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南联大，想来不必赘述。这些年来，介绍西南联大的书和文章不在少数。因为这所在抗战时期临时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合并在一起的大学，出了太多的名人。一旦回忆起这些名人，自然要提及这所特殊的大学。比如说，提到沈从文、冯至、穆旦、汪曾祺……必然就会想起西南联大的那段岁月。为什么西南联大会人才辈出？试想，在一个炮火夹缝里生存的学校，无论是从办学条件上，还是从授课时间上，也许都没有办法得到完全保证。但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孕育了那么多的大师，乃至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那产生这个奇迹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呢？确实，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最近笔者读了两篇文章，里面提到了当年联大岁月的读书生活。虽然文章并没有正面揭示联大造就人才的原因，但似乎仍能从中发觉一点蛛丝马迹。

一篇文章是何兆武先生的《联大七年》（载《书屋》杂志2005年第10期），另一篇文章是《儿女眼中的汪曾祺》，选自于汪曾祺先生的子女们所著《老头儿汪曾祺》，《读者》杂志（2005年第21期）也转载了。这两篇文章，都是回忆性质的。主人公不同，回忆的事也不同。把它们拉到一块来，主要是它们中间都提到了在西南联大“转系”的事儿。按我们现在在大学读书的庸常经验，要从这个系转到那个系，从这个专业转到那个转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从这两篇文章所反映的事来看，数十年前的西南联大却实实在在做到了。

何兆武先生对自己读研究生时的“转系”是这样描述的：“毕业以后我念了三年研究生，……不过我没有念完，一是因为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非常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学家大多是科学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儿、莱布尼茨，……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所以第二年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

《儿女眼中的汪曾祺》描述了汪曾祺夫人的“转系”，文中写道：“1939年，妈妈（施松卿女士）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爸爸是同一年。在西南联大，妈妈先是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做过同学。但不久便觉得功课繁重，十分吃力，加之以后又得了肺结核，……于是，一年之后她便转到了生物系，……当时联大学生转系相当普遍，而且理科、文科可以互转。爸爸的好朋友朱德熙原来也是学物理的，大二时才转到中文系，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语言文字专家。如果不让转系，不知会埋没多少人才。……生物系的功课也不轻松，而此时妈妈的肺病更为严重，只好休学一年，到香港养病，因为昆明的物质条件太差。没想到，病还没有全养好，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攻陷香港，妈妈只好带病返回昆明。这一次，她又转到了西语系，因为学文科相对不那么吃力，特别是她小时在马来亚生活，英文基础不错，有些课比较容易对付。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毕业。”

看这两段文字，这里面透露了一个相同的信息，就是西南联大的“转系”非常之自由。这对于理解当时为何培养出那么多的高质量人才非常重要。通过转系，学生们找到自己的兴趣点。俗话说：兴趣乃最好之老师。这实际上是让学生找到了自己的动力源。当然，这不能说是西南联大培养学生的全部秘诀，但其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这里面蕴含的自由精神，也在一定程度揭露了教育的真谛。我以为，教育的本质就是让学生在学习中充分释放自我，寻找自我，在教育中完成自己的独立自由之人格。套用何兆武先生在《联大七年》中的一句话：“自由，学术之生命。”我们似乎也可以说：“自由，教育之生命。”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做到，但在骨子里，笔者还是认同这一教育理念的。

从西南联大的自由转系，很容易联想到建国后对“转系”这一问题的禁锢。确实，自由这个词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禁忌的。兹举一例，笔者曾识得一位教授，笔名叫凡尼，著有《论殷夫诗及其创作》、《徐志摩：人和诗》等。其出名时正在武汉大学念图书馆系，时在1950年代后期，由于钟爱文学研究和批评，就试图转到中文系去读。这个申请甫一提出，即被定调为“自由主义”，后来又被划为右派。显然，西南联大时代的学生做梦都不会想到转系也会被定性为政治错误。但现实就是如此。日前，凡尼先生在桂林作古，但每每念及他的那一段岁月，笔者还是不禁扼腕叹息。

时至今日，不能转系这种遏制自由精神的教育体制仍然存在。记得2003年7月的《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过一个清华大学的在读博士研究生，因为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毅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重新参加考试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这并不是唯一的个案，不过由于它涉及的主人公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具有轰动效应，故而被报道出来，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节目。实际上没被报道出来的，还大有人在。观照一下这一事件，可以看到，这显然是与教育的自由精神相悖的。诚然，转系、转专业这个问题不能代表教育的全部，从实际而言，其也不过仅为教育微小的一端。但我们要看到，冰山一角，全豹之斑，一点小事可以看到整个时代的风貌。反观当下，较之西南联大时代的艰难困苦，物质条件不知好了多少倍，但“转系”之自由，早已惘然不见。教育以及整个学术的自由精神，也成为了往事。

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命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