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五个文人和五座城市的战争:闻一多的变与不变 | |||||
| 作者：汪 伟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4-13 | |||||
|
 周作人  张爱玲  闻一多  傅斯年 八年抗战，中日两国无数的城市中，被战争改变命运的人，何止千万。人的命运似乎应该是战争的目的，后来却变成了战争的枝节。文人的命运亦不过如此。他们有知识、有话语的便利，总在叙述历史、传输智慧，替人类总结经验。然而，他们被战争改变的命运会不会变成今人智慧的一部分？谁知道呢。 闻一多的变与不变 昆明：昆明在战时属于后方，日军进行了一些效果不大的轰炸。1938年，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搬到昆明，使昆明成为战时人文荟萃之地。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战前为清华大学教师，随校南迁至长沙和昆明。 闻黎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 战时离乱中家庭失散的不可数计。抗战期间，闻一多夫妇带着5个孩子，从北方辗转中南和西南，行程数千里没有失散，但闻家保姆却与同在闻家做厨师的丈夫失去了联系。 翻开闻一多写给厨师赵师傅的信件，闻一多让赵师傅把家中的藏书和冬天的衣物寄到武汉。 “七七事变”发生时，闻一多的妻子带着两个较大的孩子在湖北探亲。闻一多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离开北平，与妻子会合。当时他判断这场战事不过是局部战争，大概会通过和谈解决，因此过冬的衣物、妻子的首饰和藏书都留在身后，随身只带了两部书稿。家则留给厨师赵秀亭照料。没想到，日军进驻清华园后，赵师傅杳无音讯，下落不明。这次南下也成了闻一多与北平的诀别。 1937年闻一多在北京休年假。他向学校申请了一名助教，想在休假期间编一部《毛诗字典》。这位1920年代的著名新诗人此时把做诗的热情大多转向了学术。5年前他从青岛大学到清华中国文学系任教，在大师云集的清华文科，学生并不买诗人的账。据吴组缃回忆，闻一多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他们这些学生就在底下搓脚作声，表示对诗人教授的不屑。闻一多为此深受刺激，激起了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雄心。和他在清华学校期间的朋友罗隆基等人相比，曾经热情高呼“这不是我的中国”的闻一多，对1930年代的政治十分疏离。 “九一八”之后，闻一多正在青岛大学出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屡因对政治问题看法不同，与学生发生冲突，心情郁郁不欢。 闻黎明谈到闻一多此时的心境时说，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当时对国民政府抱有很大希望，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在当时国际政治的框架之下政治解决。因此与学生关系紧张，让闻一多心情沉重。1932年他离开青岛，回到北平。清华请他出任中国文学系主任，闻一多就坚辞不就了。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后，中日签订《塘沽协定》。日本的对华战略意图已经明显。北平局势微妙。闻一多专心撰述，对文人论政表现得毫无好感。 他与罗隆基多年交好，两人在清华同处9年之久，但闻对罗在《益世报》上的激烈言论深感不满。1934年曾说，当官之道无非两条，“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指责罗隆基激烈议政，目的是“逆取”。 “七七事变”开战不久，炸弹丢进了清华园。飞机在学校附近低飞，四处人心惶惶。清华教授纷纷搬进了城。闻一多烦恼之下，索性趁早离开了北平。他离开不久，7月29日，日军攻占北平。9月，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成立联合大学。 闻黎明：战争改变了我祖父的一生。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两种气质，学者的气质和文人的气质。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处在于学术，但往往不能对世事忘情，不时要出来对现实政治问题发表议论。我的祖父也不例外。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学术是他的终身事业，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慷慨激昂的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中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在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中，因为“君”的观念到他们那里已经虚化了，爱国的思想因此更加突出。至于他后来受到学生的欢迎，和他性格敏感、言论激烈、好走极端不无关系。 直到流亡武汉期间，闻一多不愿置身政治的观念仍然未变。闻一多的好朋友顾毓琇在教育部任次长，教育部邀请闻一多到咨询委员会中任职。家眷都在湖北，闻一多能去教育部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闻一多还是拒绝了顾毓琇的邀请。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继之告急。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闻一多一路步行1300公里到昆明。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学生情绪都很好，仿佛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问题的”。他念念不忘的是，“到昆明后，有一个能给大家安心读书的环境。大家似乎都不大谈，甚至也不大想政治问题”。 闻黎明：1937年9月28日，昆明第一次遭到轰炸。我父亲与伯父正在小学读书，家里让保姆去接他们，没料到一去不回。祖父十分着急，自己也跑去接孩子，到了学校才知道，学校已经组织学生走了。回来的路上，飞机来了，祖父站在屋檐下，结果一片瓦片坠落，以致头部受伤。 为了防空，祖父曾与冯至以及叔祖父闻家驷全家住在一间山洞里。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落在洞旁，幸而没有爆炸。一旦炸弹爆炸，山洞倾塌，难免将人埋在里面。有这次侥幸逃生的经历，全家搬到昆明城外，与华罗庚同居一屋。环境非常简陋。两家只隔一块布帘。华罗庚就在这里写出了《对数论》。直到1939年8月清华恢复文科研究所，祖父再次带领家人迁居。在昆明，联大教授这样动荡不安绝非闻家一家如此。 闻一多到云南后，愈发潜心学术。在蒙自，他在教授朋友们中赢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著名称号。生活之苦他并不以为意。认为后方再苦也不会甚于前方，应该理解国家的难处。 闻黎明：1941年，局势很困难。最艰苦的时候，祖父当掉了自己的皮衣，没想到回来的路上即感冒了，祖母大怒，祖父只得又把皮衣赎了回来——但这件衣服后来还是没有了。最困难的时侯，家中没钱买柴，早上父亲必带一群孩子到一条河边去洗脸。后来，祖父就开始替人刻图章养家了。 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其中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说法，让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长大的闻一多震惊。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洛阳、长沙、衡阳、桂林，一路失守，难民如潮涌往后方，更激起了闻在内的知识界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军事危机最终引发了政治改革的呼声。知识界对军事受挫和自身赤贫的反思，最终上升到了政治反思的层面。 一向冷漠于政治，曾以“君子群而不党”为由，拒绝吴晗让他参加政党的提议的闻一多，也在此前后加入了民盟。他的心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火上房了，谁来救火都行”。进入民盟后，闻一多的极端性格仍然如故，虽然资格并非最老，但在党内声音总是最大。 还不光是党内。在李公仆的追悼会上，他何尝不是如此？他遇害前不久说，“政治问题诚然是暂时的事，而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暂时的难关通不过，怎么达到那永久的阶段呢？”他觉得，“政治上了轨道，局势一安定下来，大家自然会回到学术里来的。”闻黎明说，闻一多的思想变化，与当时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变化一致。只是，他表现得更极端。- “傅大炮”的眼光和脾气 重庆：1935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颁令，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于1937年11月定重庆为战时首都，1940年再定重庆为陪都。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历史学家。抗战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曾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夜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代校长一年。 傅国涌：著名学者。 战争期间，傅斯年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敢怒敢言，人称“傅大炮”。因为弹劾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一事，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留下一段有名的对话——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如此耿介、自信，是傅斯年的一贯风格。这场战争让历史再次染上了这位“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火烧赵家楼的干将的个人色彩。 “我替倭奴占了一卦” 抗战时期，傅斯年观察时局头脑清醒，有大局观，有历史感，学者傅国涌梳理了傅斯年关于中日关系的言论著述，认为其对时势的洞察把握，尤其为人称道。 傅国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斯年发奋著书，出版了《东北史纲》，以证明有史以来东北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他在《独立评论》、《大公报》发表一系列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当年8月，他撰文判断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希望与日本谋和乃是做梦，他认为如果要中日和平，除非满足日本的欲望，即使接受他们的“最小限度”的条件，也等于是奉送中华民国。所以他认为对日只有降和战两条路可以选择，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就是以人人当求必死的决心奋起抵抗。我们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 这是傅斯年对中日关系的基本判断。此后，他多次重申，中国无路可走，只有就地抵抗，只有有组织地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他分析当时的局势说，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陆海军强大的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日俄、日美之间的关系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中。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 他不仅洞察日本侵华的野心，而且认定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最后还是要抗战到底。此可见他的史家眼光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再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估计战争走势。他认定日本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中国感觉调动困难。 傅斯年认为，日本人的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最终失败。“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傅国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他意料之外，早在抗战18个月后，1939年初他撰文，呼吁只要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就不能维持下去。1944年7月9日，正值豫湘桂大会战期间，日本发起最后一轮猛烈进攻，连下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傅斯年却发表《我替倭奴占了一卦》，引用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判断这是日本万不得已的下策，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大陆上的地位，等待时机向盟军求和。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中国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他直言自己军事上的乐观，认为“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 同样是史家，老一辈的史学家陈寅恪从清华园西迁至云南蒙自后，做诗说：“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以中国历史上晋、宋、明三次南渡为例，唯恐难以北归。这是陈寅史家的眼光。傅、陈二人对局势判断如此不同，只能说两代史学家观察的角度有别了。 参政不做官 傅斯年从未在重庆政府任职。只是从1938年起，担任了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向来不愿从政，但抗战如救火，他视同征兵，义不容辞。 这个战时“征召”的参政员脾气很大，决不尸位素餐。 傅国涌：从1939年到1945年，他在参政会上或以提案、或以提问、或以口头询问、或以质询等方式，就财政、内政等问题向炙手可热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心人物之一孔祥熙提出尖锐的质疑，“傅大炮”的称号因此而来。从1938年起，更几次上书蒋介石，直言豪门权贵、长期掌管着国库钥匙的孔祥熙不仅自己贪得无厌，而且纵容家属和部下贪污腐败，他从物望、才能、用人、家风及内政、外交等方面指出孔祥熙不适合担任行政院长，劝蒋把他换掉。 如此，才出现了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时那一段精彩对话。 1944年，劣迹斑斑的孔祥熙终于被轰下台，其中就有傅斯年多年的呼号努力在内。由此不难看出傅斯年的道义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抗战甫一胜利，1945年10月，傅斯年从重庆赶到昆明，就任西南联大常委，一个月后才返渝。此时西南联大的局势，已非初去时“跑警报”、“泡茶馆”，“笳吹弦诵在春城”的平和景致。早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政治腐败和物价飞涨、教授赤贫，使得昆明的教授们越来越激烈地批评中央政府，要求实行政治改革。 傅斯年回到重庆没有几天，昆明发生了国民党特务炸死学生的“一二·一”事件，傅斯年随即赴昆明调解学潮。 傅国涌：傅斯年处理“一二·一事件”后的学潮应该说是成功的，他在不伤害学生、教授的原则下、通过教授会议的渠道平息学潮，最后以国民党当局向学生妥协告终，显示出他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品质。他赶到昆明的当天就对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说：“我代表学校当局，对于这次屠杀事件不胜其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现在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了。”“你杀了同学，比杀了我的儿女还要使我伤心。”他对学生的感情已包含在这短短几句话当中。 许纪霖亦认为，处理“一二·一事件”可见傅斯年的才干。在这种“走钢丝”的关键时刻成功走到了彼岸，但在代理北大校长一年的时间里，他的“大炮”本色为历史增加了纷繁的歧义。 傅国涌：抗战结束后他代理北大校长，赌咒发誓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考古学家容庚给他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他丝毫不为之所动。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他就对不起跋山涉水远去西南边陲的教授和学生。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像 |
|||||
|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
|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
| 最新热点 | 最新推荐 | 相关文章 | ||
| 没有相关文章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 |
 |
版权 Copyright© 2002-2005 PowerEasy V4.03
网络供应VS虚拟主机提供：68互联【赞助：罗承】站长：龙美光 昆明江岸小区.云南民族中学 邮箱：longmeiguang@163.com 邮编：650221 滇ICP备05002034号 站长电话：0871-6599831 站长邮箱 站长声明 QQ：378179163 |