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全国激愤。闻一多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他创作的著名爱国诗篇《七子之歌》，在20世纪末澳门回归祖国时唱响中华大地。为了纪念父亲，闻一多之子闻立雕和夫人杜春华出版了一本《闻一多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以亲身经历生动地叙述了闻一多先生不平凡的一生。8月28日，本报独家采访了78岁高龄的闻立雕先生，听他讲述他和父亲的故事———

    我们全家对青岛怀有无限的深情

    记者：闻一多先生曾于1930年到 1932年间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现在中国海洋大学内的闻一多故居和雕像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能否谈一谈您记忆中的闻一多先生在青岛的一些轶事。您是否回过青岛，看过“一多楼”和雕像？

    闻立雕：父亲在青岛大学教书时我才 3～5岁，后来从别人的书或文章中知道父亲在青岛时期的一些轶事，但自己脑子里没有这方面的记忆。青岛是个美丽的城市，又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城市，我们全家对它都怀有无限的深情。我先后去过两次，两次都去看了“一多楼”和雕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楼里乱糟糟的，好像还住着人家。第二次去，情况有些好转，门上上着锁，尽管进不去，我仍备感亲切，围着楼转了转，最后在雕像前留了个影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父亲为补贴家用深夜治印熬红双眼

    记者：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在许多文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闻一多先生生活清贫，家里孩子多，曾经靠治印补贴家用，对于那段生活，您记忆中是怎样的呢？

    闻立雕：不错，许多人都知道，抗战中后期闻一多家的生活的确是困难到了极点，他不得不拿起铁笔刻章治印以补贴家用。其实，到了父亲熬红双眼，在深夜里咯嘣、咯嘣地刻章治印时，我们家的日子已经度过了最低的低谷。真正最苦、最困难的是1941～1943年期间。那时候父亲的薪金领回来，十天半个月就用了个精光，剩下的日子全家人没米下锅，嗷嗷待哺。

    历来解决生活困难无非开源节流两种办法，就当时我们家来说，开源就是父亲千方百计去搞钱，例如预支薪金，寅吃卯粮；向朋友借；加强自己的劳动强度，到别的学校兼课，写文章挣点稿费，给人家做报告拿点车马费，甚至拿起多年不拿的画笔，给人画广告；这些办法还不行就卖衣物，家里一切可卖的东西全卖光，甚至父亲穿在身上的狐皮大衣也脱下来拿去卖（后来在母亲的坚持下取了回来），正在使用的书也卖了，父亲难过地说：“唉！教书人把自己心爱的书也卖了！”为此他心疼得一顿饭没吃好。

    节流，就是节省开支，其他一切生活支出都尽最大可能压缩，重点保肚子。穿的，一律不买新的，破了补，大孩子穿了小孩子穿；用的，不买书不买报，不看电影不看戏，不坐车靠两条腿，父亲每次进城讲课（当时因躲警报，住在乡下）来回三四十里，有车也不坐，硬是走去走回。重点保肚子也是只保证有最下等的红糙米，菜则是白菜、萝卜、豆腐渣之类的粗菜，十天八天看不到一点点肉渣子，把豆腐当肉吃，父亲还说这是白肉，营养价值大！有时甚至只有一碟咸盐，一块豆腐乳，几支干辣椒。

    类似的情况说来话长，不多说了。那时的情况，没有经过那一段历史的人，很难想象，很难体会，可我们这些老家伙却是很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