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一道昆明历史天空永远绚丽的彩虹 苏石 西南联大校址大门 　　提起抗日战争期间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人们就会肃然起敬。 　　因为这所大学，是抗战期间全国规模最大、成就显著的高等学府；因为这所大学，是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其影响至今仍在海内外回荡的大学。所以，西南联大在国内外教育界赢得了美好的声誉。所以，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言：“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国外有学者则说：“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所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依色雷尔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美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西南联大有如此之高的声誉，也使西南联大对人们说来成为一个有无数谜团包围着的大学。 　　翻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出版的六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我们从中惊讶地发现，对西南联大，我们确实还未曾了解有关她的不少史事、我们确实还未曾解开关于她的不少秘密。 　　　　　　　　一　联大奇迹 　　西南联大１９３８年４月至１９４６年７月在昆期间，创造了诸多的奇迹。 　　———抗战中，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组成的联合大学，除西南联大外，都是联而不合，不欢而散。只有西南联大，才真正做到既联又合，而且同仁们都认为满意。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奇迹。这一奇迹的出现，与西南联大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的通力合作有关，与三校教师的通力合作有关，与云南军政当局的庇护有关，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梅贻琦的举措，是形成联大精神和辉煌成就的关键。 　　———据１９３９年统计，联大有１７７名教授(包括少数副教授)，占全校教职工的２２．３％。教授所占的比例，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还高(该校占２２％)。据统计，联大１７０多名教授(含副教授)中，９７人留美、３８人留学欧洲大陆国家、１８人留英、３人留日、３名常委２人留美、５名院长均为留美博士、２６个系主任除中文系主任外有２５位为留学归来的教授。联大教授阵容之强，在古今中外大学中，堪称绝无仅有。   　　———联大是科学的摇蓝。联大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联大三校的教员们继承了三校的学术传统，对学术研究仍一本旧贯，没有丝毫懈怠。各位教员研究所得，除在三校的学术刊物上刊发外，要么在本校公开演讲，要么将稿件寄给中外杂志刊登。由于昆明纸价昂贵，加上印刷困难，联大教师的研究成果很难出版。在联大，冯友兰完成了《新理学》等具有重要影响的“贞元六书”，形成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金岳霖写出了《认道》和《知识论》两书；闻一多写出很有学术价值的《神话与诗》等著作；陈寅恪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华罗庚完成了巨著《堆垒素数论》，赵九章写出了我国最早的《动力气象学》讲义；陈省身对微分几何中高斯—波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朴学方面取得成果。 　　八年多里，根据《联大统计表》所载：“以西南联大结束时为限，全校一共毕业学生２５２２人(休学、参军者不计在内)，其中师范本科毕业生１７９人”在联大受过教育的有８０００多人。在联大的学子之中，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教授、专家、学者，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原自然科学的４７３名学部委员中，联大校友达１１８人，占总人数２４．９４％。他们是王竹溪、王湘浩、邓稼先、朱光亚、华罗庚、江泽涵、周培元、钱伟长、叶企孙、吴有训、朱亚杰、杨石先、唐敖庆、王世真、吴征镒、马查垣、王仁、马大猷、王补宜、刘仙洲等。１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建立时，共有学部委员６２人，其中联大师生有王力、向达、吴晗、金岳霖、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冯至、罗常培等９人，占１４．５％。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有８１名院士，其中联大有２６人，占３２．１％。 　　———联大是一块沃土。据不完全统计，联大校友解放后曾任和担任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宋平、王汉斌、费孝通、彭佩云、朱光亚、孙孚凌、何东昌、林宗棠等。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联大校友冯至、任继愈、吴仲华、朱德熙、王汉斌、马识途、吴征镒、刘东升、涂光炽、周天行、谭庆麟、朱德祥、杨绍鸣、刘极常、杨凤、陈良璧等１６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有联大校友周培源、韩咏华、马大猷、贺麟、江泽涵、申泮文、袁永熙、郝诒纯、李希泌、佘世光、王天眷、黄敞、江子励、谢光道、戴传曾、王传纶、陶鼎来、李振麟、李孝芳、池际尚、袁宗虞、孔令仁、李毓华、王宪钊、司徒愈旺、励承豪、关士聪、谷苞、滕茂桐等２９人。 　　还有一大批联大校友虽不是学部委员，但在我国的各个领域中享有盛名。如文学家马识途、作家汪曾祺、语言学家朱德熙、哲学家汪子嵩，经济学家刘国光等。 　　———联大还为世界造就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联大教授任之恭定居美国后，在微波光谱学等方面成果显著；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定居的联大教授吴大猷，在分子结构，光谱学等方面的研究也成果丰硕；联大教授陈省身在美成为了美国数学界的泰斗，联大学生林家翅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应用数学会会长。最令人骄傲的是，联大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于１９５６年一起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荣获１９５７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为炎黄子孙增添了光彩。 　　———联大是“民主堡垒”。国难当头，救国为先。联大师生发扬“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抗日战争中从抗日救亡到反对内战，掀起了踊跃从军抗日、爱国救亡、反内战争民主等民主运动的高潮。更为重要的是，联大的爱国师生顺应时代要求，先后发起了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１９３８年“九·一八”七周年时，与兄弟院校结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１９３９年１月联大千名学生发表讨汪通电，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罪行；１９３９年７月，联大师生积极参加“献金画展”和其它宣传活动；１９４２年１月６日，联大师生掀起“倒孔”运动等，使西南联大、使昆明形成为“民主堡垒”，昆明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和抗日大后方凝聚爱国力量的中心。在以后的斗争中，联大师生始终站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斗争的最前列；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日，在昆明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一二·一”惨案中，联大师院学生潘琰和李鲁连牺牲，联大等昆明４４所大中学校的师生们举行罢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一”运动；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５日，为了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和黑暗，西南联大教授，著名诗人闻一多继李公朴之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李闻惨案”成为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大暴露，引起了全国各地各界的强烈抗议。 　　 　　　　　　　 　　　　　　　　　　　　二　联大奇事 　　西南联大是一所奇特的学校，西南联大有许许多多奇特的事值得人们记忆。 　一路跋涉到云南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军大举进攻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战争一开始，日军凭据强劲的攻势，７月２８日攻占北京、１１月１１日攻占天津。为保持中华教育的国脉，奉教育部命令，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开学，１１月１日上课，长沙临时大学共设４个学院１７个学系，共有教员１４８人，学生１４５２人。理、法商、工三学院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文学院在南岳圣经学校上课。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１日上海沦陷、１２月１３日南京沦陷、武汉震动，长沙成为后防重镇，小东门车站被炸，学校不能安稳上课，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徒。 　　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时，女生体格不合格或不愿步行者，由长沙经粤汉线南下至广州、转香港、海防，通过滇越铁路来到昆明；其余约２００余人组织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来昆。 　　师生步行“长征”来昆，成为西南联大的一大壮举。 　　旅行团采取军事管理，由黄子坚先生负责领导，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分２个大队３个中队。同行教师有闻一多，许骏斋、李嘉言、李继侗、袁希渊、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黄子坚、吴征镒共１１人，组成辅导团。 　　艰难办学　１９３８年４月２日，教育部发出《关于长江临时大学改变校名的电文》全文如下： 　　国立长江临时大学：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奉院令已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合电令遵照。关防另行颁发。教育部汉冬。 　　１９３８年５月４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开始了在昆明的艰苦岁月。 　　１９３９年夏，新校舍(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址)落成，理、文、法商三学院迁入，按三校之旧恢复各科研究所。新校舍位于大西门外，负山附廓，无隔市廛，地即清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１９４０年，奉教育部命于四川叙永筹设分校，让一年级学生在分校上课，以防万一。是年１０月１３日、１１月３０日、次年３月２０日、８月１４日、８月２９日，联大师院、南北两院等均被日机多次轰炸。 　　１９４１年夏，昆明局势稍稍稳定，叙永分校结束，学生迁回昆明。８月，被称为“飞虎队”的美籍志愿空军总队进驻昆明，并于１２月３０日首次与日机交战，逐步夺回了昆明的制空权，空袭减少，师生们才大大舒了一口气。１９４２年，学生人数稍有增加，校舍更加紧张，经费无着。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三校奉命于１９４６年暑假后在北平、天津复校，１６００余人分别转北大、清华、南开继续学习。   联大师范学院仍留昆明、改称昆明师范学院(现改称云南师范大学)。 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７月３１日，梅贻琦在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 　　院系设置　联大的行政组织分为教务、训导、总务三个处。教务处分设注册组及图书馆(兼理讲义印刷事宜)，训导处分设生活指导、军事管理、体育卫生三组，总务处分设文书、事务、出纳三级。 　　联大设文、理、法、商、工、师范共５个学院２６个学系。 　　学生生活联大每年毕业学生甚少，致使毕业生年年供不应求，尤以理工两院毕业生最为抢手。联大各系和各所还招收了研究生，其研究生中有杨振宁等人。而联大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云南的李埏、施子愉、方龄贵等，都成了大名鼎鼎的学者。 　　联大的师生大多数来自战区，国破家亡，经济来源十分困难，十分之七八的学生只好依靠贷金及补助金维持生活。经济来源完全断绝者，则只有靠课余从事工作获得报酬来维持生计。联大兼差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兼差的学生进入各个阶层，最普遍的是担任中学教员和家庭教师，其它则有到报馆当外勤、作电灯匠、当秘书、作邮务员等，连昆明鸣午炮夜炮之事也被联大学生包了下来。 　　学生社团主要有学生自治会、三民主义青年团、各系学生会、各级级会，以及各种临时组织的学术讨论会。这些组织邀请学者名流作公开演讲、举办平民夜校、开展兵役宣传防空宣传等。更引人注目的是，师生们编演的戏剧《祖国》、《原野》、《阿Ｑ正传》、以及云南方言街头戏《放下你的鞭子》等，在募捐时劳军时上演数次，颇受人们欢迎。 　　在劳动方面，学生们清除校园中的荆棘杂草，开挖为地，种上蔬菜，以佐餐食。虽有公米可购，但食堂买不起柴菜肉食，致使不少学生营养不良。 　　为云南培养师资　西南联大在昆明，得到云南地方的大力支持，与云南地方之间建立并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投之以李报之以桃。联大对云南人民的深情厚谊，从多方面给予了报答。１９３８年，联大１９５０名学生之中，江苏籍学生最多达２４３名，西康和青海两省籍的学生则各省只有１名，而云南籍的学生达９７人，仅少于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河北籍的学生数。更有甚者，联大于１９３８年８月４日按教育部令增设的师范学院，于同年１２月１２日起开始上课。经协商，师院担负起为云南培养和训练师资的协议，并在招生中对云南学生给予照顾，适当扩大了云南学生的招生名额。１９４０年前，滇籍学生仅占１０％。至１９４０年７月，联大师院有本科生３６３人，其中云南籍学生就达１１６人，占３２％，居２０个省市籍学生数之首。同时，联大还不失时机地举办各种进修班、讲习班、专题培训班，请联大知名教授冯友兰、王力、雷宗海、郑天挺等授课，对云南师资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至１９４５年，师院中滇籍学生增至４４％，学生来自云南６３个县，遍及三迤。 　　“民主墙”在西南联大，以中共地下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同以国民党、三青团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之间，在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等问题上一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动派组织社团，出版《微言》、《大学论坛》等壁报，发表破坏团结抗日，进攻进步力量的言论。联大进步师生组织“冬青社”、“新诗社”、“文艺社”、“高声唱”合唱团等社团，出版《群声》、《冬青》等壁报，把联大新校舍大门两侧的墙壁开辟为“民主墙”，展开论辩。经过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１年春的反复较量，进步力量终于赢得了绝大多数师生的支持。 　　　　　　　　　　　　　　　三　联大奇人 　　西南联大的神奇，关键在于西南联大是由一批神奇的教授和神奇的学生组成的。 学校负责人与旅行团全体成员合影前排左 三为蒋梦麟、中为黄师岳、右三为梅贻琦 　　校长其人　联大的校长是谁?这是许多人确实想知道的。但是，联大组成常委会，由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人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这校长到底是谁呢?其实，在联大存在的８年里，由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时兼国民参政会主席，常驻重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则穿梭于重庆昆明间；故校常委会主席一职，基本上一直由梅贻琦担任，梅贻琦也成为事实上的西南联大校长。 　　西南联大办学办得火火红红，与梅贻琦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密切相关的。 梅贻琦早在１９３１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就独树一帜，倡导自己的办学思想。而联大的办学指导思想，我们可以从他的《大学一解》窥见。 　　梅贻琦有一句著名的名言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所著的《大学一解》，与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高校实行的“专才教育”是不同的。是书就主张：“大学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认为大学四年要做到“通专并重”是不易实现的，“专”是毕业以后再努力从事的工作。联大的“通才教育”以“学分制”为主体，配以“选修课制”、“共同必修课制”的教学管理体制，使联大学生受到很好的教育，为联大学生英才辈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联大的教授们　以１９４５年４月的工资计，教员中薪金最高为５８４４３元，最低为２８７６０元；职员最高薪金为５３０３６元，最低２３３４３元，但由于昆明物价飞涨，教职员一般入不敷出，负债度日者甚多。 　　有谁想到，潘光旦教授的《人才论》、《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两门新课，是在昆明西郊大河埂农民的牛厩楼上研究准备出来的，朱自清的《宋诗抄略讲义》、《文学批评》讲稿，是在昆明北郊司家营桂家祠堂小楼上写出来的。又有谁想到，昆明物价狂涨，联大执行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也不得不邀约一帮教授夫人做“定胜糕”，送到冠生园代售；文学院长冯友兰的夫人，在小学校门口支起油锅卖麻花……联大的教授和家人，在昆明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闻一多教授为生活所迫，除在昆华中学兼专任教员，以便每月可得一公石平价米外，还要挂起招牌，为他人刻图章才能维持生计，以致于他自己都说“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刻图章)道”。闻一多还立下心愿，抗战一日不胜利，他就一天不刮胡子，成了有名的“美髯公”。 　　青年教授华罗庚，１９３８年从英国剑桥大学回到联大执教，在昆明城郊农村过着“一灯如豆”、“危楼欲倒”的生活。 　　１９３６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的化学家黄子卿教授，回到联大过起“又典征裘又典书”的清贫日子。 　　昆明物价太高，生活无法维持，朱自清教授只好把妻子儿女送回成都，自己却从１９４１年起就两三年无钱回家，直到１９４４年暑假，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咬咬牙卖掉珍藏多年的碑贴，筹措了一笔路费，才回成都与家人团聚。 　　沈从文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出给学生们的作文题却十分具体。有一次，他给汪曾祺所在班的上一年级出的题目是《我们的小院有什么》、下一年级出的题目为《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结果，有几位学生写成的散文，居然还发表了。 　　既是先生，又是作家的联大教授们，则拿起手中的笔，写出了大量美文，屡屡见诸昆明报端，给战时昆明的文化撒下了一路辉煌。这些脍炙人口的佳作有：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孙毓棠的《十四行三首》、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朱自清的《蒙自杂记》、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沈从文的《云南看云》、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副教授卞之琳的《血说了话———悼死难同学》等，给云南文坛吹进了清新的风。     　　　　　　　　　　　　　　 四　联大奇闻 　　跑警报　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０年，联大的师生们和其它昆明人一样，三天两头就要跑警报，有时候一天要跑两次。敌机一来，预行警报、空袭警报之后，紧急警报一响，联大师生就沿学校旁的古驿道跑进山上树林中壕沟里，躲藏好后，有的带上两本书仔细阅读、有的干脆约上几人打起牌来。汪曾祺先生于《跑警报》一文中，例举了联大师生跑警报跑出的不少趣事：其一是跑警报为谈恋爱创造了机会。学生中不少人是男女相约成双成对地跑，许多人还真的跑出了真感情，也有人跑来跑去给跑散了，故而有人在防空洞上曾写有一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其二是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都提了一个很小的手提箱，不少人以为这其中肯定是装了什么金银财宝，其实，箱内装的他视为比金银财宝还重要的东西———他的女朋友写给他的———情书。 　　“八宝饭”　联大学生住的是土墙茅茨或土墙铁皮房，听课坐的是“火腿椅”，生活是十分艰苦。联大学生大多只一袭青衫或一套卡其布服。少数同学有一件破旧的西装，就是惹人注目的华服，以至同学进城时就总是找他们借上穿上。但师生们苦中作乐，于几个颇为流行的词语上可见一斑：学生们吃的是掺带了谷子、稗子、砂子的糙米饭和清水煮白菜这类无盐无肉的菜，学生们就幽默地称所吃的饭为“八宝饭”；鞋底通了，同学们就称之为“脚踏实地；鞋的前后都有了破洞，同学们就称之为“空前绝后”。好在是在昆明，联大贫穷的学生们还可以省一点开支———昆明天气温暖，大家都不穿袜子，也很少穿棉衣，着实省了一笔钱。 　　几个教授同时开设一门课　联大在教学之中，充分体现出学术自由来。其最让人有印象者，莫过于同一门课程，有几个教师同时开设。而各位教授讲授的内容、观点、方法，却各不相同，学生们想听谁的就听谁的，使学生们受到了不同学术风格的熏陶。如《中国通史》一课，雷海宗、吴晗都在讲授，雷按编年史的方法讲授，讲课时只带几条粉笔，滔滔不绝地讲述；吴则按政治、经济等分类的方法，从秦始皇到清末２０００多年贯串起来，再从横的方面分出专题来讲述。中文系的《庄子》课，刘文典、闻一多都在开设；《楚辞》一课，闻一多、罗庸、游国恩三位都在讲授。一门《哲学概论》，金岳霖和贺麟在讲授。一门《统计学》，杨西孟和戴世光在讲述。 　　图书馆前排长龙　联大学生在昆明，连吃饭都成问题，就更不敢奢望买好书了，再者珍贵的图书在昆明也无法买到。学生读书，便只好救助于学校的图书馆。联大图书馆原有中文书３３９１０册、西文１３４７８册，因无钱购书，每年只能新增图书约５００册。但图书馆前，一大清早便有学生排起长龙，到开门后进去抢占座位。后来的学生，没了坐处，只好面壁而读。图书馆挤不下了，有的学生就一人或三五好友来到茶馆，叫一杯茶，外带葵花子或花生米，带上讲义笔记和各自的灵感，一边读书一边讨论，常常是茶泡得一点颜色都没有还不忍离去。 　　“十二除二”　一位四年级学生选修了十二个学分，考试时却有六个学分不及格，按联大规定要令其退学。这位同学去找到梅贻琦常委，想请他通融一下。梅氏却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自己把十二用二除一除”。就这样，这位同学被联大除掉了。 　　三绝碑　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到校园后山(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角)举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这块碑由当时著名的大手笔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纪念碑碑文１１００余字，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阐述了联大可以纪念的四个方面，通篇洋溢着浓厚的爱国热情，高度颂扬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取得的空前伟大的胜利，充分抒发了对“我国家”未来“旷世伟业”满怀信心的壮志豪情，气势宏伟，让人一诵难忘，被称之为“三绝碑”。 　　校训校歌　联大校歌的出台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联大成立后不久，教育部正命令各校呈报“校歌校训”，并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３日再次训令催促，“限一个月内将办理情形及校歌校训呈报”。１０月６日，联大第８９次常委会决定成立“编制本大学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为主席，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不久，罗庸写出一词谱上曲提交讨论，歌词被接受了。一月限期过去，委员会只好转而先将校中“刚健笃实”于１１月２４日奉上。２６日，常委会确定以“刚毅坚卓”四字为校训，并于１２月２日向全校公布。这是综合原北大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大校训“公能”而成的新校训。在这前后，冯友兰又写下一首现代诗体的歌词。词有二，曲谱经过类似“征谱”的活动，沈有鼎、马约翰等都为二词各谱一曲，朱自清所请的张清常也为二词谱了曲。经反复比较，１９３９年６月３０日，校歌委员会决定采用罗庸词、张清常所谱曲的《满江红》作校歌。７月１１日，联大常委会通过了这首校歌。１９日备文向教授部呈报。令人吃惊的是，１２月２日，教育部来了一个训令：“该校校歌之曲谱系西洋成曲，似未能表现校歌特具之精神，令即另行作曲配词……”。联大对之不加理踩，校歌于是流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