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南”前后
    
     华北地处抗日前线，时时能感到形势的莫测。从一二·九到二二九，再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在校园里引起的波澜，形势似乎在向人们预示着，乌云在天空积聚了许久，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日军的枪声划破北平城西南胜迹卢沟桥的宁静时，没有人想到，未来的八年将会是一个漂泊无定、备尝辛苦的八年。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潘光旦正在准备过几天去上海主持北大、清华两校联合新生考试，然后再到江西参加蒋介石召集教育界、文化界名流参加的庐山谈话会。清华校长梅贻琦、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人已经先期到达庐山了，潘光旦与秘书长沈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等四位校务会议成员留在学校处理校务。
     卢沟桥的枪声打断了潘光旦原来的日程安排。身处局中的当时人还不能意识到那意味着全面抗战的开始，都以为只是一场局部冲突，很快就会过去的。一再拖延之后，7月26日，潘光旦终于进入北平城内，准备当天晚上坐车南行。就在这时，忽然得到平津间的廊坊失守、平津交通断绝的消息。火车是坐不成了，第二天上午潘光旦又拟乘飞机赴青岛再转到上海，也因故没有成功。那天下午，他得到消息，中国政府准备与日本一战，战局就此展开。为了学校的前途，他想到，自己是不能随便走开了事的。沈履秘书长与他约定：暂时先不必回校，可以先住在城内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为学校打探时事消息。
     7月28日上午，在北平的二十九军与日军作战，一战而北，下午主将阵亡，全军南撤至长辛店。当局慌称打了胜仗，将捷报向全国传播，用以作为放弃北平的掩护。北平陷于敌手，百万手无寸铁的市民从这一天起开始要经受日本人的蹂躏。那天下午，不知内情的潘光旦与樊际昌、查良钊两位朋友还到秦市长的公馆询问了前方胜利的实况。晚上8时，真相暴露，震惊之下的潘光旦强忍着，没有敢向同住清华同学会的师生透露只字。但是，此时他的内心是极为复杂而痛苦的，“是夕电话交驰，精神隳败，终宵不曾合眼”。
     7月29日上午，七七事变以来一直在会餐聚谈的教育界同人，在得知了北平失守的消息后皆悄然出走，各奔东西。清早，潘光旦离开清华同学会，到内务部街老同学梁实秋的家里，两人“相对若楚囚对泣而已”。此时除了警察胸章已经改为“维持会”字样以外，城内秩序尚好，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敌兵还没有进城。
     下午，潘光旦在城里呆不住了，他挂念远在郊外的清华园，想回去看看。梁实秋为他雇了一辆熟人的汽车。如果不是熟人的话，人家此时是万万不肯冒险出城的。车开到二十九军的大本营西苑时，看到此地已经人去楼空，只有二三个拾荒的人在徘徊。触景生情，一个月前在这里演讲的情形忽然映入眼前，那时他在这里面对着受训的四千大中学生演讲“民族与武备”，而今“武备”在哪里？“民族”的前途又要走到何方？想到这些，他不禁“一时悲从中来，为之饮泣不已”。
     回到学校，潘光旦看见西大门半闭。奇怪的是，校警上半身未着制服，大门口到南院桥头，三三两两的闲人，像是觊觎什么似的，学校同人带着家眷向城内移徙的，正在陆续出发。卢沟桥事变以来，校长住宅成为校防会办公室，潘光旦从门口直驱而入，发现在这里的庶务科同人正在书房搬运东西，箱翻箧倒，乱成一团。他的心情已经沉重了好多天了，所见多是让他感到伤心的事情，在这里他看到敌人还没有来骚扰，自己人倒先乱了阵脚，他再也忍不住了，不禁放声痛哭。
     回来后，他才了解到，午前二十九军战败的消息被证实后，全校上下精神解体，顿时陷入混乱状态。工役、校警全体去领存款，一时校内戒备尽弛，校外的不法分子趁机闯入校园，西院有人家被抢劫。幸亏陈福田、毕正宣出面竭力镇压，才没有惹出更大的乱子。他在进入校园路上见到的那些闲杂人等就是伺机抢劫未能得逞，而又不甘心散去的不法分子。校警半卸制服，目的是为了避免敌人注目，这是陈福田的主意。潘光旦告诉陈福田，为了对付游荡的不法分子，令校警尽快穿上制服。晚上，校园内的秩序才开始恢复，但整个校园充满着不安的气氛，陷入一片萧索之中。
     7月30日至8月4日，西直门紧闭，只有日本人与西方人可以出入。这期间，校务事情难以接头，潘光旦曾三次试图进城找沈履秘书长，都在中途受阻，未能进城。没进城也许是一件好事，当时海淀一带布满敌兵，他们正忙于搜击西北郊尚未来得及退却的二十九军散兵与反正的冀东保安队，万一受到敌人的怀疑，后果将不堪设想。事实上，也确有人遭遇厄运。7月30日清华教授陈铨的女仆与赵凤喈的厨子，就几乎遭到不测。第二次外出时，潘光旦在海淀黄庄看到巡警八九人被杀戮，陈尸派出所前，望之令人惨然。
     8月5日，城门开始开放，最初每天只开4次，后来整天开，但出入者必经检查，检查的严密程度根据前方军事的顺利与不顺利而定。从8月5日至9月14日一个多月期间，潘光旦进城十余次，在城内寄宿前后约有十天，其余时间住在校内。从8月5日至8月底，在校的校务会议成员4人潘光旦、沈履、冯友兰、吴有训每天都聚在一起，半天办公，晚上则在校长住宅与其他留校同人相见，大家在一起读路透社消息，听无线电广播，“陷虏以后，犹不至沉闷抑郁以死者，赖有此耳”。
     这一个多月里，尽管心情很乱，潘光旦却始终没有放弃“书本生活”。他抽空做了四件事。其一是将最近五六年来所作的关于优生学的短篇文稿169篇编成《优生闲话》一书，此书共约二十万言，拟将此书纳入自己的“人文生物学论丛”系列，列为第4辑，仍准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二是将《笔记小说大观》一书中剪贴的资料分类编订为二十余册。其三是准备将《笔记小说大观》再度快速浏览一过，将有用的资料剪存，经过两次爬梳以后，这套书不再保存，即使散失也不可惜。但可惜的是在9月中旬必须离开北平南下时，他只完成了全套书500本的一小半部分。其四是在科举人物的血缘关系研究课题上，他研究“巍科人物之血缘研究”，又找到了不少资料，有清一代的560个额中，进入他编制的血缘关系网罗的已经达到二百几十额，大约占百分之四十。
     7月26日，潘光旦原准备离家南行的日子，他也考虑到万一时局变化如何处理的事情。他交代妻子，如果有变故的话，可带领几个女儿出走逃难，不要考虑他的丰富藏书怎么办，只要带走他手录的书目一册，留作日后纪念即可。南行不成，他回家后的第3日，将祖先的遗墨与家谱旧稿等装入一个箱子，在第一次进城时送存城内报房胡同的寓所。等到仆人回来后，又嘱他将全部藏书，逐日装存，一星期才毕，共装了28箱，拟先护送到城里妥善收藏，将来找机会南运。此时忆及明末屈大均送顾炎武的诗，有“飘零且觅藏书洞，慷慨休听出塞歌”的句子，竟好像是对自己吟咏一般！
     8月底，留校的4位校务会议成员商定好学校保管办法、确定好保管人员的那几天，他们一再收到由天津转来的南方电报，称北大、清华与南开将在长沙合组一所临时大学，催促学校同人南下。无线电广播也在传送同样的消息。于是大家商议，请冯友兰与吴有训先行，其他教授与一部分比较高级的职员稍缓也可陆续南行。在天津和青岛两地请专人暂驻，负责联络通讯与招待。9月7日，冯友兰、吴有训离开北平，属第一批南行人员。9月14日，沈履、潘光旦与赵世昌（潘光旦的内弟，时任清华大学技师）离校，属第三批。
     9月14日清晨6时，潘光旦起身，7时半抵达北平火车东站。“图南”之旅开始了。他将此次南行逃难称为“图南”，有特别的含义。9月19日午后，在旅途中潘光旦开始追写9月14日南行以来的日记，以后逐日记录下当天的所经所见所闻，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抗战初期知识分子逃离沦陷区时一路上所历艰辛的珍贵史料。日记的“前记”则详细的记载了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园撤退时的最后情景。在谈到这份珍贵记录时，王勉先生说：“这是一份极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时又是散发着激昂的爱国精神的篇章。图南典见于庄子《逍遥游》篇，这里借喻巨大的鹏乘风九万里，无所窒碍地南飞，图南先写清华园悲痛中的撤退，图南又是以南飞的鹏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终要复兴，战败敌人”。潘光旦自己还解释说，“图南”与“逃难”谐音，称“图南”，不称“逃难”，较为蕴藉。
     日军在北平火车站检查行李的情形虽然混乱，但虚耗的时间并不多。最不堪的是打行李票的手续。行李房七时一刻开门，到8点多，打出的票尚寥寥无几。后来经了解才搞明白，这是工作人员有意刁难，想趁机敲诈一笔，旅客不从后门塞钱贿赂，他们便不肯从前门出票。潘光旦很感慨，“国难至此，尚有人如此趁火打劫，真可谓别有肺肝。中国若亡，必亡于此等所在，而不亡于武力之不如人”。
     火车于早上八时三刻开行，沿途有站必停，有时停的时间长达半小时之久。途中遇敌军宪兵登车检查，因敌人的粮械运输耽搁，小站上敌兵的频繁上下，等等，都使得这一路行程不断地被打断。这列火车完全成为敌人的军事工具，允许中国人乘坐，一方面是格于《辛丑条约》的规定，再则不能不说是敌人格外“开恩”了。这样走走停停，下午五时半才到达天津老站。今天京津之间的火车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那个时代火车速度慢一点，但也不至于过于离谱。京津之间，这列火车居然走了九个多小时。
     出站时还面临着日本宪兵的指点与截留。日兵一人负责指点，另一人负责将被指点者截留。弄不好就要被扣、盘问、拘禁，拘留最久的约为一个月。清华教职员工确有人曾被扣留盘问过，如中文系王力教授即被扣留了一个小时。所幸，潘光旦一行人均安然出站。
     在天津，潘光旦一行人得到校方派定的人员接洽、招待，一直呆到9月19日才等到送来的船票。在天津的这几天，除了与各种人应酬以外，潘光旦还是不废“书本生活”。9月17日上午，他到专卖外国书的著名书店——秀鹤书店买了一本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的《野蛮人的性生活》，备长途旅行中阅读。午饭后，又到商务印书馆的书店买了陈田辑的1套10册的《明诗纪事》。有了这两种书，长途沉闷的旅行生活就不愁无法排遣了。9月18日，午前他就开始读《明诗纪事》。9月18日至19日，他先后两次去天祥市场看旧书，并在后一次买了开明书店出版的《十三经经文》及其《索引》各一册。
     自认为缺乏演艺细胞、平时不爱看戏的潘光旦，在天津倒是在两天内看了两场电影，听了一代艺人刘宝全的大鼓约二十分钟。9月18日下午，看电影《马德里开出之末次车》，描画战争惨状与平民逃难光景，颇为逼真。当天适逢“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自己离开北平以来的经验与影片中的形象颇相仿佛，“观后益多感触，若在平时，尤其在不爱看戏之我，必不尔也”。
     9月20日清晨5时，潘光旦就起床了，5时半，客店的汽车将他们一行人送到紫竹林去上太古公司的驳船。7时开船，约中午12时到达塘沽，由于有大批货船装舱，直到下午5时才等到登上岳州轮的机会。若不是潘光旦的努力，时间恐怕还得拖延1个小时。下午5点钟的时候，从码头仰望，岳州轮上到处是人，似乎已无立足之地。而码头上等候登轮的仍有不少人。他们到达时，吊桥上无人上下，只有1名船警把守。潘光旦想上吊桥，被船警喝住，要他们6点钟再登轮。潘光旦厉声说到：“甲板上的那些人又是什么时候上去的？”船警一时语塞，他便趁机冲了上去，船警也没有阻挡他，后面的人都随着他一拥而上。后来有人对他说，那位船警大概是想趁机敲诈乘客，捞一点外快，众乘客出钱买路心有不甘，出头开路又有所不敢，所以就只有守在码头上苦等，潘光旦来了之后才打破了僵局。“由吊桥踏上船舷后，尚须走若干条七横八搭之跳板，始达甲板平面，余当时一鼓作气，居然履险如夷，事后亦颇自诧异也”。一条腿的潘光旦机智勇敢，在正常人不敢碰的地方居然带领大家闯了过去，这种胆力确非普通人可比。
     在人丛中穿插排挤，经过约十分钟的光景，才找到他所定的东官舱。那是船尾的极端，而他的铺位尤为极端之极端。等他到时，他的铺位已被其他早来的乘客塞满了行李，交涉良久，才有行李主人招呼茶房撤了一点行李，给他腾出半席之地。夜里蛇行而入，颇有“身卧万山中”之感。东官舱的“芳邻”是厕所，过了厕所是厨房。全船千余人的饮食都要在这里做出来，“于是二十四小时之间，所有煮水、焖饭、烧油锅所蒸发之热气，几全部顺风向东官舱输送；而油脂、酱醋、臭虾、咸鱼等诸色气味更袭人而来，不稍间歇，其全盛时，几可使人窒息”。船上十分拥挤，行动不便，潘光旦就只好少吃少喝，以减少乃至杜绝如厕的次数。
     9月21日，潘光旦在舱中读《明诗纪事》，晚上在微弱的灯光下费力地读《野蛮人之性生活》，读了几页就睡下了。当晚8时，船到烟台，因戒严的缘故，第二天早上才许登岸。9月22日上午，潘光旦一行人在烟台街上游览了一番，吃了些水果，洗了澡。另外还还解决了如厕的问题，“余已三日未大解，今日不能复忍，而轮船环境又绝不许可，至东华楼始获蹲而为之，虽大费力，亦真大解脱矣”。
     船午后1时开行，4时半至威海，晚9时离开。夜深人静后，潘光旦独据官舱中大家吃饭的圆桌，先是读《野蛮人之性生活》，后来则是写《图南日记》。同舱有四川口音的少妇一人，在他旁边靠着椅背假寐，久久不去。潘光旦起初觉得这个人太不知趣，后来弄明白，这位少妇没有铺位，晚上以三个椅子合成一塌休息，而三把椅子之一今晚被潘光旦占去了，少妇不便开口，只有静等。人家的处境比自己更为艰难，潘光旦自我反省，不是少妇不知趣，而实在是自己不识相，因此赶快把椅子让出，就枕休息，来日再追写日记。
     9月23日下午2时，船抵达青岛。潘光旦在青岛应酬、游玩了近两日，于9月24日晚9时半登上胶济列车，次晨8时准时到达济南。中午又坐上火车，历经兖州、邹县、徐州、开封、郑州、信阳，于9月27日汉口。从汉口再转车至长沙，9月28日晨始到达。自9月14日离开北平，到9月28日抵达目的地长沙，此行共费时13日，虽然经历了不少麻烦，但较之后来者，这已经算是十分顺利了。沿途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担忧：在平津，担心被敌人截留；在海轮上，担心水火之灾，尤其是火灾，因为船役贪图小利，在厨房外别设小灶煮食盈利，灶两旁都是客人的行李，万一火星点燃行李，全船人可能都要葬身火海；从青岛至长沙的一路上担心火车被敌机袭击。所幸这三关都安然度过。在离乱的旅途，平平安安就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
     从1934年9月到1937年7月，安稳的日子过了还不足三个年头，潘光旦就不得不随着清华大学不断地辗转流离，初在长沙，后至昆明，度着那艰难的岁月。
    

转徙西南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由于清华在战前曾在长沙开始建筑部分校舍，此时还没有完工，长沙临大主要租用长沙圣经学院的校舍。因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改设在南岳衡山。潘光旦这一时期主要负责临时大学的教务，可能主要待在长沙。现存的手稿《存人书屋拊掌漫记》保留了当时烽火连天的形势下，一群临大教授苦中作乐的生活场景记录。潘光旦记录这些生活场景，富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对“性”感兴趣，常常说些既谑又雅的“荤段子”。随手举几例如下：
    
     例一：余与海宗（指雷海宗，潘光旦清华学校时期的同班同学，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离平到湘后，内子与海宗夫人皆不健笔，来书甚少，余约计每月只一信，海宗则更少，四阅月中，所得只一函及二明片。某日与海宗晤，谈及此事，余谓亦有法使彼等多作书乎？海宗摇头曰：鞭长莫及。余不禁大笑，徐曰：鞭字有语病！
    
     例二：之迈（指陈之迈，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成婚之夕，众大闹洞房，化成（指王化成，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硕然长者，独不往。事后有人传语谓化成实有苦衷。化成离平来湘，亦既四五月，怨旷之余，曾求教于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马先生曰：可非法出精。于是非法出精之大议论，一时传遍圣经学院。之迈之婚，同人自无不见猎心喜，而化成枨触尤多，竟不入闹房之伙，同人有扣之者，则曰：闹房后归圣经学校宿舍，独自对火盆发愣，有何意味。此段问答某日传至新园，岱孙（指陈岱孙，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味而善之，频点首曰：对火盆以叹息。余亟应之曰：抚孤松而盘桓。
    
     例三：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余与芝生（指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岱孙、嘉炀（指施嘉炀，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等初次往观。其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清华新址之一角，正接洽出让中。临时大学开办时，拟即以此为土木工程系之教员宿舍，余笑问嘉炀曰：公等何日可下蚕室？芝生喟然曰：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例一中的“鞭字有语病”，运用了“鞭”字在俗语里暗指男性阳具的一层含义，造成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效果。例二的“非法出精”一语源自佛教，指手淫；以陶渊明《归去来辞》里的“抚孤松而盘桓”来对“对火盆以叹息”，不仅对仗工整，也和“非法出精”的说法遥相呼应，所以“性”的意味十分明显。例三的“蚕室”是一个典故，唐代李贤注《后汉书》云：“蚕室，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意思是说受过宫刑后的人怕风，喜暖，在地下室生火养病，生火的地下室就像养蚕的暖室一样，后来就以“蚕室”来指代宫刑牢狱。这明显是以典故来引起联想，造成戏谑的效果。冯友兰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既是对潘光旦的回应，也是对文人情趣的自嘲。
     长沙临时大学真的是一所短暂的“临时大学”，成立没有多久就面临着结束的命运。随着战事向南方推进，1937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长沙虽然离前线还较远，但空袭时来，令人渐感不安。1938年2月，教育部命长沙临时大学迁移到云南昆明，4月底师生全部抵达，学校改名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从1938年5月正式开学，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前后共存在了8个年头。动荡不安的时局，极端艰苦的物质条件，磨砺了师生们的意志。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坚持弦歌不辍，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维持着高品质的教育与学术水准，从而创造了我国战时教育的奇迹。
     1938年4月～8月，1945年8月～1946年5月，潘光旦两度兼任西南联大教务长，1939年8月－1941年7月兼任清华大学秘书长，1943年8月以后兼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他为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在抗战时期的维持与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由于北大没有社会学系，西南联大的社会学系师资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班底，吸收了南开大学的文化学教授陈序经与人类学家陶云逵组成。这一时期进入教师队伍的新教授，有留美归国的清华毕业生李树青（1935年本科毕业）和留英归国的清华毕业生费孝通（1935年研究生毕业）。由于原系主任陈达教授在昆明附近的呈贡县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工作，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工作主要由潘光旦主持。
     西南联大的学术空气十分浓厚，潘光旦所开设课程的优生学和社会思想史都受到学生的欢迎，因教室座位有限，选习者众多，经常在教室破窗前挤满了旁听的学生。潘光旦乐于与学生讨论，并以讨论来深化对学术问题的探索。在1941年完成初稿、1949年出版的编译本《优生原理》一书的“自序”里，他写道：
    
     他们（指西南联大与清华大学历届优生学班上的学生）听我讲授，和我讨论，甚至和我辩难，很热烈的辩难，许多和寻常见解不同的地方也往往就是辩难所由引起的地方；对于这些同学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的欣慰和感谢，因为，就一门新兴的学科说话，立意遣辞，要力求周匝平允，第一，眼前非有学殖稍具根柢的听众不可，第二，听众中非有深思熟虑、善于质难，以至于不惜争辩的人不可；本书虽一半出于迻译，一半也未尝不是这一番切磋砥磨的成品。
    
     联大结束时，学生们编辑了一本《联大八年》作为纪念。在教授介绍部分，他们是以这样诙谐的笔调来描述他们心目中的潘光旦教授的：
    
     这位名教授想来大家都不太陌生。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西洋社会思想史，优生学的教者。潘先生最崇拜儒家的“中庸之道”，遇事都没有“偏见”，无可无不可。潘先生是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优生学家，常在优生学班上谈起自己站在国民的立场也算尽了一己之责，因为潘先生刻已膝下五女。在欢送毕业同学会上常劝大家努力解决婚姻问题。潘先生是极端主张自由教育的，他在教务长任时，对于同学转系特别宽大优容，有时同学读了半年，发觉兴趣不合，下半年就把本系的课功【功课】退掉，另选他系的课，系主任常不批准，最后总是潘先生代为签字。潘先生自己承认有演讲瘾，的确潘先生的口才是少有的，演讲起来，如黄河长江滔滔不绝，而所讲的又是层次清楚而有条不紊。近年来潘先生对于抗战时期的教育颇有感触，最近将有文集问世。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图书资料缺乏，战前集中做的那种专题研究难于开展。潘光旦却能够善于适应当时的艰苦条件开展工作，因而做出的成绩仍然不少。在译著方面，主要有：1939年11月至1941年11月，完成了约40万字的译注本《性心理学》；1941年8月底至1942年5月底，完成编译《优生原理》；1944年译述《赫胥黎自由教育论》。在个人著述方面，是优生学与社会思想方面的一些单篇文章，后来依其性质分别编为《优生与抗战》和《自由之路》两本文集。
     由于长期以来在优生学与中国文化渊源上的探索，和多年来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和儒家社会思想史课程的积累，潘光旦学术研究的重心，已经从优生学结合中国文献的专题研究逐渐向融合优生学和中西人文思想的方向转移。优生学不再是他最为核心的学术对象，优生学所提供的见识更多地消融在范围更广的人文思想的阐述里。这一时期，他基本上不再介绍优生学的自然科学基础，更多地转向探讨优生学的社会思想背景。这种探讨在早期的著述里比重不大，这时却得到明显的加强。学术重心从经验研究向理论研究的逐步转移，固然是由于时势的推挽，同时也是长期以来学识积累的结果。这一时期，正是潘光旦从38岁到47岁的时候，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和阅历，他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较战前增加了许多。
     学术上坚持不懈的努力，是与物质生活条件的急剧下降伴生在一起的。抗战前大学教授的生活是相当优裕舒适的。抗战时期突然降低了许多，他们心有不满，但是并不是一味的抱怨，在生活尚能维持的时候，他们安贫乐道，苦中作乐。
     由于日军空袭的威胁，许多西南联大教授多次迁徙居处，其条件大都十分简陋。潘光旦曾有几年疏散在乡下，他租赁了昆明西郊大河埂河堤西侧一个农家院的楼上，这所农家房是木架土坯瓦顶。房屋旁边是河堤，堤边种满了高高的松树，风吹过时不断发出细细的松涛声。这里距城有七八公里。一个商人朋友葛敬忠（运成）先生，在他家对面的小院子里拨了一间新盖的房子给他作书房。从这里向西可望见螺蛳山，东面则有铁峰坳，所以潘光旦将书房命名为铁螺山房，还特意写了一篇《铁螺山房记》以记其事，抗战时期他的诗集也因之题为《铁螺山房诗草》。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创造出文人的诗意，以此来减轻生活的艰涩感，是潘光旦以及许多西南联大教授的风格。
     潘光旦不仅以积极的态度生活着，甚至以这种态度来看待日军空袭给西南联大师生带来的无穷麻烦。在代梅贻琦校长起草的《大学一解》一文里，他谈到当前大学教育的问题，认为大学生在生活中最缺乏的是个人的修养。由于青年课程太多，闲暇太少，没有时间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万物之盛，品味、欣赏、体会自然万物，没有充分的自修时间来咀嚼融化知识；由于缺乏自我独立思考的空间，事事附从社会化、集体化的要求，不能充分制裁一己的情绪，磨砺一己的意志，达到自我修养的目的。而当前的跑空袭警报（即引文中的“疏散”），竟不期而然地具有加强青年自我修养的功效：
 
        抗战军兴，大学所在地之都市时遭敌人之空袭，于是全校师生不得不作临时远足之计，或走森林，或隐空涧，或趋岩穴，或登丘垄，谓之‘疏散’。窃尝思之，疏散之发，自修养之立场言之，乃竟有若干不期然而然之收获。疏散之时间，少则数小时，多则大半日，是学子之时间解放也，疏散亦为距离之重新支配与空间解放，更不待论；而疏散之际，耳目所接受之刺激，思虑所涉猎之对象，或为属于天人之际之自然现象，或为属于兴亡之际之民族命运，或为属于生死之际之个人际遇，要能一跃而越出日常课业生活之窠臼，一洗平日知、情、志三方面之晦涩、板滞、琐碎、藐小而使之复归于清空广大与活泼之境！然一旦抗战结束，空袭无虞，我辈从事大学教育者，为青年之身心修养计，亦将有一积极与自觉之疏散办法否乎？是则我所亟欲知者。

     在下乡疏散时期，有两则关于潘光旦的轶事，盛传一时。其一是：潘光旦为了好奇，曾品尝过耗子肉。这件事传出去后，他在重庆的弟弟潘光迥以为他的生活没法过了，已经到了吃耗子肉的地步，赶紧汇了一点钱给他，让他买猪肉吃。其二是：云南地方军队的人，经常到农民家里去打狗，打了后拖回去杀了吃。有一次他们来到潘光旦疏散的那家农民家里打狗，潘光旦听说后，就出来拦住，问：“你们为什么打狗？”那个带头的说：“是上边叫我们来打的，吃了狗肉可以治湿气。”潘光旦说：“你们的上边是谁？”回答说：“是龙大少爷（龙云的长子）”。潘光旦说：“好了，龙大少爷我们都是熟人，你们都回去吧。”有个兵插嘴问：“你说你跟龙大少爷是熟人，你知道龙大少爷住在什么地方？”潘光旦装着大怒，用手一指，说：“你说话小心点！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丢的！”那个带头的大概认为潘光旦一定是一个有战功的高级军官，就回头向兵们说：“走吧，走吧。”那些兵都悄悄地走了。冯友兰在回忆这段故事时说：“在我疏散的地方，也有过这样打狗的事，可惜我没有潘光旦的勇敢和机智，怕的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就没有出来拦阻”。
     在物质待遇方面，生活指数和薪给之间的比例差距拉得越来越大。据1937年上半年至1943年3月昆明历年生活指数与联大教授薪给比例表，如果依1937年上半年的比例（即相当战前实得之数）350来推算，1937年下半年为249.5 ，1938下半年为178.5 ，1939年下半年为 63.8，1942年2月下降至20以下，为19.3，同年有3个月更低到10以下，分别为9.6，9.7和9.9。最差的时候，西南联大教授的收入比战前下降了三十多倍。1943年，潘光旦写道：
    
     自三十一年（即1942年）春天起，形势更见得严重，职教同人几于没有一个不靠举债与售卖物品度日，到了今日（指1943年），大部分的家庭已经是无债可举，无物可卖，平居如此，遇着疾病，其窘况更可想而知，而穷窘的环境之下，疾病又偏偏的多。
    
     国难方殷，收入剧减，原在意料之中，按理说也是可以忍受的。问题是，各阶层收入的不公平会引起大学教授相对剥夺感的增加，影响到他们的心理感受。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陈达在1943年7月22日写的一条札记中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在战争期内降低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和其他社会阶级相比，困苦特甚。某大学教授近因事赴重庆与某省社会处长同住，有一次该处长得家中汇来款项，其数为国币一十万元，供某处长应酬及旅中支用。处长对某大学教授曰‘君在此旅费恐亦需数万元’，某教授答曰：‘数万元不须，数千元是不可少的。’处长不信，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其实教授对于各种用费的减省，实已到最后地步；清苦的生活，大致由他们忍受。发国难财者，固然比他们好，即一般的公务人员亦大概较优。”
     潘光旦家人口较多，生活上是比较困难的。潘光旦个人的收入支持家庭有困难，不得不由太太出来做点事补充收入。潘太太曾与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共同制作一种蛋糕，取名“定胜糕”，拿到冠生园寄卖。抗战后期，潘太太曾自制绣花绸睡衣、头巾、手帕卖给美国盟军，以补贴家用。她还曾请闻一多先生画过两幅龙的图案作为绣样。
     1942年，潘光旦在赠赵文壁的诗中表达了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的心态：
    
     知吾不作稻粱谋，避地五年一敝裘。
     未信文章赠命达，只将身世寄鸥游。
     应怜士道衰微甚，莫为师门贫病忧。
     爱汝囊中无浊物，买薪权当束修收。

译注《性心理学》

     潘光旦除了是一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外，还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翻译家。他曾翻译过不少西方学术名著，以量来说，《潘光旦文集》最后3卷收录了7部译著，约176万字，占文集总字数640万字的27.5℅，如果再加上文集第3卷中节译的亨丁顿的《种族的品性》和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约17万字，总字数达到193万字，大约占总著述量的将近三分之一。这还不算文集第6卷基本上属于编译性质的《优生原理》。其译作不仅量大，而且还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所选择的译著与译者个人的学术兴趣有密切的关联，不是单纯为翻译而翻译，而是在原文后加上了大量的注释，或补充材料，或加进个人的研究心得。有人说，潘光旦的译著原文反映的是过去时代的学术成就，现在已经不新鲜了，他的注释倒是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二是译文避免欧化句式，平易流畅。
     在这些译著中，流传最广的首推1941年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的《性心理学》。《性心理学》集中体现了潘光旦译著的两大特色。这本由霭理士原著、潘光旦译注的《性心理学》无疑是过去百年间少数经住了时间考验的影响深远的名著名译。
     原著于1933年由英国伦敦的威廉·海纳曼出版公司出版。原著者霭理士（Havelock Ellis）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英语世界里首屈一指的性心理学大师。他与奥地利的弗洛依德、德国的希尔虚费尔德同时代，一起开辟了现代性科学研究的新时代。霭理士除了性心理学以外，还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文学评论、医学、性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素养——因此，他的书往往写得视野开阔，文笔多姿多彩，具有一股吸引人的魔力。《性心理学》的基础是霭理士1910～1928年完成的7卷本《性心理研究录》。《研究录》是写给专业人士读的细针密镂的著作，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除了第6卷“性与社会”以外，《性心理研究录》适用对象应该是医师、心理学者和其他有关系的学术专家，“对于一般的读者，总嫌过于冗长，过于繁琐。”潘光旦一直在心里联想着以至于抱怨着霭理士为什么不浓缩7卷巨著的精华，吸收进新的学术进展，写一本尽人可读的性心理学。好像是灵犀相通一样，霭理士果然写了简本的《性心理学》。1933年出版的《性心理学》是在7卷学术著作的基础上，吸收当时学术界的新进展写成的一本教科书性质的、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的书。这本书以34万字的篇幅浓缩了巨著的精华，以一种容易让读者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无怪乎它受到读者广泛的关注，一印再印。
     1934年秋，潘光旦转入清华大学任教，看到这本书后大喜过望，决心要抽时间翻译这本书。但当时他很忙，没有时间从事大部头著作的翻译工作，尤其是在1936年2月开始负责清华大学的教务以后。抗战时期要开展研究缺乏资料，正是从事翻译的大好时机。1939年11月至1941年11月，用了两年时间，潘光旦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译注。在注释里，他还加进了大量的个人研究成果。如果加上长达两万字的附录《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注释篇幅几乎有10万字之多，占原著近1/3。这些注释的主要内容是从性心理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献，尤其是稗官野史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印证、补充霭理士《性心理学》的原文内容，在个别地方甚至进行修正。
     《性心理学》并不是潘光旦第一次翻译霭理士的著作。早在1934年，潘光旦就曾从霭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录》第6卷里选译了两篇作为单行本出版，分别是《性的教育》与《性的道德》。就内容而言，《性心理学》更为全面；就篇幅而言，《性心理学》更大；就译注的量而言，《性心理学》远远超过前两本译著。所以，可以说，潘光旦译注的特色在这本译注里面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潘光旦为什么要翻译《性心理学》呢？既然他选择译著通常与他自身的学术研究紧密相关，那么他与霭理士有什么样的因缘？他看重霭理士思想中的哪些成分呢？追根溯源，得回到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
     五四时期是个性解放思潮汹涌澎湃的时代，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借来文明的火种，来照亮中国传统社会深沉的夜色。霭理士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借来的火把之一。当时对霭理士感兴趣的中国学人大有人在，《学灯》、《语丝》等刊物有不少翻译或介绍霭理士著作的片断。周作人借助霭理士明净中庸的性观对中国传统的性禁锢展开了犀利的批判，在青年知识分子青春激扬的心头激起了层层涟漪。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潘光旦开始阅读西方性科学的著作。他最初接触到的是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而且结合弗氏之学和中国笔记小说关于明末奇女子冯小青的记载，写成了他的成名作《冯小青考》（1922年）。很快，他又读到霭理士的6大卷《性心理研究录》。霭理士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人文主义的性观念打动了这个弱冠少年的心田，让他感受到较弗洛依德学说更大的吸引力。霭理士通常并不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或人文思想家，而潘光旦在接受霭理士的学说时更愿意把霭氏解释为一位人文思想家。在潘光旦看来，霭理士不是一位哲学家或理论家，但却是上一代人中间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其人文思想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两种狭义的人文思想（一种把人类看成最高的实在，相信人类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另一种则持人类与外在物理环境及人自身的冲动相对立的二元论立场），是一种主张人与外在环境以及自身取得两层和谐关系的广义的人文思想。霭理士的人文思想在性研究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思想倾向上，霭理士是一个中庸派，既不主张禁欲，也不主张纵欲。他认为人类的性倾向，深深地埋根在人的生物本性里。胡寿文教授评论道：“生理与病态之间，找不到不可逾越的界线。所谓常态与病态，无非是各种不同的变异。形形色色的性歧变，虽然与后天的教养有关，终究大半是先天气质的结果，根柢极深。因此，霭理士主张，我们在整个性的题目上需要更多的宽容，除非是那些从医学上或法律上看来可以引起问题的事例，是无需责备或干涉的。”这也就是霭理士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人与外在物理环境以及自身冲动达成和谐的人文思想。潘光旦在这一点上完全继承了霭理士的思想倾向。纵观潘光旦一生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以人文思想为中心，由此我们就可以估量出霭理士对潘光旦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广。至少我们可以说，性心理学加上人文思想，才可以对潘光旦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潘光旦以后研究性心理学、优生学、性社会学，可以说都是出自于霭理士学说的诱导。他是这样的推崇霭理士，以致于以霭理士的私淑弟子自许，暗地里发愿要将霭理士的学问介绍到中国来。他在《性心理学》的“译序”里说，“译者并不认识霭氏，也始终不曾和他通信；但二十年来，总觉得对他要尽我所能尽的一些心力，总好像暗地里向他许过一个愿似的。以前学问的授受，有所谓私淑的一种，这大概是一种私淑的心理吧。至于译者所许的愿，当然也是一般私淑的门弟子所共有的，就是想把私淑所得，纵不能加以发扬光大，也应该做一些传译的工作。”
     除了潘光旦对霭理士学术思想的倾慕外，选择翻译《性心理学》，也与五四后社会上流行的性思潮背景有关。
     五四思潮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性禁锢思想，一时间，“性”成为知识界的热门话题。除了先进知识分子介绍进步的性知识与性道德以外，在某些地方，不负责任的“性”读物在社会上有江河泛滥之势。1920年代中期，有关“性”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甚至出现了以“性”命名的定期刊物，如《性文化》、《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等等。1932年，潘光旦曾在一篇短评里描述了报界以“性”为噱头赚取商业利益的行为：
    
     近年来上海有好几种日报似乎专靠“性”新闻的细腻与显豁，来维持和推广它们的销路。上海一类的大都市里，“性”新闻自然俯拾即是，其中比较特殊的，自不妨加以翔实雅驯的记载。但近来所见的，连篇累牍几乎无一不是张三李四中冓的细微事故，刻画不厌其详，标题不厌其大，而逢到记者和读者公认为紧要关头之处，还要分段，还要加副题。
    
      三十年代初期，出版界出现了若干粗制滥造的性读物，如《爱的人生观》、《色的社会问题》（林众可著，华通书局）和《性学ABC》（柴福沅著，世界书局出版）。《色的社会问题》的作者林众可，在“序言”里倒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本来没有研究心得，是如何在借阅了朋友的参考书，翻了“好几天”后攒出这一本书的。
     1926年留学回国后至1930年代，潘光旦曾写了多篇文章，严厉地批评当时不负责任的性读物。在他的批评对象中，最有名的是倡导性解放思想的张竞生。他与张竞生的分别，一方面是两人所持的性伦理观不同，潘光旦持既满足性欲又节制性欲的温和态度，张竞生却主张打破一切性禁忌，充分享受性带来的快乐；在科学方面，潘光旦的学术训练明显强于学哲学出身的张竞生，他不能忍受张竞生在性读物中所犯的许多知识性错误。
     仅仅批评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树立自己认为正确的性知识与性道德观。这就必须译介西方性科学研究著作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潘光旦1934年译注的《性的教育》与《性的道德》和1941年译注的《性心理学》可以看作是他对此前十余年间社会上流行的某些他不满意的性思潮的回击。从这个背景上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性心理学》的“译序”里，潘光旦为什么一方面交代了自己接触霭理士性心理学的一些因缘，另一方面也不忘捎带着不点名地批评了与他“不共戴天”的张竞生。
     潘光旦观察性问题的基本框架和眼光来自霭理士。这个框架是以性与人生的关系为中心的。性与人生的关系，包含3个方面：一是性与个人。二是性与社会，就是婚姻问题和与婚姻有连带关系的种种问题，包括婚姻的效用、独身问题、婚姻选择标准与恋爱问题等。三是性与种族，从婚姻行为到子女产生，就是从性的社会意义到达性的种族意义的过程，它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从婚姻选择里面，从两性的行为里面产生维持种族血统延续、发扬民族文化的健全分子。从这个三分法里面，可以看出，性与个人，部分地涉及性社会学的问题；性与种族，在性与未来社会的荣枯之间建立联系，也应可纳入性社会学的主题。潘光旦认为，已往讲性教育往往只讲个人的性生理卫生，而不谈性的社会与种族问题。但是，人既然是生存在社会文化环境里面的，性与社会、种族两方面的关系密切程度，并不减于它与个人生理卫生的关系，所以必须兼顾到三个方面才是圆满的。如果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在性与人生的三个方面中，性与个人的关系，更多的是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的处理对象；性与社会的关系，更多的是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的处理对象；性与种族的关系，更多的是生物学、优生学、人口学的处理对象。潘光旦的研究重点在于第二与第三方面，与霭理士偏重第一方面与第二方面有所差异。
     潘光旦学生物学出身，但他更大的兴趣在于一种生物学派的社会思想。具体到性的领域，即是性与社会的关系。我们看到，潘光旦在评论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具有“性”的敏感性。他一生受霭理士影响很深，但并没有亦步亦趋的做一个性心理学的研究专家，而更多的是借用霭理士范围宽广的性心理学来开展他自己在性与社会关系上的研究。
     不仅潘光旦与霭理士在学术重心上有所不同。就是在性心理学上，潘光旦固然受霭理士影响极深，但他并不是简单的做了霭理士学说在中国的传声筒。在有些地方，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或当代科学的进展，修订了霭理士的观点。这些在《性心理学》的译注里面也有所体现。潘光旦对霭理士学说的修订，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他认为不生育的伴侣婚姻或试婚不可取。第二点他认为评估性欲升华（在《性心理学》中写作“升化”）的可能性很小。
     霭理士认为男女之间若只是发生性爱关系，其权衡应完全操诸个人，不应受第三者的干涉；只有由性爱关系进而发展到生殖关系，有了子女，影响到社会的福利，社会才有过问之权。西方基督教文化则迥然不同，动机发动即是罪恶产生，根本不容得“发乎情”具有正当性。到霭理士这里，由于尊重人固有的生物本性，包括学术界所揭示的“多恋”现象的生物基础，霭理士已经不从基督教道德的角度去做“诛心之论”了。“情欲”之发既然具有了正当性，如何保证这种有时不顾一切的强大力量不冲决婚姻制度的藩篱？霭理士的解决方案是容许试婚、见习期或伴侣婚姻一类的主张。他清楚地预见到了未来婚姻内外的性关系必然要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人与人之间的性道德关系也必将面临新的挑战。在行之已久的社会规范和个人自由发生冲突时，霭理士的思想天平更加偏向个人一边，他希望社会对个人的多恋倾向能够给予更多的宽容与理解。霭理士与其夫人一样，赞成婚姻可以有一段“见习期”，即容许试婚。这种看法并非霭理士一人的私见。与霭理士持同样立场的还有做过30年美国丹佛青年法院法官的林哉（B.B.Lindsey）、英国哲学家罗素。霭理士、林哉与罗素等人的主张，其实质意义是，使性关系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千百年来局限在正式婚姻制度的范围。换句话说，个人能否在现行婚姻制度不作根本变革的条件下享受更大的性自由？这种论调当时在英美国家激起了很大反响，大约是反对者多，赞成者少。
     潘光旦也不赞成霭理士、林哉与罗素的主张。他说，“这种见解显而易见是对条顿民族性的一个让步，是经不起理论上的盘驳的。我对于霭理士的性的见地，几于全部接受，独于这一点不敢苟同。”在许多场合，他都表示了类似的态度。他认为，不生育子女的伴侣婚姻或试婚，虽然涉及的只是男女两个人的性关系，无论性爱关系是祸是福，但迟早一定会波动出去，影响及于第三者，并不是与社会不发生干系。霭理士等人的主张是对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条顿民族性的让步。对于婚姻“见习期”一说，他写道：
    
     见习期之说，译者也不敢苟同。见习的时间短，见习的方面少，等于不见习，见习的时间长，见习的方面多，就等于实行婚姻，等于曾子所说的“学养子而后嫁”。婚姻好比人生的许多别的大事，原是一个冒险的历程，要把全部历程的安全于事前完全加以肯定，是事实上所不可能的。下文霭氏不引埃克司纳“婚姻为一个造诣的过程”之说么？婚姻的本身既是这样一个过程，既须夫妇两人不断的彼此力求位育，才有日新的进步可言，才有高度的造诣可言，那岂不是等于说，全部婚姻的过程不就是一个见习的过程么？不等于说，有婚之日，莫非见习之年么？又何必别立一个见习的期限呢？霭夫人的作品里很有些特出的见解，但她的神经是不很健全的，霭氏在最近问世（一九四О）的自传里也坦白的承认这一点；霭氏引到她的见习期的主张，恐怕是出乎爱敬与纪念他的夫人的心理者为多；此种主张的理论根据却是不坚实的。
    
     婚姻“见习期”之说，在霭理士原著中并未特别注明源于霭理士夫人。译注本的这条注释是由潘光旦从《性心理学研究录》中查明补入的。霭理士在行文中是以肯定的语气来叙述的，也未特别注明来源，说明他是从心底里赞成此说的，与爱敬与纪念夫人的心理并无太大关系。潘光旦还特别提出霭理士夫人的神经不很健全，不健全的人容易提出一些不健全的见解，这就是潘光旦的推论逻辑。从这里，可以看出，潘光旦一定是从心底里非常不赞成“见习期”一说。
     潘光旦认为，过于放纵个人的自由，与过于依赖外在的社会制裁力，两者皆有所偏，只有儒家“节”的思想才能兼顾个人责任心和社会制裁两个方面。儒家并不禁止人情欲的发动，只是要人的情欲不要发动到一个推车撞壁的程度，期望他能够发而中节，适可而止。比如说张三见了朋友李四的妻子，年轻、貌美、人品端庄，便不由得怦然心动，不免兴“恨不相逢未嫁时”之感，此谓“发乎情”。情既已生，要立刻抑制下去，事实上不能，理论上不必，但是也不能完全跟着冲动走，丝毫不加搁阻，这样会引起许多别的问题。张三应该节制自己，尽可以增加他敬爱李四妻子的程度，提高他们之间的友谊关系，而不再作“非分”之想。那“非分”的“分”就是“分寸”的“分”，这就是“止乎礼义”。
     潘光旦受儒家的影响，试图在社会规范和个人自由之间进行调和。他在译注中指出，所谓个人的责任实在包括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修养，一是事后的不躲避因多恋而引起的种种责任。显然的，为维持社会的道德起见，事先的修养要比事后的负责重要得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功夫是可以修养出来的，在一般的欲望上应当修养，在性欲的活动上更有修养的必要，因为这种活动特别容易影响到第二者以至于第三者的治安、利益、以至于人格。这种修养的功夫无它，就是一种裁节的功夫，……
    
     所谓“裁节”并不是礼教从外部强加的抑制或禁止，而是一种个人从内而发的自觉的节制，节制的最佳结果是“发皆中节”，是情欲有分寸的舒展。潘光旦认为，“凡属有性冲动而不能不受刺戟不作反应的人，自未婚的青年以至性能已趋衰落的老年，都应知所裁节。裁节是健全生活的第一大原则，初不仅性生活的一方面为然。”倚重事先的、个人的“发情止礼”修养功夫，来解决性欲冲决社会制度藩篱的问题，其思路带有浓厚的传统道德修养论色彩。
     对于霭理士的“宽容论”，潘光旦认为可以和自己的“裁节论”殊途同归。“说殊途，因为霭氏侧重团体的同情、谅解、宽容、平恕，而译者侧重于个人的自我制裁。说同归，因为所求的均是两性关系的最合乎情理的位育。这侧重点的不同也似乎根本代表着中西文化的一大分别。”
     在接受霭理士思想的时候，潘光旦戴着一副中国儒家文化的墨镜，所以，他敏锐地看到了霭理士主张背后蕴涵的英美主流的个人主义的观点，而他所认同的价值观是儒家思想调和个人与社会（即传统所谓群己关系）的立场。
     在性欲升华问题上，在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潘光旦对升华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么肯定。在40年代初期完成的《性心理学》译注中，他重申了这一态度。将这几处论述仔细比较之后，我认为，促成潘光旦态度变化的是1933年出版的美国斯密士女子大学生物学教授巴歇雷（Prof. Parshley）《生殖的生物学》（The Biology of Reproduction）一书。
     1933年，潘光旦在《华年》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和”的书评，评的就是这本书，书名题为《生殖的科学》。在书评中，他写道：“作者在最后一章里，又特地举出一些普通的误解来，逐一加以点破。……又如讲性的摄生的人动辄要人努力于性冲动的‘升化’，但他以为据最近切实的调查，升化一事，不但难能可贵，恐怕根本就不能成立。根据这一类的见地，所以作者在结论里一面主张适当的早婚，来减少实际的许多性的问题，一面主张积极的研究，来充实我们的智识；因为目前对于性的一知半解还不能够教我们在性行为方面，得到一个更满意的位育。”在《性心理学》的译注里，他同样引到巴歇雷的这本书，其中提到巴著中征引了一种对大学研究院青年的研究，认为这种青年的性欲，十之八九总有些不规则的宣泄方法，并不完全受到抑制。因此，他们的智力活动究竟有几分是从升华而来，还是一个疑问。
     由于有了这些思想变化，潘光旦在译注中才对霭理士的升华论有所批评。他说，“霭氏于升化的理论，虽说得相当小心，但译者还嫌其过于肯定。译者比较更能接受的是希尔虚费尔德的看法。” 希尔虚费尔德是德国著名的性心理学家，潘光旦曾在上海两次拜访过，还为希氏的一本书写过书评。希氏的观点在霭理士《性心理学》原著中有所交代，大旨为：希氏轻易不肯接受升华的概念，主张另用“性的代值”(sexual  equivalents)来代表类似升华的现象。“他并且否认绝欲的人所产生的科学文艺的作品比不绝欲的人所产生的更为优异卓越。他只承认只有在宗教家和从事剧烈的体力工作的人中间，我们可以找到升化的作用。”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与霭理士不大相同的立场，所以，他对霭理士的有些解释便提出了质疑。霭理士依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原理来讨论升华现象，说，“我们如今讨论到升化，我们也是把一个有机体当做一件正在动的机器看，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总有一部分的性的力量要‘放散出去，而成为废弃的热力’，至于废弃之后究竟作何方式，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了。就是但丁，在他写《神圣的喜剧》或《神曲》的时候，也还有他的妻子和家庭。”潘光旦在译注中质疑道：“霭氏这句话有语病，难道对于但丁，妻子和家庭便是接受废弃的欲力的尾闾么？译者以为这在但丁自己也未必承认。”
     依据现有的心理学史研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深受19世纪物理学能量守衡的宇宙观的制约，他把物理学的规律运用于人身上，试图用心理能量转换来说明人格的发展。其升华说也是这种宇宙观的推论。从霭理士以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原理来讨论升华现象来看，霭理士和弗洛伊德是同时代人，同样是19世纪物理学革命的产儿，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潘光旦则是在继承弗洛伊德和霭理士的基础上，又吸取了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成果，往前多走了一步。
     从《性心理学》的译注，我们可以了解五四后中国学术界在引介西方性科学解决中国问题上所达到的水准，以及遭遇到的文化价值观问题。

编译《优生原理》

     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潘光旦首先是一位优生学家。他对社会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优生学的眼光来观察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开展社会学研究时，他所依据的知识基础和社会哲学基础是从优生学推演出来的。
     潘光旦所从事的优生学与我们今天提倡的优生、生育健康等虽然有一些关联，但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不同有两点。其一是，潘光旦那个时代的优生学，将人类的生理特征的遗传，如容貌、体型、肤色、毛发颜色、形态解剖学特征、代谢类型以及对于疾病的易感性等，与人类的智力遗传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混为一谈。这样就将优生学置于争论与是非的漩涡之中。二是由优生学推论出来的社会哲学，强调人类的先天遗传具有等级差异，可以通过智力卓越的人互相婚配来生育出优良的后代，由生物上的先天不平等推论到社会生活领域的不平等具有合理性。这种学说总是对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念的生物学基础提出质疑。优生学创始人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潘光旦的著述里译为戈尔登）定义优生学时初称学科，后改称科学。潘光旦的业师、“美国优生学的组织者”达文波特也称优生学为科学。在开展优生学研究时，潘光旦清醒的意识到优生学当时还很幼稚，不足以称为严谨的科学，他赞成将优生学称为学科，原因是：“优生学发端未久，其研究之成绩究尚不多觏，其应否立即加入科学之林，尚是疑问。”潘光旦不同意西方优生学中过于看重人类种质改进作用一派的看法，他认为其作用是有限的。面对人类巨大的基因库，我们至多只能通过改善人类的社会制度、观念、文化、风俗等因素，引导人口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从优生学到社会学之间，他是通过一个名为“社会选择”的概念连接起来的。“社会选择论”原为优生学中的一派看法，其中颇多种族主义的成分，潘光旦剔除了其中的种族主义成分，将其用来探讨社会问题。潘光旦能够从一门基本上属于自然科学的优生学基础上开展社会学研究，原因就在于此。
     在抗战前，潘光旦用了很大的精力提倡优生学，并开展了许多相当精湛的专题研究。但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他的优生学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相抵触，使他陷于不少学术论辩之中。1927年与生物学家周建人围绕《中国之优生问题》开展的论辩，1929年与社会学家孙本文围绕《文化与优生学》开展的论辩，只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几个例子。在这些论辩过程中，潘光旦一方面坚持自己学说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完善自己的看法。
     抗战时期完成的编译本《优生原理》是他长期从事优生学教学研究活动的最后结晶。全书共约20万字，有7章内容主要是以美国学者普本拿与约翰逊（Paul Popenoe and R.H.Johnson）合著的《应用优生学》1933年修订本为蓝本编译的。第8章属于自著，将1935年的一本小册子《宗教与优生》容纳进来，改题为“人文选择二——宗教之例”。普本拿是人类改进基金社的主任干事和家庭关系研究所的所长，约翰逊是匹兹堡大学教授。除了和普本拿曾经通过信以外，潘光旦并不认识这两位学者。但他知道，他们对于优生学有深湛而通盘的了解，他最早读到而获益最多的优生学著作，便是他们两人合著的《应用优生学》的1918年初版本。
     从内容来看，这本书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它所讨论的大约均属于优生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的范畴，如先天遗传与后天教养的关系、人类遗传基因的性质、人类遗传的基本规律、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如何发挥作用等等。在编译过程中，潘光旦加进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比如说原著作者大概是出于厌恶种族主义的一派，所以不愿意提这派创造出来的“社会选择”概念，而潘光旦一贯认为这个概念很有价值，并不因它与种族主义有牵连就不能借鉴。他说：
    
     编译者不敏，始终认为社会选择或文化选择确乎有分别提出的价值（指与“自然选择”分别提出）。优生学是一个综合的科学，其基础尽管是优生学的，其堂构终究是社会学的，选择的发生尽管必须经过生死婚姻的自然途径，而足以左右生死婚姻的社会势力与文化势力则所在而是，并且错综复杂到一个程度非分别提出，从长讨论，不足以尽其底蕴。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潘光旦重新调整了原文的次序，将原文讨论社会方面的篇章合并起来，明确地给这一章的标题加上了“人文选择”的字样。
     抗战时期完成的另一本文集《优生与抗战》则侧重于优生原理与时势的结合，优生原理与社会思想的关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优生原理》一书的产生背景。它的前7章是抗战时期完成的，时作时辍，前后共跨9个月，从1941年8月到1942年5月。第一章的最先一部分是在旅途中开写的，那时他正在四川省峨眉山新开寺。其余部分在昆明完成。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间的昆明，正是日军空袭最为猛烈的时期，所谓疲劳轰炸就是从8月初开始的。8月14日，敌机轰炸了西南联大。这次轰炸使图书馆、饭厅、教室和宿舍都有损坏。当时正值暑假，抗战时期来自沦陷区的学生们无家可归，成年四季都待在联大。为了解决住宿问题，现存的教室多改作宿舍暂用。一位学生描述当时的情况写道：“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便在此时，在图书馆看书要打伞，在寝室睡觉也要张伞，真别致！”
     在敌人炸弹的硝烟中，潘光旦开始了《优生原理》一书的编译。那时，他将学校的行政工作摆脱得较为干净，因而能够在授课与跑空袭警报的夹缝中争取一些写稿的时间。他写稿的地点，用得最多的是西南联大总办公处的庶务主任办公室，庶务主任是清华的老熟人毕正宣先生。由于他与庶务行政向无关系，所以比较清净，来的客人也想不到在这里找他。虽然基本没有人来干扰他，而干扰他最多、却无法避免的“不速之客”却是敌机来袭的警报。警报一来，潘光旦就把手边的稿子和参考书收拾起来，向庶务室的大铁箱下面（不是里面）一塞，然后才随众人向西南联大后面的坟山疏散。值得庆幸的是，1941年9月以后，昆明的空袭虽然频繁，联大校舍却再没有中过弹，庶务室无恙，铁箱无恙，潘光旦珍惜的书稿也就得以保全。
     《优生原理》的完成，既是潘光旦个人优生学学术生涯中值得纪念的一章，也是以学术来回应日军侵略最具有学者意味的一种努力。今天回过头看，这本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学者努力学术的精神却是永恒的，也是最值得我们铭记的。

鸡足山之游

     抗战时期，除了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努力从事学术、教育，也有少许完全放松的惬意时刻。对于潘光旦这样的旅行爱好者，就更是要抓住每一次旅游的机会了。战前生活条件好，潘光旦出游的机会多，游踪遍布江南、华北一带。他的旅游特点是：旅游时往往写有游记，现收入文集第11卷“旅行记”部分的游记就有15篇之多。云南是旅游胜地，风景秀丽，在云南待了8年，岂有不游玩之理？不过，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潘光旦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旅游欲，因此，少数的几次便弥足珍贵了。
     借着1943年1月云贵监察使、第11集团军干部训练团副团长李根源邀请去大理滇西战干团讲学之便，潘光旦实现了鸡足山之游的愿望。同去讲学的还有燕树棠、蔡维藩、曾昭抡、罗常培、张印堂、陶云逵、费孝通、张文渊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教授，另外还有《旅行杂志》的主笔孙福熙和清华近期毕业同学王俊陶。1月26日他们从昆明出发，1月28日抵大理，1月30日至2月4日演讲。2月5日参加讲学的部分人开始出发赴滇西佛教名山鸡足山，这些人有曾昭抡、罗常培、费孝通等。各位学者在游山玩水的怡情悦性之际，经历了不少放松心情的趣事，甚至是惊险的趣事。大家谈笑打趣，感情更显融洽。这里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其一：2月5日傍晚，他们本来打算趁晚风横渡洱海，到对岸的挖色去歇夜，可是洱海的风向突变，船无法靠岸，所以当晚就决定不启程了。同行的人纷纷上岸看洱海晚景去了，只有潘光旦、费孝通两人留在船上。他们两人的眼睛和腿都有一点毛病。潘光旦独脚，一眼曾失明过；费孝通眼睛近视，左脚也受过重伤。在船底，这点缺陷容易掩饰过去。两人都是江南水乡长大，尔后多年与船无缘，待在船上恰好寄托他们的乡思。“风声，水声，橹声，船声，加上船家互相呼应的俚语声，俨然是一曲自然的诗歌。这曲诗歌非但是自然，毫不做作，而且是活动的。船身和坐客就在节奏里一动一摆，一俯一仰，顺着这调子，够人沉醉。”
     一阵紧风打上船来，船身微微地荡了一下，潘光旦取下衔着的烟斗，说：“假如我们在房子里，风这样打就会有些担心，怕墙会倒下来。风和墙谁也不迁就谁，硬碰硬，抵得住，抵；抵不住，倒。在船里就不用着慌，风来了船退一下，风停了，船又回到原位。”费孝通没有说话，熟悉潘光旦学术思想与为人态度的他，知道老师又在阐发他中国式的“位育”方法了。他没有就题发挥，不是不欣赏老师的态度，而是他在想：既然要上佛教名山鸡足山，就得预先学一点拈花微笑的神气。不可说，不可说。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什么是“位育”？这是潘光旦在学术上提出的一个有名的概念。其基本意思是说：人跟环境之间保持一种调适的关系，既要善于适应环境，又不能任由环境摆布，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的人生态度也是这样，在不利的条件下，不要怨天尤人，要以平和的心境来接受环境，同时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不利环境里一切有利的因素。墙和风之间硬碰硬的关系，他是不欣赏的；他欣赏的是船在风中的感觉，既有妥协，又有坚持。这种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达尔文在生物演化论里提出的adaptation一词的基本含义，潘光旦不满意于清末中国人从日本接受来的译法——把这个词译成“适应”——这样似乎是说人只能片面的迁就环境，不能有所作为了。他从《中庸》里面“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及古人的注释“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得到启发，将人与环境之间的调适关系改译为“位育”。
     在船上，他们品尝了风味独特的云南烤茶。在茶香满船的时候，潘光旦很得意的靠着船板，笑眯眯地用云南话说：“你家格是在烤茶乃？”前几天在大理讲学时，具有语言天赋的潘光旦就曾试着用云南话讲课了，今天随便说上一句，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费孝通在云南呈贡有名的魁阁读书时以好茶名于朋侪间，品了烤茶之后，“才恍然自悟三十年来并未识茶味”；而潘光旦尝了以后说：“庶几近之”，意思是他还领教过更好的。
     留在船上，他们两人还想吃船家菜，所以和上岸看风景的朋友们分别时，曾再三叮嘱他们千万不要送饭下来。吃船家饭，那也是梦寐已久的一个愿望了，没想到在这儿实现了。潘光旦幼年时期靠河而居，河里常停着小船。每当午刻，船家饭熟，眼巴巴的望着他们在吃香喷喷的白米饭，限于门户之严，总无缘一尝，从此积下了想吃船家饭的心理疙瘩。这一次既无严母在旁，自可痛快的满足满足了。费孝通对于船菜也有爱好，他还联想着吃船菜的环境、气氛。这里虽无船娘，也可借此情景，重温一些江南的旧梦。
     晚上满天星斗，没有月，虽然未喝酒，他们却多少有些醉意。潘光旦抽烟言志，说他平生没有其他抱负，只想买一只船，带着他所爱的书（无非是霭理士之辈的著作）放游太湖，随到随宿，逢景玩景。船里可以容得下两三便榻，有友人来便在湖心月下，作终宵谈。今天黄昏以来，和心心相通的江南才子费孝通一起，过足了重温江南旧梦的瘾。心底里想说的话，借着洱海船上宜人的风光自然而然的流泻出来。鸡足山还没有上，先酝酿足了一团好心情。
　　 其二：2月6日夜骑马登山时，“狼狈之情状不一而足”：孙福熙落马而左颊皮破血流；罗常培骑马时在树丛中招架不及，三次“挂冠”，额角手背都微有蹭伤，忽然左眼突然像被云雾蒙蔽起来一般，感觉一阵模糊，原来是一片眼镜不知被树枝弹到哪里去了；曾昭抡的帽子也被刮落，久觅不得，被后行的人拾到；费孝通善骑，也曾坠马。罗常培“挂冠”一事，最足令大家谈笑。同行的清华毕业生王俊陶不怎么会做诗，看到此情此景，禁不住诌了一句：“不肯低头便挂冠”，一路上都有人诵读。潘光旦是一个独腿的残疾人，也曾数次坠马，可是他有一股不肯轻易服输的劲头，“连日习骑，余已略知于马背上自求位育之道，大抵鞍前后缘之双手与左蹬之只足，可合成一大致稳健之三角，此三角者与马背身成一平面，故马行时前后俯仰，左折右转，但须不过于急剧，而转折之角度不大，余大抵撑持得住”，一路上他时时警惕，居然能够坚持下来。同行的一位负责照顾他的王君多年骑马，见此不免暗暗称奇。“位育”是潘光旦在学问上最爱讲的一个词，昨天在船上讲船在风吹之下的位育，今天，他把“位育”之道又用到马背上去了！
　　 其三：2月6日开始从后山登山时，潘光旦独自乘坐从大理随来的滑竿。没想到不但不省力，反而惹来麻烦。舆夫力弱，烟瘾又发，渐渐落后下来。走到坡高路仄之处，舆夫力气愈见竭蹶，数十步必一休息，于是更落后了。前行的大队人马都远远把他们落在后面。四周空无一人，舆夫怨声载道。潘光旦怜其疲弱，自己步行赶上三四里外的护送行李的军士。半夜，一行人挑了一处较可避风、积雪较少、松荫较多的地方停下，权度一宵。他与八九个军士围坐一圈，取枯枝点火取暖。此时，“天高风急，积雪如邻，寒可澈【彻】骨，设无此荧荧者，长夜漫漫，真不知将如何排遣”。他想到同伴们的卧具十之七八放在自己处，他们等自己等不来，挂念自己的安危，必然心绪不宁，因而心里一直放心不下。情况也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到了山顶的各位一直挂念失群的同伴，不能安眠，年纪较轻的索性烤火待旦，金顶坐夜。潘光旦在此又饥又渴，便溶雪饮之，嚼雪盈掬，感到清甘可口，差胜玉液琼浆。更体会到另一种境界：“时值月朔，疏星而外，八表同昏，松风之余，万籁俱寂，俯仰身世，心地廓然，俨然有与天地同流之感；半生得此，永生弗忘矣”。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游历之余，写写游记，倒也没有什么稀奇的。然而这次游历，出现三种学人游记，各展才情，面貌各各不同，相互补充，相映成趣，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罗常培将这次游历写就的《鸡足巡礼》（其中又分5节）、《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两文收入《苍洱之间》一书中；潘光旦写的《苍洱鸡足行程日记》分两次刊登在《自由论坛》第1卷第3期和第5、6期合刊上；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共7篇在《生活导报》上连载发表后，受到读书界的欢迎，1943年5月，即以“生活导报文丛之一”的名义出版单行本。潘光旦还为罗常培、费孝通两人的书各写了一篇序言。
     把罗常培、潘光旦、费孝通三人的鸡足山游记对比着看，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费孝通自称“本性是不近于考据的”，“我又是一个做事求急功，没有耐性的人。要我日积月累的下水磨工夫，实在不敢尝试，有此顿悟之说，我才敢放心做学问”。除了一些自谦的成分外，他实在是有自知之明。他思维敏捷、情绪绵厚，所写的散文往往寄兴遣怀，少涉事实的铺陈。他的《鸡足朝山记》，“游览山水是名，抒展性灵是实”，鲜明地勾画出在艰苦的物质条件压迫下一个青年教书人的若干消极情绪。罗常培在《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一文开头说：“我，和费孝通先生不同，比较是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我写不出像他那样笔姿生动，想象丰富，情趣盎然的朝山记；我也写不出像曾昭抡先生那样时间准确，里程精详，宛如和在化学实验室称量药品一样谨严的游记”。罗常培有考据癖和历史癖，《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一文可作代表；当然，他并不全是书呆子气，钻进书斋出不来，你看看他的《鸡足巡礼》是多么的洒脱清爽！潘光旦大概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他的《苍洱鸡足行程日记》以事为线索，又不乏生动的情趣，从上文引述的一段大概可以略见一斑。他自白道：“深知我自己不会写游记，我甚至于对于一切言情叙事的笔墨都存几分畏缩的心理。这大概是天分所限，无可如何的”。采取日记体的形式，也许是最适合于他的游记形式。他又说：“莘田先生（指罗常培）的这本集子和孝通的‘鸡足朝山记’，……文情并茂四个字，两家都可以当之无愧。不过有一点不一样，情字原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主观的情绪与客观的情实，孝通以前者胜，莘田先生则以后者胜；而就我个人的性格论，我更能领会的是莘田先生的这本集子，并且认为莘田先生的做法可学，而孝通的轻易不宜学，学则易滋流弊”。
　　 通过鸡足山游记这样一个小小的窗口，最能看到学人不同的情趣。这些情趣在平时被繁杂的日常工作遮掩起来，我们往往看不大真切。借着这三种游记，倒是一览无余，看得真真切切的。潘光旦给罗、费两书写的序言把三人的情趣对比说得最为透彻，值得再三品味。
   
从学人论政到学人参政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被人们誉为“民主堡垒”。这个“堡垒”里面离不了像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民主教授的贡献。潘光旦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抗战前，他相对在政治方面投入的心思较少。抗战以后，受时局的激发，潘光旦写下了大量的政论；后来不满足于论政，曾走到前台，参与了中国民主同盟的许多组织领导工作。这是他抗战时期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
     “宣传即教育”是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的结果。这一做法，在抗战时期得到加强，一时“宣传”声浪甚嚣尘上。1940年，潘光旦连续写下了《论宣传不是教育》、《再论宣传不是教育》等一系列文章，详细地阐发了自己的看法。
     宣传与教育的关系，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思想家、社会学者、心理学者，尤其是社会心理学者着力研究的问题，潘光旦“宣传不是教育”这一看法即从这些成果中借鉴而来。他特别参考了美国学者拉姆利（F.E .Lumley）和英国教育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看法。1943年，看了赫胥黎的《目的与手段》（The Means And The Ends）一书后，他感到这本书“大而至于一般的自由教育的见解，小而至于宣传足以为自由教育的一大障碍的看法，赫氏的话真是每一句‘实获吾心’”。他选取了这本书关于自由教育的讨论的一章译述出来，题名“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宣传不是教育”既是自由教育论（Liberal Education）的观点，也是自由主义题中的应有之义。从自由教育论的角度看，宣传犹之于商业广告，把本来不相关联的意象牵强附会的联系起来，目的只是企图让人信服宣传者的主张。所以，教师应对报刊、电台上流行的名词逐一解析，让学生看到这些名词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意念的解析”。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宣传本身并不改变宣传的性质与效用，问题是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把所有宣传工具都协调起来朝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产生出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统一性”。
     潘光旦认为，宣传的方式是灌输，教育的方式是启发；宣传目的是使人信服自己的主张，教育目的是启发人“自得”。因此，二者实在不是一回事。宣传固为政治侵入学术，其有害之处，还在于它同识字运动、专门技术教育结合起来。识字只能教人会读，而不能教他读什么（即没有教给他理智的判断力），其结果，使得大批民众成为政治宣传的鱼与雀。专门技术教育不重视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使专家在自己的行业内一丝不苟，一跨出行业半步，稍一涉猎社会政治问题，便成为政治宣传的猎物。“他一些海阔天空的议论，往往一大部分是有意无意间从宣传方面拾的牙慧”。
     1940年潘光旦的《宣传不是教育》发表后，昆明版的《中央日报》马上发表了社论《教育家的大责重任》，不点名的批评了潘光旦。潘光旦看到这篇社论后，很快又撰写了一篇《再论宣传不是教育》，一开头就说，“从表面上看，它是和我的文字没有甚么关系的，实际上却是针对着我的一个答覆”，还说：“我说宣传不是教育，多少还说了一些为甚么不是。那篇社论说宣传就是教育，却没有说为甚么是”，表现出一位正直刚强的学人过人的胆识。
     针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潘公展在《教育上两个迫切问题》一文中对进步教授思想问题的指责，1940年5月，潘光旦发表了《所谓教师的思想问题》（收入《自由之路》一书时改题为《异哉所谓教师思想问题者》），有力的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的思想统制。他在分析了教自然科学的大学教师没有“思想问题”后，着重论述了教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学教师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他指出，这部分大学教师尽管和三民主义关系较为密切，但并不象潘公展所期望的那么密切。他们对各派理论，持客观态度，只予以介绍与评论，而决不用宣传与灌输的方法。他们对三民主义的贡献是充分肯定的，对三民主义也没有什么成见。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与国民党政府所期望的显然不同，潘光旦说：“不过就研究与教学的方法与态度说，我们也不妨坦白的说，便绝不是一般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所有的或所期望于它的人的了”。他还提出，三民主义目前走在一个路口，一条路是宗教化，一条路是真正的思想化。前者是绝路，后者是活路。
     鉴于政党活动在大学校园里争取学生，潘光旦重申了抗战前的一个主张：学生不宜加入政党。1940年，他在西南联大教授主办的《今日评论》周刊上发表了《学生入党问题》一文。这一观点主要针对的是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也有反对其它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大学里争取青年的用意。他不仅反对学生在校内从事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赞成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所希冀的是，把大学办成一个能超脱各党派、各种政治主义纷争的一块净土，把学生培养成对政治采取超然态度的士人。
     潘光旦希望学生与政党政术绝缘，而绝不是与政治绝缘。他说：“学生应当注意政治，研究政治，密切的观察政治，以至于当前的政治措施作公开讨论，郑重的批评，和严正的主张——这些都是他的本分……”。不仅如此，抗战期间，他经常出席联大师生举办的各种时事问题座谈会，还应邀为学生作政治问题的报告。
     把政党与政治分开，是潘光旦这一主张的关键。他认为政治从广义上讲，是群居生活的全部，其目的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取得调和。“近来有人替政治给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说政治就一种业务，一种管理众人的业务，好好的做这业务就是了，于主义乎何有？”，他还说：“民主政治是不言主义的，是搬不出成套的教条而责人非一体信守不可”，民主的实质是以科学客观的精神来处理事务。政党是言主义的，一言主义，就充满了“我执”的偏见。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思想统一，把三民主义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强人信仰。所以，潘光旦认为，学生加入政党，不仅仅是政治势力侵入教育领域，而且还会养成偏蔽的思想习惯。
     1944年7月7日，西南联大壁报协会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联合召开“七·七”时事座谈会。这次座谈会规模盛大，不仅参与人数众多，而且从西南联大一校扩大到昆明各校，“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景况的热闹，真是得未曾有，就昆明一地说，竟不妨说是空前的”。抗战此时已经到了后期，大学生和教授中的进步分子已经开始陆续对民主政治产生了热情。他们需要借助各种适当的场合来表达他们对国家前途的关切和对民主政治的热忱。
     晚上8点钟，大会开始，与会的三千余人全体起立，向抗战阵亡将士默哀三分钟。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邵循正、蔡维藩、潘大逵、杨西孟、伍启元、潘光旦、陈友松、李树青、罗隆基等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的教授。大家先后谈了“七年的回顾”与“政治问题”两大议题。潘光旦着重谈了学人的责任问题，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开小差的，然而我们还不晓得害羞，还要说什么要为将来建国之类的说词。今后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些人东山再起”。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农人与军人无可逃避，他们一个在后方、一个在前方为抗战出力，而学人却以自己是学术专家的名义，逃避现实，不管国家现在走到那一步了，这是以专家对通责，学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专家之前，首先是一个国民，应该尽一份国民的责任。
     座谈会在谈论现实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气氛下进行。对政治深有兴趣的罗隆基谈了敏感的民主政治问题。他说完后，会场出现了一些沉闷。
     这时候，原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站了起来，他谈了三点：一是这次会议是寓纪念于学术的讨论会，所以他才来参加；二是中国的积弱是由于学术不昌明；三是要救中国的积弱，要昌明学术，我辈作师生的人就应该守住讲求学术的岗位，而不应该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例如政治商业之类事情。
     熊庆来的一番话，惹怒了在场的诗人闻一多，据报载，“闻一多教授枯坐良久，脸上的神色似乎有点像暴风雨前夕的天空，果然一站起来就是万马奔腾，情绪澎湃已极”。他在发言中强烈地批评了熊庆来的观点，他认为师生不应该躲在自己的学术里，不管国家已经糟到了什么田地，知识分子只考虑自己的地位与前程，那是可耻的自私！
     闻一多的发言既是批评熊庆来，也是对此前诸位，尤其是好友潘光旦发言的呼应。他们两人在学人应该论政这个问题观点一致。会场上这一幕一定给潘光旦以深刻的印象。他回去后，很快写了一篇《论学人论政》，发表在8月1日的《自由论坛》周刊上。潘光旦表示熊庆来的观点令他“大惑不解”。他认为，学人论政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孔孟以降的先哲之所以值得景仰，决不仅仅在他们是学术家，而在他们是政论家，不议论即不足以收辅导与督责之效。他尤其欣赏顾亭林对外甥的教导：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临山水；有济世安民之志，而后可以考古论今。任何人都有做人、做国民、做一种专业的权责，在所有这些职责之中，做人与做国民要比做专业来得更先决、更根本。“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人的意识的专家，无论他的专业如何精深，他终究是一个匠人，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没有政治意识的专门人才，可以加入伪北京大学，可以到沦陷区做顺民，而无害其为专门人才，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
     潘光旦与闻一多，不只是在这场座谈会上偶然的想到一处去了。关于这些问题，他们之间在文字上早就有过呼应。在此之前，闻一多在《画展》和《可怕的冷静》两篇文章里都批评了学人与艺人不问国事的躲避态度，潘光旦在《隐遁新解》等文章里面都明确的呼应了闻一多的看法。这两位五四时代在政治行动上走在一起的老朋友又一次走到了一块儿。
     不仅是在文字上走在一起了，他们在组织上也一起活动了。1941年，潘光旦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后来的民盟），并担任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常委。在云南省昆明支部，他先后担任过财务委员和主任委员，是民盟在云南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潘光旦加入民盟不久之后，闻一多也加入了。
     民盟是一个很松散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在政治主张的统一性和组织的严密性上，它无法与国民党、共产党相比。只是在政治民主、自由、走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等倾向上，大家大致能够达成共识。说“大致”，是因为对于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和自由制度，个人的理解也未必一致。1946年6月28日，闻一多在昆明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招待各界贤达时的演讲稿“民盟的性质与作风”里说，民盟是一个有党有派和无党无派合作的榜样，无党无派的盟员占百分之八十之多，是民盟的主要力量。他还强调，除了牢不可破的对民主的信念以外，民盟没有任何成见，也不可能有任何成见。问起政治来，只有政治主张，而无政治成见。他们愿意在国民党共产党两极之间做秉持公正的调解人。不管无党无派盟员的数量比例如何，民盟知识分子在政治主张上除了一些共同的政治倾向以外，各人的主张往往富于个性色彩，依据各人的判断而定，并不整齐划一。在政治主张上，潘光旦的看法比较符合当时一般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潮流，但是在思想的根据和推论方式上，以及在思想的儒家色彩上，显然与他人有不少分歧。大体上，他属于试图在英美崇尚个人自由与苏联讲求集体统治之间寻求中间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民盟的活动之所以在昆明蓬勃发展，从外缘上说，主要是由于得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实际支持。龙云与蒋介石不和，他秘密加入民盟，还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民盟活动经费大部分是由龙云筹措而来的。他与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人事的联络，由潘光旦和罗隆基居间介绍。鉴于大学教授生活困难，龙云首创学术演讲付酬，其后成为惯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些民主教授的后顾之忧。潘光旦曾两度为这一活动开列讲员讲题名单。1945年抗战胜利后，龙云被解除职务，由蒋介石派人直接控制云南，昆明的民主运动遭到顿挫，一二·一运动的血案就是其产物。
     1946年7月，为民主大声呼吁的民盟成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惨遭枪杀。在那一段时间里，潘光旦也处于白色恐怖的威胁之下。警备部收买的装疯的怪女人张柴静曾闯到潘光旦家里两次，说话颠三倒四，嚷着要找潘光旦，潘太太说不在，她还纠缠不休。这前后还有两个特务模样的人在他家篱笆墙外转来转去。据说，那个疯女人在闻一多被暗杀后，曾嚷着：“下一个就轮潘光旦啦！”
     潘光旦、费孝通等民盟成员列在黑名单上，处境危险，不得已躲入昆明美国领事馆避难11天。这时期他写了一首长诗，表达了对挚友闻一多遇害的无比愤怒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大失望。诗中写到：“含悲莫诉几覆盆，天涯累累涕泗痕。伊谁发愿此平反，富强长策且勿论。治国总由治人始，良相功同古所拟。颠而不扶焉用彼，何况残民沟壑委”。后来由美国领事出面与国民党中央交涉，国民政府对潘光旦等人的避难，甚觉难堪，也不愿意让由李闻事件激起的震动再行扩大，就由教育部出面，保证潘光旦等人的安全，派参事刘英士飞抵昆明料理此事。7月31日，潘光旦、费孝通与刘英士一起乘飞机抵重庆，8月2日由重庆飞抵南京。这一个月以来，潘光旦、费孝通等人成为各报刊的头版新闻人物。但在当时的处境下，他们并未与外界有什么接触，而是保持沉默态度。在南京，中央社记者采访潘光旦，他仍不愿多说话，只说：“对此案不愿多加揣测，静待政府处理”。由于不容易得到可靠的消息来源，关于潘光旦、费孝通的动向，在外间一时传闻颇多。其实，他们离开南京后寄寓在苏州的浒墅关。国民政府想为这两个“刺头”办理出国手续，让他们远离是非之地，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情。但潘光旦从未想过出国，他的友人也希望他留在国内。由于来自上方政治上的压力，潘光旦不能在清华大学再担任教务长。学校鉴于他在校历史甚久，不想让他去职，就任命他为图书馆馆长。
     刚刚过去的7月份，白色恐怖和友人殒命的伤痛仍在，潘光旦自己也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磨难，旅途困顿，行止不常。8月的浒墅关，不像春城昆明天气舒适，闷热异常，文思汗汁，同其挥洒，极感不能畅所欲言的苦痛。两位从江南走出去的才子，回到家乡的怀抱来默默的咀嚼、消化刚刚过去的惊险一幕。8月13日，这一天，潘光旦过47岁生日。在远离家庭的环境下过生日在他早已是家常便饭了，但这一年的情形还是有些特殊，因为他正处在人生的一大关口：是在压力下屈服呢？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潘光旦思绪万千，他想了很多，从幼年时代束发读书忆起，人生的一幕幕像演电影一样在眼前一一过去，一直到上个月好友的被害。他要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不能动摇。由于感触特别多，他便提笔写下了一辈子最长的一首诗《剥茧曲》，除去诗序不算，全诗共有七言166句。其中也有对好友闻一多被害的大恸，“就中蕲水激昂最，十年游艺风尘外。交得陇西亦美髯，气夺三军并充沛。正气豪强不两存，历朝忠鲠几孤魂。碧鸡月落凄凉黯，白马涛惊呜咽吞。卅载论交浑似梦，几番饮泣涕无痕。悬知浠水椿萱泪，挟得江潮潋滟奔。”这些饱含感情的诗句，将他的痛惜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