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南渡记》，等了十多年才等到这本《东藏记》，宗璞因疾病影响，计划中的长篇四部曲“野葫芦引”才写成一半，仍给喜欢这一作品的读者留下渴望。　 
     “野葫芦引”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南迁昆明的明仑大学的故事，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渡记》的故事在北平，《东藏记》则到了昆明。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北平大族吕家三姐妹素初、绛初、碧初，三位女婿严亮祖、澹台勉、孟樾，他们的子女及众多亲友、师生、同学。这是那种拿起来放不下的小说，有中国旧小说那种故事性，中国戏剧那种起承转合，看了《南渡记》想看《东藏记》，现在又等着后两本。翻开书本，很像是在看才子佳人小说，人物个个郎才女貌，处在复杂的家族关系，交错的情感纠葛之中。宗璞的不同，在于给她的人物灌注了一种明朗向上的精神，这便是以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孟樾为精神核心的师生们身上凝聚着的西南联大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民族气节、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    
     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上，西南联大是特殊的一页，也是极其闪光的一页。每次到昆明，我总要去西南联大的旧址看看，那坑坑洼洼的红土小径，那铁皮屋顶、泥土地面、有窗没玻璃的平房……五十多年前，站在这些简陋校舍讲台上的教员中有朱自清、冯友兰、、江泽涵、汤用彤、吴晗、吴大猷、吴有训、陈岱孙、陈省身、陈寅恪、张奚若、金岳霖、周培源、钱穆、钱钟书、潘光旦等许多中国知识界响亮的名字。宗璞笔下的孟樾、萧澂、庄卣辰就是这些人的艺术形象。    
     这些校舍中培养出的学生有人牺牲在抗日战争的疆场，有更多的人成为日后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和学术领头人。有资料统计：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８０年中国科学院选有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４７３人，西南联大师生当选的有１１８人，占总数四分之一。此外还有有世界声誉的杨振宁、李政道……小说中的年轻一代大概就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    
     联大师生在国难当头时迸发出为民族复兴、为国家强盛而教而学的精神力量。“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联大校歌）陈寅恪先生目疾近于失明仍执教不辍；钱穆先生在空袭警报频来中凭记忆写成了两卷本的《国史大纲》；还有闻一多先生蓄须以明抗日之志……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后说，他对现代物理学的鉴赏力是当年在昆明求学时养成的。有过西南联大生活的人多半会刻骨铭心，作为有这样经历的知识分子、作为情感丰富的女作家，宗璞大概无法不拿起深情的笔。虽然有清淡中透着缠绵的情节，虽然有看自然而又优雅的语言，好像有《红楼梦》中的人物，也好像有张爱玲的故事，但倾注了精神境界的情节、语言、人物、故事都是宗璞的，都是“野葫芦引”所特有的。    
     宗璞在《东藏记》的后记中说，她身体状况很差，亲友们在她的写作问题分为两派，“一派从我的健康出发，劝我搁笔。一派偏爱《南渡记》，认为不写完太可惜。”宗璞自己说：“写下去是我的责任。”作为读者，我真心希望她身体好起来，把小说写下去，很多人在等着看《西征记》、《北归记》。    
     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但五十多年前日日夜夜仍铭记在许多人心中，指引着更多人的生活道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宗璞在“野葫芦引”中所褒扬的西南联大的精神便是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和最可宝贵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