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着血与火的现代诗情

———读《西南联大现代诗钞》

西南联大在抗战的年月里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奇迹。几排铁皮的教室，零散的宿舍却孕育出一片青葱的知识的丛林。那里聚集了中国新诗的几代诗人：30年代的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冯至、卞之琳、李广田、沈从文；40年代初的杨周翰、王佐良、赵瑞蕻和更年轻的当时的学生穆旦（查良铮）、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24人。其中也包含了后来的“九叶派”中的4人。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几代诗人用激情和深思写出深刻的感受和情怀，为历史的昨天留下画像。如杜运燮的《滇缅公路》、穆旦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都是饱蘸战争年月的情与思。冯至的《十四行集》是一个新诗的里程碑，凝集了杜诗的深厚和里尔克式的玄思，卞之琳的《慰劳信集》中写道：“过去就把它快一点送走／未来好把它快一点迎来”是人们的心声。

可以说，《西南联大现代诗钞》是战争的产物。正是由于经历了战争，才在全民族的灾难和个人的精神磨难之间，在共同的压力下和个人独特的生命感受之间，在异域的文学启迪和中国自身的现实境遇之间，崛起了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与艰苦的磨难、巨大的创伤、甚至是深刻的危机紧密相连，而不是躲避在象牙塔内的文字制作。西南联大的那群师生，在战乱时代的现实的困苦和生存的压力之下，在绝望与信念、历史与个人之间，抱紧诗歌，孜孜于现代诗的创作，试图以诗担负起他们作为诗人的命运，以诗担负起时代和现实的重量。也正是在这命运和重量的压力下，在这恶劣的时局中，他们的诗迸发出灿烂的光辉。

在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中，冯至是教师诗人中的一个特殊人物——“今夜在中国让我来追念一个人”，他在西南联大日夜追念德语伟大的诗人里尔克，而且像里尔克曾经经受的那样正经受着长时间的沉默。鲁迅在1935年称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而西南联大那群年轻的学生诗人——马逢华、王佐良、叶华、沈季平、杜运燮、何达、杨周翰、陈时、周定一、罗寄一、郑敏、林蒲、赵瑞蕻、俞铭传、袁可嘉、秦泥、缪弘、穆旦等24位诗人中，最杰出的就要数穆旦了。穆旦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描述了人们逃避飞机轰炸躲在防空洞里的种种琐碎的细节，特别以零星的对话推进，譬如：“他笑着，你不应该放过这个消遣的时机，／这是上海的申报，唉，这五光十色的新闻，／让我们坐过去，那里有一线暗黄的光。”作者透过散漫、空洞的对话，仿佛窥见了精神和现实中的某种隐秘。这样的对话之后是诗作者的观察和感受——

寂静。他们像觉到了氧气的缺乏。虽然地下是安全的。互相观望着：黑色的脸，黑色的身子，黑色的手！这时候我听见大风在阳光里附在每个人的耳边吹出细细的呼唤，从他的屋檐，从他的书页，从他的血里。

在零碎、断续、无意义的细节和对话中，竟然出现了相当戏剧化的情景：那个看报纸消遣的人“拉住我”，“这是不是你的好友，／她在上海的饭店里结了婚，看看这启事！”而最突兀的还不是这种外在事实的戏剧化，相比之下，精神世界里的生死巨变更令人触目惊心，这首诗就是这样结束的——

胜利了，他说，打下几架敌机？我笑，是我。当人们回到家里，弹去青草和泥土，从他们头上所编织的大网里，我是独自走上了被炸毁的楼，而发现我自己死在那儿僵硬的，满脸上是欢笑，眼泪，和叹息。

穆旦是一个早慧的诗人，在西南联大的几年里，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丰盛的时期，仅凭这一时期的诗作，就足以确立他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的突出位置。穆旦的诗提供了许多值得单独深入探讨的空间，譬如对于语言和经验之间的难以重合的现代敏感：“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而那未形成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诗八首》之四）再如个人认知对时代集体性叙述的破坏等等。特别突出的，是穆旦的诗深切地描述了敏感的现代的自我的种种不适、焦虑、分裂，这样一个现代自我的艰难的诞生和苦苦支撑，成就了穆旦诗歌的独特魅力和贡献。

总之，《西南联大现代诗钞》是一本画下中国20世纪的昨天，又引向未来的诗集，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