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批批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次第归国，自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开始，国内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大都有这样的特征：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又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即所谓“旧学邃密、新知深沉”。从专业角度看，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往往担当起建立一门新学科的角色，如丁文江于地质学、竺可桢于气象学、金岳霖于逻辑学、吴宓于比较文学等等，但他们往往又不局限于某单一学科，而是纵贯古今，融汇中西，沟通多种学科。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交融互释，有类于我们今日常说的“跨学科研究”，他们在用新学说阐释旧学问时，常提出新的见解。如潘光旦用优生学的理论研究中国的家谱；二是治学范围宽广，不仅在专业方面有过大贡献，也在其他领域有大建树，如丁文江既是中国地质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同时又在地理学、人种学、少数民族语言学、乃至历史学等方面做出过大成绩；再如潘光旦，留学时学的是生物学、优生学，但他在社会学、民族学方面的造诣与贡献绝不亚于“本业”。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的人除了倾心学术研究，还对政治、文化、教育等普遍性问题投以极大的关怀。如胡适严厉批评国民党政权的无人权、无民主、无法制，潘光旦解释“宣传不是教育”，李公朴、闻一多为争民主不惜付出生命，傅斯年则在大会上痛斥豪门贪腐，20世纪20年代知识界广泛讨论庚款的使用办法，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也不为过。

　　《图传》的作者吕文浩，从事潘光旦研究有年，又长期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和西南联大的历史，还曾就读于潘光旦长期服务的清华大学———与传主可谓有多重渊源。全书共22万字，分“水木清华：小荷已露尖尖角”、“十里洋场：冷眼看繁华”等6部分，力图全面反映潘光旦的学术、思想和人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把传主和他所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希望完整刻画“大时代下的潘光旦”。

　　潘光旦曾大力提倡以“位育”为中心的新人文史观。它是潘光旦受《中庸》及其注释的启发提出来的。《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后人为其作注说：“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位育”虽出自中国典籍，却也包涵着达尔文在生物演化论里adaptation思想———它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恰到好处地实现了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完美统一。“位育”的完整意思是：“人跟环境之间保持一种调适的关系，既要善于适应环境，又不能任由环境摆布，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第135页）这既是学术思想，也是潘先生终生秉持的人生理念，可谓为学为人，浑然通一。我们今日仔细研究这一观点，一方面深叹潘先生学术思想的超前与现代意义———他用西方的新理论解读中国的古文明，是如此的出神入化；同时也不能不慨叹：先贤的成就，是那样难以超越。这主要因为，这个时代的我们，是很难具备如潘光旦们那样具有如此扎实的中西学术功底的。而这在潘先生长期耕耘的社会学领域，还有一重困难：在1950年代院系调整的时候，这个学科被砍掉了，到“改革、开放”后恢复，断裂了整整30年！因为是完全断裂，必然的，也就不可能有学术正常发展的继长增高。在饱尝了历经曲折之后的痛苦与艰辛之后，要恢复它，还得从消化、吸收、继承潘光旦和他同时代的人的学术着手，从断层处接着往前走。

　　清华的社会学系撤销后，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中国第一流社会学家被调到了中央民族学院，专业自然是不能搞了。这期间，经历了思想改造、“反右”、“四清”等系列运动，但潘光旦在少数民族研究方面仍有突破性成果。感谢《潘光旦图传》，正是读了这本书，才促使我写出如上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