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6年，西南联大像一颗流星，在中国历史上划过灿烂的一笔。《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里，记录了西南联大众多名师大家在寒微艰辛的生活里言传身教、治学育人的故事，读来令人感佩。

　　费孝通摆摊卖碗茶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由于社会动乱，薪金微薄，为了一家人的温饱，教授们课余时间，不得不到社会上去打工兼差，增加收入。有的教授则自己做起了生意。
　　那时运气最好的教授们，可以到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兼课，或者到报社当编辑、记者、撰稿人，凭自己的名气挣钱。费孝通博士那个时候就在自己任教的云南大学门口，摆了个茶摊，卖大碗茶，来喝茶的人中间，有不少是他的学生或者同僚。
　　著名作家沈从文由于作品充满一种湘西农村的田园气息，缺少更深刻的现实矛盾，常常被人误当作不问政事的清高文人。事实上沈从文一直过着一面教书一面卖文的生活。为了维持生计，这位在许多人眼里的清高文人，曾经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卖文广告。推销自己，在当时实属一种十分大胆的举动。

　　朱自清“教授”拒乞丐

　　联大怪人朱自清在昆明留下的轶事非常多。有一次，一名乞丐在大街追逐朱自清先生乞讨，朱先生被纠缠得无可奈何，便回头甩了一句话：“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
　　这个故事传到学校里，于是其他教授也如法炮制，用同样的方法对付跟他们乞讨的叫化子，别说，这一招还真灵。那个年头，只要乞丐们一听说那人是教授，顿时兴趣索然。再后来，还有一位教授用同样的方法，把上门行窃的小偷也说退了。“我是教授”这个故事，在昆明城里便有了几十个版本，每个版本的主人公各自不一，可“知识产权”当属朱先生拥有。

　　闻一多、华罗庚“同居”

　　当闻一多听说华罗庚一家大小6口人还没有在城外找到住的地方，便主动邀请华罗庚一家到陈家营与他同住。此后，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共14口人，在一间阴湿的、只有16平方米的偏厢房里共同生活了将近一年多，人均占有空间不足1.2平方米。闻一多一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一家住屋子西头，两家中间挂一块碎花布相隔，原想互不打扰，可半夜华罗庚的小儿子尿床，可以一直湿到闻一多家这半边。雨天到来的时候，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饭碗、尿罐集中起来，抵挡雨漏。
　　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岁月里，如此相依为命的，又岂止是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呢？后来，华罗庚先生写了一首七言小诗，真实描绘了他们在陈家营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

　　挂布分屋共容膝，
　　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众教授制定“金石润例”

　　闻一多在联大教授当中，孩子多，负担更重。开头几年，他为了填饱肚子，几乎变卖了家里一切能够变卖的东西。而后闻一多到昆明当时最有名的一所中学教课，然而只教了一年，就被学校当局以“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的罪名开除了。
　　迫不得已，闻一多只好帮人刻印治章，换两个老米钱。不过那种靠熟人关系弄来的小生意几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情急之下，闻一多准备了一张桌子，打算到五华山下面的逼死坡去摆摊。逼死坡过去云南人叫它鼻屎坡，后来据闻一多考证应该是逼死坡，当年南明永历皇帝被吴三桂逼死在这个地方，云南地方当局有人赞同这种说法，于是在坡头立了一块碑，上书“逼死坡”三个字。
　　然而，闻一多的治印摊只摆了一天，就被人给劝回来了，认为大教授在街上摆摊有失学校体面。可是不摆摊，闻一多一家大小可怎么活？最后经过争执，还是校长梅贻琦同意、由他本人和联大另外11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发表治印广告，让他在家里代人治印，免受摆摊之苦。文中称：“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始源，海内推崇……”
　　教授们还在广告中，为闻一多制定了“金石润例”，规定“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润资先惠，七日取件。”
　　他的学生们主动为他作免费经纪人，为他在外面揽生意，接待上门求印者。

　　吴大猷夫妇相濡以沫

　　吴大猷先生早年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他的博士论文《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结构》，对现代物理的影响十分重要，东、西方的许多物理学家们在走上诺贝尔物理学领奖台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位从未去过斯德哥尔摩的东方物理大师。
　　吴大猷的妻子患有严重的肺病，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吴大猷听说喝牛肉汤能够治这种病，便每天到菜市场买牛肉来熬汤，送到女生宿舍给他的未婚妻当药喝。吴大猷的执著，打动了那位病中少女的芳心，回国以后，两人马上结为终生伴侣。
　　然而，到了昆明以后，教授们的生活越来越拮据，吴大猷的薪水，再也买不起一碗牛肉汤了。为了病妻的身体早日康复，有时吴大猷不得不化装成贫民，到菜市场上去捡剩下的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当地的回民们得知吴大猷捡剩牛骨头是为了给妻子治病，都很感动，常常把一些剩牛骨头专门为他留着。然而，当地的回民们哪会知道，这位常常来捡牛骨头的广东青年，当时已经是一个半只脚踩在诺贝尔物理学奖门坎上的大科学家了。
　　有一次，日军飞机轰炸昆明，把吴大猷夫妇赖以栖身的小茅屋震倒了大半边，土墙倒下来，压碎了吴大猷夫妇装粮食用的瓦缸，瓦缸里的半缸面粉和泥土、碎瓦块混在一起，吴大猷夫妇再没有一分闲钱去买米买粮，他的病妻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办法，把泥沙和淀粉洗掉，把洗剩的面筋留下来，作后半个月的口粮。
　　美国友人李约瑟先生曾这样评论当时这些中国教授：“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常常闻名于欧美而不得一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