杂历史进程中,卢汉公馆既是卢汉居住生活的地方也是他重要的办公场所。许多重要的会议在此召开,许多显要的人物在此进出,是当时云南政治经济军事风云动荡变幻的焦点之一。在这里,卢汉通过夫人将蒋介石在云南“整肃”、查封进步报刊、学校、逮捕进步人士被捕名单传出,使许多人迅速转移,并解救了被军统特务逮捕的数百人的生命。在这里,卢汉等人的决策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利用云南山势险峻的地理优势做最后的顽抗的美梦。 其中,最有意义和极富传奇色彩的是:1949年12月,卢汉已经决定投奔共产党、投奔新中国而密锣紧鼓准备举行和平起义,而此时的蒋介石也似乎感到了不祥之兆,加强了对云南的军事部署并派军政特要员赶赴昆明,企图监视和稳住卢汉。12月9日午后5时左右,张群、余程万、李弥等乘坐的专机飞抵昆明。 这天卢汉十分镇静,他派杨适生去迎接张群,招待其住在卢汉新公馆内。于下午7时,又在与新公馆一墙之隔的旧公馆内宴请美、英、法国领事,汽车盈门,宾主尽欢,以迷惑蒋介石的军政人员和特务耳目。同时,又以张群到昆,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为名,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晚上9时到卢公馆参加会议。 被邀参加开会的有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怀念李楚藩和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名称)滇站站长沈醉等人。他们到齐后,绥署警卫营营长龙云青按照卢汉事前指示,以一排人把招待在外会客室的李、余等人的副官、卫士和司机全部缴械扣留。龙云青率领十几个警卫走进会客室、在几十支手枪的威逼下,李、余等只好举起手来,服从缴械。这些人分批押上汽车,解到五华山光复楼三楼扣押。与此同时,住在卢汉新公馆的张群,也被两个警卫搜查缴械,扣留在住所里。 沈醉后来记述了当时的经历说: “12月9日中午,张群和龙泽汇、李弥、余程万四人同机来到昆明。与他们一同前来,准备第二天转机飞台湾的还有徐远举、成希超和保密局主管经费的经理处长郭旭。 徐远举他们一下飞机就来找我,让我给他们准备第二天飞台的机票,并告诉我说,张群已到昆明,被接往卢公馆。 一听这消息,我心里就嗵的一下,猛地意识到事情可能发生突变。因为中午我就得到情报说,卢汉已下令控制机场,飞机只许进,不许出。 想到此,我又马上给卢公馆对面的据点打了个电话,询问卢公馆是否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负责监视的特务告诉我说,卢公馆正在举行盛大宴会,宴请驻滇各国领事,宾客如云,情况完全正常。举行盛大宴会,在卢公馆是常有的事。可今天这个宴会,是卢汉有意放的烟雾弹,还是我自己太神经过敏?我边想边开车,不觉来到了卢公馆旧宅的大门口。我并没有把车开进去,而是慢慢地开过大门,再顺街道继续往前开,以仔细地观察卢公馆内和四周的情况。看来一切正常,卢汉招待各国领事的寒舍还没有结束,卢公馆里灯光通明。 我又绕到翠湖东路卢汉的新公馆。此公馆与旧公馆相连,有一小门相通,但大门地是对着另一条公路。我到大门外,也仔细观察了一下动静,觉得一切正常,才把车子开了进去。不料我刚要下车,就瞅见过道暗处有两个持枪的卫士。我心里一惊,迅速地退到驾驶台上,准备把车倒出去。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大门已经关闭了。我全明白了,只好无可奈何地下了车,往客厅走去。 刚走到大客厅门口,就见张群一人垂着头坐在沙发上。我刚要向他走去,就被过道旁的卫士拦住说:‘请到前面会客室休息。’我看了看警卫,又看了看张群。只见张群已闻声抬起头,冲我滑稽地两手一摊,舌头一吐,同时还耸了耸肩,一副毫无办法的样子。我知道事情已无法收拾,就急忙去抓过道上的电话机,当下又被警卫拦住了。他客气地说:‘对不起,电话线断了。’这时我已相信,自己被软禁了。”(沈醉《被迫起义》) 抓获了蒋介石在昆明的亲信之后,晚9点50分卢驱车上五华山。10时正,卢汉在光复楼的电话总机上,向各机关部队发布命令:“现在宣布云南起义了。昆明全市实行紧急戒严,各单位按照命令开始行动。”紧接着向全省发表了广播讲话,其要点是:“兹为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全境解放。发布命令如下:第一,国民党驻滇的中央各部队应明白大义,停止抵抗,一律驻在原地,听候中央人民政府改编;第二,驻滇人民解放军或民间义勇自卫军,应驻扎原地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处理;第三,各专员、县长应坚守岗位,照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政府接管;第四,全省民众应各安生业。倘有不遵命令,乘机扰乱破坏,损害人民利益者,定予严惩,决不宽贷!”10日黎明,在五华山望台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卢汉历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等职,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作了很多贡献,还利用自己与台湾国民党元老的关系,为台湾回归作了大量的工作。 建国后不久,卢汉调任中央工作,长期居住在北京直到去世。生前,他将其在昆明的住宅——翠湖公馆和西苑别墅捐献给云南省政府。卢公馆现在的使用单位是云南省人民政府接待办公室,经过多次修葺,基本保持了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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